【摘要】馬丁·路德在譯經過程中賦予“Beruf”一詞以“世俗職業(yè)”的涵義，這在事實上大大拔高了世俗職業(yè)的倫理價值，推動了世俗職業(yè)天職觀的建立。卡爾文派憑借其上帝預定論的教義加之于信徒的強大而復雜的影響，在客觀上促使入世禁欲的理性生活方式的建立。入世禁欲體現(xiàn)并作用于資本主義營利過程中，使資本主義精神最終確立。然而，新教倫理的背景卻從形成了的資本主義秩序逐漸淡去，資本主義世界缺乏精神指引，陷于庸俗、享樂和功利主義的境地。
【關鍵詞】天職 禁欲 新教倫理 資本主義精神 現(xiàn)世生活 卡爾文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在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一書中，“天職”與“禁欲”兩個概念對于其探討新教的宗教倫理與現(xiàn)實的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簡言之，“天職”（德文Beruf）將世俗職業(yè)的倫理價值拔高到與宗教同等，“禁欲”則使得新教徒以理性的方式徹底改造了現(xiàn)世生活。二者處在宗教與現(xiàn)世生活交界的樞紐位置，搭起了連接彼岸與此岸的橋梁，分別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促進資本主義精神建立發(fā)展的擔綱者。當然，二者之間及其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本文試圖以《新教》書中“天職—禁欲”在不同時期的作用變化為主線，闡述新教倫理如何塑造資本主義精神。
主題與方法分析
《新教》所討論的問題在于：宗教因素是否在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發(fā)展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如果是，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產生機制如何。為了使后文主要關注宗教意識層面的分析能夠基于合理前提而展開，韋伯在文章開頭，即對于該問題研究中的錯誤方法—“天真的歷史唯物論”①和簡單、線性的觀點—給予了猛烈的批判。這在事實上表明了韋伯的研究方法和觀點：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相當復雜，精神意識層面的事物同樣能對他者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試圖為任何現(xiàn)象找出一個最終的經濟層面的原因的做法是荒謬的。“對于歷史真相的解明，兩者（指唯物論與唯心論）是同樣可能的，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來作研究的準備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結論，那么，同樣會是一無所成。”②這種對精神力量—具體言之即是新教教義所產生的力量—高度重視的研究方法，貫穿于《新教》全篇。
天職觀念的產生與影響
將“無休止地賺錢”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這樣一種在中世紀被普遍認為齷齪貪婪的做法，在資本主義的產生初期，竟然成為資產階級的精神指南。如此有悖傳統(tǒng)的現(xiàn)象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從某種程度上講，“Beruf”一詞意涵的轉變，也即世俗職業(yè)“天職觀”的確立，在其中發(fā)揮了首要且無可替代的作用。馬丁·路德在翻譯《西拉書》時，將原先僅僅具有“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宗教意義的德語詞“Beruf”，首次賦予其“世俗職業(yè)”③的涵義。此前只有宗教圣職才具有的“天職”觀念，相應地被移用到了世俗職業(yè)中來，世俗生活中責任的踐履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成為其后資本主義精神得以產生發(fā)展的一個前提。
這種變化有其內在的思想基礎。隨著路德因信稱義思想的發(fā)展，他對于傳統(tǒng)“自私冷漠”的中世紀修道院生活越發(fā)感到抵觸，反而認為世俗的職業(yè)勞動是符合“鄰人愛”教義的行為；并指出，按照神意“履行世俗義務，是討神歡喜的唯一之道”。④而“榮耀神”正是基督徒的天職所在。因此，在神面前，所有職業(yè)具有同樣的價值。如此，路德事實上將世俗職業(yè)的道德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卡爾文派等其他新教教派主張“入世禁欲”并將這種精神成功應用于資本主義經營，從根源上講，都離不開世俗職業(yè)天職觀的確立。⑤
然而路德的改革成效很大程度上也僅限于此。在路德的宗教思想中，現(xiàn)世的一切都是神意的體現(xiàn)，基督徒服從現(xiàn)世的秩序，固守所從事的職業(yè)，才是絕對遵循神意的表現(xiàn)。路德新教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主張因信稱義，反對天主教的憑借善功稱義，而禁欲自制的做法與憑借善功稱義的天主教義在很多方面有類似之嫌。因此，路德理所當然地排斥了入世禁欲的做法，未能將這種進步了的天職觀更大程度地從宗教層面轉向職業(yè)性的入世苦行。真正將天職觀在現(xiàn)世中發(fā)揚光大，并直接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建立的，是卡爾文派。
入世禁欲的產生與系統(tǒng)化
入世禁欲的重要思想基礎，在于卡爾文派教義的核心—上帝預定論。卡爾文認為，“被揀選”者與“被拋棄”者的命運早在創(chuàng)世紀以前已經注定，而這完全源于神不為人知的意志，目的只是在于讓神的榮耀得到稱贊。⑥這種命運不能通過天主教所主張的“善功稱義”而得到改變，個人是否有信心、愛心和善行對此也無能為力。
這種特別救贖的預定論造成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上帝被認為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基督徒生而為人的目的即在于盡己所能以增加神的榮耀。而神所要的是基督徒按照他所定下的定律與秩序，完成社會事功。因此，基督徒為了求取神的喜愛，必須積極從事現(xiàn)世勞動以完成事功。“時間無限寶貴，喪失每一刻鐘就是喪失為增耀神的榮光而勞動的每一刻鐘。”⑦娛樂、縱欲等一切虛擲光陰的行為，顯然是與更好地完成事功相違背的，因而被排斥在外，入世苦行成了榮耀神的最好手段。另一方面，對于個人來說，是否被揀選以及如何知道是否被揀選，成為始終縈繞心頭的最大問題。根據“義證說”⑧，信徒為明確是否得到救贖，必須證明自己的信仰是“有效的信仰”，召喚是“有效的召喚”。而在排斥感覺與情感的卡爾文教義中，這種證明只能憑借基督徒用以“榮耀神”的生活方式—社會事功—來證明。⑨善功與成就不能作為被揀選的依據或資本，而是被揀選者的一種表征。信徒雖不能借此得到上帝拯救的確信，但可以通過在現(xiàn)世的努力奮斗完成事功、取得成就，來解除對被揀選與否的揣測不安。這給了新教徒以入世苦行的強大心理激勵。由上可見，兩方面的影響最終都推動了新教徒入世禁欲，在現(xiàn)世職業(yè)中努力奮斗。
卡爾文派的貢獻不僅在于推動了入世禁欲觀念的產生，更在于將這種苦行的生活系統(tǒng)化、理性化，并使之成為現(xiàn)世生活的基本準則。卡爾文教教義凸顯了上帝的無限性，使人感到“內在空前的孤獨感”：被揀選與否早已前定，唯有被揀選者才能與上帝在靈魂上取得溝通。牧師、圣禮、教會都無法窺測或改變上帝的意志，因此也都不可能幫助他解除這種莫大的孤獨。甚至連神也不能，因為“特選救贖說”早已規(guī)定基督只為預先選定的人流血殉難。故此，卡爾文派排斥一切感官或情感的要素，廢除懺悔告解制度，因為神的無限性早已決定，這些不僅絲毫無助于自我救贖，而且只能帶來更深的罪惡。
天主教承認，人可以憑借善功得救。這就意味著人可以通過為惡后的積極行善來彌補先前犯下的過錯。這就形成了一種犯罪、懺悔、贖罪、再犯罪的循環(huán)。人性中固有的惰性在此并未得到消除，現(xiàn)世生活仍然具有無計劃、無系統(tǒng)的特點。而卡爾文派則徹底否定了善功稱義的教義，認為人不可能通過懺悔或教會的恩寵而得到贖罪。相反，信徒只能通過時時刻刻系統(tǒng)的自我檢視來取得對救贖的確信。如此，“平常人的倫理實踐里的那種無計劃性與無系統(tǒng)性，就此被解除，并且因而形塑出籠罩整體生活樣式的一套首尾一貫的方法。”“正因如此，在此世的生涯便徹底地被理性化”。⑩這實際上是將新教的影響滲入到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按照新教倫理的要求構建出了一個符合理性的現(xiàn)實世界。到此我們已不難看到，新教倫理作用于現(xiàn)世生活，并催生出某種與之密切相關的俗世精神，已經是順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此處，卡爾文派教義與實際效果之間的對比也頗值得玩味。《多爾德信條》中規(guī)定的卡爾文教五項基本教義，明顯拉大了上帝與人世的距離：上帝高居于人世之上，其意志不可認知、無從改變，其力量不可抗拒、無所不能；與此相反，人的力量則顯得如此單薄微弱。這種教義的實際影響卻是：人的力量被深深挖掘并放大。信徒接受特選恩寵說，為求取救贖的確信而入世苦行，創(chuàng)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時，天職觀賦予世俗職業(yè)以高度的倫理價值，新教徒借由成就、善功而不斷確信得到救贖，這些都使得新教徒具有了自信、勇敢的心態(tài)，更進一步推動了現(xiàn)世職業(yè)的成就。這種開拓者的心態(tài)與天主教和路德派謙卑誠恐的壓抑心緒相比，形成強烈的反差。
入世禁欲作用于資本主義精神
路德譯經使俗世職業(yè)具有了與宗教職務同等的價值，而卡爾文派又使入世禁欲成為俗世職業(yè)中理應普遍遵循的原則。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使入世禁欲的思想在資本主義營利行為中“名正言順”地得到貫徹？畢竟，無論是在中世紀，還是在許多清教徒眼中，財富因具有強大的誘惑力，都是“非常危險”的，“財富的追求……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道德可疑。”按照韋伯的思路，這仍然是教義發(fā)展的結果。
清教徒代表人物巴克斯特指出：“如果神指示你一條道路，按此道路你可以以合于律法的方式比其他道路賺取更多的利益，而無害于你或他人的靈魂，但你卻拒不接受而選取另一條獲利較少的道路，那么你就是違逆了你的詔命……你可以為神勞動而致富，但當然不是為了肉欲和罪惡。”換言之，按照神的指示，為神勞動并獲取利益，不僅是信徒的權利，更是一種義務。在方法正當?shù)那疤嵯拢魏稳巳绻慌ぷ饕灾\求更多的利益，就是違背了神的命令。神與人的關系猶如主與仆，仆人作為主人的管事，為主人更好地管理財產，使財富之源不斷，乃是應盡的本分。仆人不會因使錢財增加而遭到解雇，人類也自然不會因合理營取利益而被神拋棄。
財富的可疑僅僅在于它可能誘使人放棄為神勞作的義務，而耽于安逸懶惰。但只要不是安于享受財富、將謀求財富當作人生的最終目的，僅僅將其當作侍奉神的有效手段，那么，這種行為便是無可非議的。非但如此，信徒合理且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乃是信仰純正堅定的證明，神必將以財富作為對信徒的祝福。如此，“禁欲以營利”就被賦予了一種倫理上的榮耀，資產階級也就自然具有了道德優(yōu)勢。昔日為人所不齒的汲汲營利，現(xiàn)已被以入世禁欲苦行、求取事功為特點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光環(huán)所籠罩，成為正當且高尚的人生追求。
韋伯在文章臨近結尾處指出：“舉凡清教人生觀的力量所及之處，都有助于市民的、經濟上理性的生活樣式的傾向。”“清教的人生觀實為此種生活樣式之最根本的尤其是唯一首尾一貫的擔綱者，守護著近代‘經濟人’的搖籃。”此處“清教人生觀”也即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至此，我們已可明顯看到，脫胎于新教教義的資本主義精神，業(yè)已形成自己獨立的形態(tài)，猶如一輛開出車站的火車，朝著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方向隆隆駛去。
對韋伯悲觀預言的思考
資本主義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新教教義世俗化的產物。因此，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過程，也即宗教背景漸漸淡化的過程。當這種精神僅僅作為功利主義的謀生手段而為人所認識的時候，新教倫理已完全抽離于其中，也似乎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意義了—它完成了催生資本主義精神的使命。
然而一切并非這樣簡單。形成了的資本主義秩序，已不再受新教倫理的左右，猶如鋼鐵鑄成的巨大的功利主義的牢籠，將世間的一切緊緊禁錮于其中。原先具有靈魂般重要地位的禁欲精神和天職觀念，也已逐漸消散。“無靈魂的專家，無心的享樂人，這空無者竟自負已登上人類前所未達的境界。”資本主義剝離了形而上的宗教背景之后，剩下的只是奢靡空虛。
毫無疑問的是，宗教背景在其中發(fā)揮了遠遠超過世人所能想象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僅在于誘導一種世俗精神的產生，更在于為這種精神的持久長存提供一個高遠卻不可或缺的保證。現(xiàn)世生活常被認為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的產生與實現(xiàn)離不開非理性的背景與假定，此岸行止離不開彼岸的精神指引。如果在某個發(fā)展過程中，此岸與彼岸發(fā)生了嚴重的脫離，那么人類所將面對的，絕不僅僅是彼岸“高遠玄妙”精神脫離現(xiàn)實所造成的卑微庸俗，更是現(xiàn)世生活失去導引而發(fā)生的混亂。也許這種混亂一時間不會出現(xiàn)，但積之以時，卻無法避免。防止此類悲劇的出現(xiàn)，正是宗教背景存在之于現(xiàn)實的意義。
然而現(xiàn)實中的新教，并未能體現(xiàn)出這樣的意義與作用。原因之一是新教本身的宗教特性使然。經過“除魅”，新教教義和儀式中神秘主義的部分雖較天主教而言大為減少，但并未得到徹底消除，神創(chuàng)論和上帝至上的思想仍然是其極為明顯的特點。新教仍然是一種宗教，而非一種哲學。哲學的形而上學討論可以與世俗的現(xiàn)實取得某種親和性，因其關心的對象較少神秘的特點，更易與現(xiàn)實發(fā)生聯(lián)系；但宗教因其神秘性則很難與此世生活始終保持一致。新教倫理雖然孕育出了資本主義精神，但這種精神與現(xiàn)實的結合使其具有了功利化的特點，并立刻轉向反對宗教神秘主義的一邊。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宗教倫理遭遇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掌握現(xiàn)世大權的“變質”了的資產階級的排斥時，就只能安于被邊緣化的命運，逐漸地淡出現(xiàn)實，其為資本主義精神保駕護航、使之永葆活力的作用也就更無從發(fā)揮了。
由上，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發(fā)展過程中固然受到新教倫理的重大影響，但在其產生之后，同樣對新教倫理施予了巨大的作用。而新教倫理的命運，又將深遠地影響到資本主義的未來。其中，看似虛無縹緲的宗教背景更值得重視，因其對現(xiàn)世精神的走向實有難以估量的重要影響。韋伯在文末的悲觀預言和警告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在于：一種有效促進現(xiàn)世生活的世界觀，必然在關注現(xiàn)實世界的同時兼有對彼岸世界的關懷。入世追求“事功”的精神使之得以適應現(xiàn)實世界的要求，而不致走上遁世的道路；同時，對彼岸永恒美好的關懷則使信仰者能夠在另一個世界找到精神的棲息與歸宿，不至于因世俗的消解而喪失了原初的信仰。單純著眼實際的功利主義不可能保證持久正常的發(fā)展，是愚蠢、短視且最終必將夭折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生）
【注釋】
①②③④⑥⑦⑨⑧⑩［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慧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頁，第190頁，第52頁，第55～56頁，第79頁，第151頁，第96頁，第96頁，第101頁，第315頁，第50頁，第159頁，第178頁，第188頁。
⑤葉靜怡：“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方法論和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水麗淑：“資本主義精神：從禁欲到享樂”，《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江螢：“試析資本主義精神及自我否定—讀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安徽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榮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6頁。
責編 /于巖（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