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馮從吾一生注重為學講學之道，幼年伊始就好學深思儒學經典，青年時期開始講學，官至尚書不忘講學，被貶回鄉創辦書院堅持講學，在其不輟講學教書育人的生涯中形成獨特的德育思想，即隆禮貴德、崇正辟邪善教得民、躬行篤學主敬功夫等主要德育思想，對當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極強的現實借鑒意義。

【關鍵詞】馮從吾　道德　價值　研究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今陜西西安人，為晚明大儒，尤以關學重要傳承人物而著稱。馮從吾以儒圣孔孟思想為瞻，志于振興關學，因而潛心研讀二程洛學、朱熹理學、王陽明心學等著述，斟酌辨析它們與關學的異同，從而深得關學精髓，成為宋明理學之集大成者。他一生著作頗豐，代表著作有《元儒考略》、《關學編》、《馮少墟集》、《陜西通志》等著作。馮從吾以耿直著稱，不虛與委蛇，在仕途上亦因此而遭遇坎坷。之后，先生潛心讀書、立志講學，在關中書院講學而名聲大振，享譽關中內外。馮從吾一生著述與育人成就卓著，被譽為“理學大師”、“關中夫子”。這與其一直重視道德的教化力量密切相關，其德育思想不僅成就了他本人，而且澤被后世，在我國德育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馮從吾德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研究關學的，對馮從吾作為理學代表人物這一方面非常了解，但他作為教育家講學不輟、教書育人的一面卻較少被人關注。馮從吾在一生為學講學的多年實踐中，形成了其學術思想中重要的德育思想，不但積累了豐富的德育經驗，而且在德育理論與德育方法方面，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非常獨特的理念。其內容不僅涉及個人方面的為人處世之道，而且兼論治國理政社稷方面的雄韜大略。其間所蘊含的崇尚道德使命、注重氣節包容、講求經世致用的卓越精神理念，是提升關中人綜合素質與人文精神的珍貴文化資源。

以隆禮貴德為核心的德育內容。馮從吾從自身到育人，言傳身教，以身作則，從尊崇孔孟的仁義道德到傳承關學的橫渠四句，皆體現了他以儒學道統所重視的隆禮貴德作為施教的核心內容。儒家思想以“仁義”為核心，始終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哲學的宗旨，進而發展出了仁義禮智信、恭謙信敏惠等一系列道德規范，成為歷代調節人與人關系的重要行為規范與準則。關學創始人張載因承孔孟之儒學道統，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①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這不僅反映了張載的遠大抱負，而且體現了他在倫理道德方面的至高修養境界，傳至晚明，馮從吾以身作則將其發揚光大。

儒圣孔子《論語》里講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②他非注重通過講學從而推行教化他人的功能。馮從吾一生信奉師崇于儒學，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以“德”作為講學的重點，“德教為先”也就成為他教書育人的主要思想。馮從吾在寶慶寺講學時，曾特意撰寫僅百余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諭俗》，強調指出：“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馮從吾在教書育人方面，特別注重心性的探尋與揭示“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的講學宗旨。在具體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承繼孟子“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思想，從宏觀看，講學是為了傳承儒學道統，繼而維護道運和國運。馮從吾說：“國朝以講學為令甲，吾輩今日講學雖以發明道理，實以維持國運。我明億萬載靈長之慶端在于此，豈是閑談，愿言珍重。”③這表明馮從吾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從微觀看，教書育人就是教人要求道修身。他說：“何莫由斯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亙古亙今，只有此一條大路。”④總之，馮從吾認為教書育人的內容雖然千變萬化，但終究其內容和宗旨始終不離儀禮、仁愛等儒家要旨，隆禮厚德，他希望以德來教化士人，要做到“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仁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予要不茍，視聽言動要合禮。”⑤

崇正辟邪善教得民的德育目標。馮從吾為繼承儒家道統，他對學子不僅從正面進行傳教，而且敢于與反對者作斗爭。他說：“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辟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愿為之執鞭。”⑥那個時候他面對不斷反對的聲音，要像孟子、二程、朱熹那樣維護儒家的正統地位，崇正辟邪，明吾道之輝，辟異端之非。馮從吾因“學著”而為“官”，又因不愿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而“辭官”為“學”，在其任御史時，堅決與貪官污吏作斗爭，冒死直諫指責神宗“朝政廢馳”，兩度被罷官，多次受宦官誣陷，而不改浩然之節，這種從因“學”而“官”到辭“官”為“學”的曲折道路，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和堅貞卓絕的人格精神，當時士人和后代史家稱馮從吾為“直聲震天下”！

作為關學大儒，馮從吾認為，在當時“濂洛關閩”各自盛行一方的四大理學學派當中，從傳播范圍比較來看，關學的傳播范圍及影響力遠不及其他三個學派。因此之故，馮從吾進行了鞭辟入里地深刻分析，結果認為關學傳播流傳不甚廣泛是與當時關中地區的士風民俗有相當密切的淵源。馮從吾感慨到：“陽明門人幾半海內，而涇野則否，雖于二公無損，卻于關輔無光。”⑦由此，馮從吾希望關中學者能夠對本地民風民俗中的陋習給予關注，從而移風易俗，進而讓關學發揚光大。為此，馮從吾有教無類，對所有來聽他講課的人不分高低貴賤，一視同仁，用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方法向聽者弘揚隆禮貴德之真諦宗旨。清初關中名儒大家李颙，“年十七，得馮少墟先生集讀之，恍然悟圣學淵源，乃一意究心經史，求其要領。”⑧此不難看出，李颙對馮從吾倍加推崇，他認為馮從吾的著作理論發人深省，既能起到糾正人心之偏失的作用，又可功于社會官民的道德教化。由此可見，馮從吾的崇正辟邪善教得民的德育宗旨，不僅能夠提高民眾的仁義道德水平與智慧能力，而且在此基礎上還可以改變士風民俗。

躬行篤學主敬工夫的德育方法。重視修身養性素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宋明理學研究本體較多，研究工夫較少。崇尚氣節且注重躬行實踐，此謂關學之宗風，馮從吾在德育方法上繼承關學這一學宗風并有創新，提出自己的工夫修養理論以期實現德育目標。

馮從吾認為講學、篤學能為躬行指明方向，應把講學和躬行實踐二者緊密相結合，若僅是重視躬行實踐，而輕視甚至忽略講學與篤學，那躬行就有可能成為“妄行”了。另外，篤學研習徹悟之后的躬行實踐，能夠醫玄虛之病。馮從吾在論證中強調“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所以必須講躬行之學，以祛除王門后學之的玄虛弊端，而反對講學之說“是左袒玄虛之說”。⑨因此務必要講躬行之學，從而揚棄王門后學好玄虛之弊端，切不可將“躬行之學”與“玄虛之學”混為一體，玄虛之學是完全可以不用講的，但是躬行之學則務必要自上而下每個人人人講、日日講。如果強行要講玄虛之學，而把講躬行之學祛除不要的話，這無疑是相當于剖腹藏珠了矣。為此，馮從吾認為那些尊崇王學者們空談心性大論而其弊端彰顯叢生，為了克服其缺陷應將專注于講學活動與同時注重躬行實踐此二者緊密相結合，藉此祛除其玄虛空泛之弊端。

在躬行篤學的同時，馮從吾非常推崇程朱理學“主敬”的修養工夫，即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對此方法，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在其《明儒學案》里寫道：“馮從吾為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卻要事事點檢，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⑩一方面，馮從吾崇尚“靜坐”之法在道德實踐層面上的修養真工夫，他說：“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由此不難看出，馮從吾認為“靜坐”是怡情養性的精髓所在，靜就是要求我們的身體可以做到因心不妄動而受心控制，但心卻不能輕易被左右而不想其他，所以我們應該轉而向內求，修養內心。另一方面，動而省察，則要于日常生活起居等日用常行之處，事事常自省自檢，以達到合其本體。長此以往，二者相得益彰，靜處時修養安心，動察時檢省此心，由此方能有中節之和。馮從吾說：“圣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可見，馮從吾強調的修養工夫全在日用常行間，人的修養品行絕不僅僅是停留在思想認識上，根本的歸宿還是要落實到道德踐履的實際行為上的，否則心體與工夫就不能夠做到合而統一，則易導致空泛流浮。

馮從吾德育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方面，隆禮貴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時代精神氣質。首先，馮從吾德育思想中的隆禮貴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內在同一性。馮從吾一生以學習和講學去傳播儒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經典理念，弘揚關學橫渠四句的使命責任精神，教人要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在當時朝政昏聵、社會動蕩、學術風氣漸入歧途的歷史條件下，對于詆毀滋擾其抱負事業者無畏抗爭，堅持隆禮貴德從未有變，為改變當時社會風氣，培育和諧、秩序的民風民俗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終生為此孜孜不倦、立德樹人，撒譽一方，成就斐然。

黨的十八大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立足于新世紀世情國情社情黨情都出現劇烈變化的改革關鍵期，提出了“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二十四個字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煉升華，也是對其進行創新的理論成果。當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進一步全面深刻地闡釋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內容、方法、要求，這是當前各行各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觀的重要遵循。

由此不難看出，二者產生形成的時代背景頗為相似—皆是社會處于一個從政治到社會的劇烈變動期，二者所倡導的核心理念是一脈相承、同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馮從吾師崇儒學隆禮貴德核心道德理念的承接，二者都強調道德教化在為人、治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闡釋了“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的深刻內涵，同時二者在具體的規范中又分層設計，皆是先做好個人的道德修養，然后再逐漸提升道德修養的層級，到家庭到國家到社會到天下。所不同的僅是表述方式上都體現出不同時代的用語表達習慣不同而已。

其次，隆禮貴德的德育思想有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當今迫切需要主流價值觀的正確引領以及新風正氣的迅速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適時而生，在踐行方面，雖然也提出了分層建設，但高調的意識形態屬性還是令國人聞而生畏，就連象牙塔亦是概莫能外，更不消說社會民眾了。這種困境與在具體道德實踐層面規范內容過于概念化不無關系，而馮從吾的隆禮貴德，理念清楚且具體可行，為人如何、為學怎樣、為官怎做都有一套完整明晰的理論，吸引周邊四面八方的士農工商爭相奔赴。如馮從吾在教書育人時強調“千言萬語，總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在關中書院講學時制定了《學會約》等。總之，馮從吾的隆禮貴德是從做人最基本的與家人、與他人相處的修身德養發蒙的，有道是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夯實了道德的根基，再加上使命意識的感召教化與提升自覺，最后就是立心立命的最高道德人格。

另一方面，崇正辟邪善教得民，為提速實現中國夢注入強大正能量。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內涵的中國夢如今已是盡人皆知，早日實現這個夢想則是每個華夏子孫的共同心聲，當前我們卻面臨著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無論表現在經濟還是社會領域，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文化道德建設上找到根子。在這樣一個文化道德建設的轉型期，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失范、誠信缺失、腐敗貪污在一些領域盛行等屢見不鮮，面對這些現象，馮從吾崇正辟邪善教得民的德育思想，對正確引導民眾走上一條積極健康的成長發展之路、為提速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正能量。

馮從吾以身作則，崇正辟邪善教得民，為扭轉當時的不良風氣、重建社會穩定和諧秩序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一方面，堅守傳承儒學道統矢志不移。馮從吾立志傳承孔孟儒學道統真諦，弘揚橫渠四句的關學宗風，從未改變。可以說在當時社會思想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時，也并沒有影響到他為學講學的立場與態度，而且敢于同身邊持反對立場者進行大無畏的據理力爭，大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智者風范，他通過不斷地講學去擴大受眾，從庶民到官員，他都能與其友好相處，平易近人，從而更易使其所講儒學之道被廣泛接收，從而提升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為安邦濟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從中得到的啟示就是，當前我們要堅持崇正辟邪揚善懲惡善教得民。當前我國已是全球經濟體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已基本建成，驀然回首，突然發現我們改革開放的結果有些不平衡，過快發展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其突出表現就是社會道德與秩序的失范。面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樣多變的新特點，同時面對世界范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我們必須像名儒馮從吾那樣崇正辟邪，弘揚社會和諧秩序穩定的正能量—積極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力介紹宣傳、培育和踐行，以此凝聚全國上下各族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進而在全社會形成統一的價值認同，激發一致的思想共鳴，同時還要像馮從吾那樣，堅持正確的同時敢于同唱反調的、搗亂的、混淆視聽的、別有用心的錯誤言論作斗爭，讓真理在實踐中、在斗爭中真正做到真金不怕火煉！

綜上所述，馮從吾作為關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豐富的學術思想已成為很多人的研究對象，但是其一生鐘愛講學的事跡卻很少有人從教育者的角度去進行關注與研究，其以隆禮貴德、崇正辟邪、善教得民、躬行篤學主敬功夫為主要道德教育思想，這對于當今我們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諸多文化軟實力領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西安文理學院副教授；本文系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關學思想提升陜西文化軟實力的現實意義與路徑研究”和西安市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馮從吾德育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3C039、14WL04）

【注釋】

①張載：《近思錄拾遺》，《張載集》，章錫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76頁。

②劉寶楠：《述而第七》，《論語正義》，高流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54頁。

③④⑦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續集卷一《都門語錄》，清光緒刻本。

⑤⑥⑨《馮恭定公全書》卷二《關中書院語錄》，卷七《寶慶語錄》。

⑧王心敬：《二曲先生傳》，《關學編》（附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7頁。

⑩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81頁。

馮少墟：《馮少墟集》卷十五《答楊原忠運長第四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63頁，第269頁。

責編/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