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命運共同體是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共享化的大背景中應運而生的，這樣的背景也促使了治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治理作為現代國家面臨的重要選擇，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智慧，但各個國家的治理也具備其自身特征。中國作為后發治理的國家，既要借鑒人類治理的普遍規律，又要符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特殊性，是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國家治理，是凸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

【關鍵詞】全球化　國家治理　中國治理特征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突出了治理的重要作用與核心價值。國家治理體系是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體制機制以及法律法規，是一種密切配合相互關聯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這一系列的制度體系管理社會各個方面事物的能力，包括了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發展的各個方面。

國家治理是動態發展過程，在全球化這一國際大背景下，受歷史和現實合力推動而形成中國特色的治理制度，在實施一系列制度的過程中，對制度執行中反饋的經驗進行總結，使其上升為理論來完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既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大創新，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發展理論，既要吸收治理的規律和特點，又要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訴求。

全球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外部環境

國家治理是全球化時代新的整治發展趨勢。“不斷地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在全球化時代新的政治發展趨勢，中國要走向社會現代化，必然要走向國家治理的現代化。”①馬克思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將被各民族的各個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②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歷史也終將轉向世界歷史。雖然這與現今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一致，但也體現了人類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趨勢。

雖然對全球化的定義尚未有一致性標準，但從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邏輯中可得出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其邏輯起點為生產社會化程度加深，其發展形式是以經濟一體化為起始，發散至各個領域，如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社會領域等。全球化作為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在不同階段也顯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趨勢呈現出：南北貿易占主導地位、西方金融占主導地位、安全機制由美國主導、地區經濟增長不平等并且剝削現象明顯等。而發展至21世紀全球化趨勢則顯現出新的特點：南南貿易不斷增長、新興經濟體發揮重要作用、安全機制出現新的軸心、北方國家與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的不平等也在逐漸減小等。這也表明全球化并未導致國家的消亡和政府的消失，而是從另一個方面顯現了國家在解決公共問題和全球交往中的作用，凸顯了各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帶來機遇。

在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加強且相互制約，具有跨國特征的主體也在不斷增多，難以避免地會對傳統的民族國家、國家主權、政府體制帶來挑戰。由此可見，全球化雖然是一把“雙刃劍”，但是各個國家卻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接受它的考驗。它客觀地推動了人類政治的發展，傳統民族國家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權威受到削弱，傳統的管理方式不得不發展為治理，治理理念實則是在全球化背景推動下，對國家統治的思考和對市場失靈的反思。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進程是發展的題中之義。在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的同時，應保持自身的制度優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吸收國際治理經驗中的優秀成果，將治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不斷完善社會發展中的具體體制機制，依據中國改革開放經驗形成中國特色的發展理念，促進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治理的一般特點。自1989年世界銀行在討論非洲發展時，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治理這一概念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并被廣泛的關注與使用。聯合國曾對治理概念進行過較權威定義，“治理是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種持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利益者和沖突者的矛盾得以調和并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行動。它也是一種制度安排，既包括各種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非正式的制度（這種制度安排必須獲得人們的同意或符合人們的利益）。”③

詹姆斯·N·羅西瑙指出：“治理與政府統治不是同義語，它們之間有重大區別。它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換句話說，與政府統治相比，治理的內涵更加豐富。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機制。”④讓·皮埃爾·戈丹認為“治理是一種集體產物，或多或少帶有協商和混雜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現也是多極的（或多領域的），這一點和它的研究對象—決策過程—是一樣的。”⑤俞可平將治理的特征進行了五個方面的歸納：治理主體應是多元的；治理更多側重于協商性而不是強制性；權威來源除了法律外也包括社會契約；權力的運行向度可以是平行的；范圍邊界也以公共領域為界范圍更廣。

從治理的內涵和涉及的領域可以歸納出治理如下特點：治理制度既可以是正式也可以是約定俗成的；治理的各個主體目標明確；治理主體的管理方式科學及多元；治理過程更注重汲取人民的建議。治理改變了原本傳統的兩分法，即過去單純的以市場為中心或以政府為中心，不再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相對立，整合二者關系并使其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共同促進國家的穩定發展。作為后發治理的中國，中國語境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的首創，絕非對西方治理理念的照搬照抄，因為中國的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念產生的背景、社會制度、發展進程都存在差異，但對于西方治理理念中優秀成分的借鑒并將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確實必不可少。

符合歷史與現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部需求

中國的國家治理需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是治理理論輸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價值目標來源。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結構奠定基礎，中國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自根自生。

首先，歷史制度基礎。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制度，這是中國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進程所決定的。縱觀自秦以來的歷朝歷代，雖然經歷著政府職權分配的演進，但卻始終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發展主線，因為其符合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多民族發展特征，使這種制度具有歷史上的傳承性與合理性。

其次，中國近現代的發展歷史表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中國的民族獨立與發展必然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并與中國的傳統與現實相結合。鴉片戰爭后，中國有識之士也試圖推翻腐朽和落后的封建制度，并模仿西方之制改變中國，但照搬西方模式的改良行動及其君主立憲制的理想很快就化為泡影。其后資產階級革命也曾通過努力，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是革命的果實卻如曇花一現。直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發展戰略，獲得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帶領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獨立，并在之后的建設中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帶領人民走向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圓夢之路。

最后，中國傳統治理文化的精華是當代國家治理的思想來源。古代傳統優秀文化是中華文明得以源遠流長的重要價值保障，也是現代國家在發展中所遵循的價值基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認為制度則為一切，制度先進社會就會單純隨著制度改變而進步，試圖照搬模仿西方的制度，但是這種制度卻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由此可見制度的設計必然要符合一個國家的傳統。在中國傳統的治國文化中，“為政以德”是治理思想的重要體現，儒家強調性善論，主張以德治國，與民本思想共同成為中華治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這種治理思想不僅是對君主的良性思想約束，也為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價值動力。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說則認為德治并未完全解決國家治理中出現的問題，認為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的，要鞏固封建君主的統治地位，必須實行中央集權制，用法律約束人們的行為，十分注重法在治國中的關鍵地位，這種思想對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盡管任何制度都有其利弊，古代文化之于現代必然存在其歷史局限性，但中國歷史之所以綿延不斷，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密不可分，因此中國的國家治理要對古代傳統治理文化加以合理揚棄并不斷開拓創新，以適應現代化發展新要求。

中國的治理制度要符合根本制度和國家現實。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推進。

首先，我國的基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的傳統與現實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現了個性與共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也體現了中國發展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是在黨的領導下、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在保持中國發展優勢下，不斷向前推進的。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制度的現代化，要以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為基礎，勇于改革，并以“對全局改革有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有利、對本系統本領域形成完善的體制機制有利”作為改革標準，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必將顯現出其靈活性與優越性、先進性與科學性。

其次，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并未改變，國家治理體制機制的完善，應始終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為前提，以改善民生為根本目標。黨領導國家未來的發展戰略中經濟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在經濟體制完善的過程中，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也將在經濟的驅動下獲得新的發展，這決定了國家治理必然是全方位滲透到各個領域的，更決定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果是惠及全體人民的。

再次，改革開放即中國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三十幾年的時間里，新的社會問題也隨之而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歷史周期律的困惑都是在中國未來發展中將面對及思考的問題，這要求突破傳統的管理模式，解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局部性危機，這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性輸入需求。在不斷遭遇問題和解決問題以及在制度的破與立中，中國的發展不斷向前推進。此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與理論經驗，如注重改革與開放并舉，漸進性與時序性并存，注重發展環境的穩定，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這些實踐經驗將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國家治理特征分析

治理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中國國家治理的目標是推進制度體系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體現了以人的現代化為發展目標，即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未來社會的設想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的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應“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中國語境下表述為以人為本。在推進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要以人的屬性和要求作為其制度設計的參照，人具有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

首先注重人的主觀需求，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國家治理的制度設計和目標設定要符合人民利益的需求，使治理現代化觀念在人民群眾中形成共識，并鼓勵人民積極主動參與治理過程，反饋治理效果及治理經驗。

其次，注重人的社會性。“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⑦穩定的發展環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關鍵，但這種穩定已不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穩定，而是動態的平衡過程，主動汲取民意，疏通問題、解決問題，使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實行增量的改革，在不損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新的利益獲得總量。“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⑧

最后，發展的關鍵是改善民生，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注重公平發展。人民群眾是歷史潮流的推動者，民眾的認可更關系到國家治理的成敗，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要注重個人發展。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文明悠久的國家，農民占人口總數比重大，城鄉差距依然明顯，因此也要重視城鄉居民的共同發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和完善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動員社會各個方面力量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治理價值基礎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核心價值觀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文化建設也是國家治理重要方面。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既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也是國家治理制度與治理能力的媒介與紐帶，更是決定國家治理現代化成敗與方向的重要因素。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的席卷下，社會價值體系也日益顯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種發展趨勢一方面體現著社會的進步，但也會為國家和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要識別與借鑒優秀文化，但是在謀求發展中保持自身特色則顯得更為關鍵。因此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培育，關系個人的價值取向、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及國家的長遠發展。

社會主義價值觀作為價值基礎，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定向導航之功能。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從國家層面提出的治理現代化的最根本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從社會層面提供了實現治理現代化的方式，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則是從公民個人層面為實現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道德約束和行為準則。

治理結構為黨主導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中國的治理主體已經發展為多元化，但是治理主體中最重要部分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組織。

首先，中國的國家治理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性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與中國實際和實踐經驗的結合與創新，也是中國政黨制度確立的保證。中國的治理結構呈現出黨領導各級政府的治理特征，黨是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

其次，各級黨組織也為多元治理負擔責任。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員數量龐大，能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他們形成各級黨組織，分散于社會的各個領域，也是參與國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其中既有黨內民主也包含了人民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構成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但由于人是理性的人，在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中，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因此在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運行中，要同時運用民主、法律和道德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

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這項制度是我國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得到的寶貴經驗，也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特點，有利于建立合理的訴求渠道，調節各方利益，顯現了治理的協商性，促進治理向度多元化和全面化。

治理格局為一個主軸與多個維度相結合。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結構奠定基礎。為了適應歷史發展趨勢和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承接中國統一性的歷史淵源，新中國選定單一制的國家制度結構，這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符合中國未來發展的制度結構。垂直格局是指中央和省級政府縱向管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權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有著明確的領導關系，這種垂直結構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并提高治理效率。平行格局是指地方各級黨政機關橫向管理的錯綜復雜的治理結構，主要體現著各個地方的黨委、政府和人大的關系和結構，以及各個黨政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這樣平行的權力結構有利于增加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形成治理合力，但也易導致權力分配科學性的欠缺，權力過度的集中于主要領導干部手中，部分部門之間職責交叉，權力邊界不明晰，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治理的成本及腐敗的滋生。

因此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應明確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權力邊界，尊重市場規律行使權力，利用社會的權利來制約國家權力，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來監督和調節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轉，將從嚴治黨與依法治國相結合，促進國家治理的格局更加科學與全面。

治理階段為人治向法治的轉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主題，而法治則是改革的重要保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體現了黨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心，更體現出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適應，也是對我國建設經驗的總結。在中國的國家治理過程中，制度因素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作為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的人的素質同樣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只有人才可以讓制度充滿生命力，尤其是在中國這樣有著數千年漫長封建歷史傳統的國家，人治的傳統漫長且影響深刻。

雖然中國正在從人治不斷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但是一定程度上，人治現象依然存在，要克服這一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法治，用法治制約人治中顯現的弊病和問題，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在治理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將良法善治與德治相結合，以德治作為法治的補充，既有傳統文化基礎，又能服務于現實。法治可以制約權力，但是對于為官不作為的行為則需要德治的監督，將道德內化為心中之律，增強道德的約束力，有利于促進法治的發展。

因此，中國的國家治理，要將法治作為其實現方式，切實完善法律的制定，發揮其在改革中的引領作用，建設法治政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使權力的運行與監督制約在法治的籠子中進行。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使之融入核心價值體系之中，促進法治與德治的共同發展。將民主與法治相結合，做到法律以民意為基礎，增強群眾法律意識，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已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并帶領著中國人民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俞可平：《論國家治理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49頁。

②⑥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第422頁，第139頁。

③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頁。

④［美］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頁。

⑤［法］讓—皮埃爾·戈丹：《何謂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9頁。

⑧《江澤民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