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副主任 趙可金
【摘要】中國在全球治理體制改革中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努力做一個負責任、勇于擔當的國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決定了中國完全可以為全球治理理念創新和制度改革貢獻更多中國智慧，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
【關鍵詞】全球治理 中國智慧 實踐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中國在理論思考和政治方針上明確了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路線，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了越來越多有價值的資源和理念。標志之一就是2015年10月l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明確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同時，中國還在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中國方案和中國倡議，主辦和參與了眾多具有全球性影響的治理活動。所有這一切均表明，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治理大國，無論是中國智慧，還是中國實踐，都將成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治理外交越來越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球治理：制度創造秩序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國方興未艾，全球治理的問題正在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在國際政治學界，自詹姆斯·羅西瑙編輯出版《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革》一書以來，全球治理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問題。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6月的報告中，則把全球治理界定為“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者私人的—處理其公共事務的綜合，通過這一過程，各種互相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①該委員會對全球治理的認定更加寬泛，它從互動過程的角度界定全球治理，涵蓋了眾多行動體的共同參與，以及各種非制度性的協調行動，它更加注重各行為體之間的利益協調和合作達成的過程，因而包含的內容更多而且更復雜。相比之下，著名國際政治大師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將全球治理界定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來指導和限制一個集團的集體行為。兩位學者認為全球治理是在努力探索一種自由放任和世界政府之間的中間方案，即一套提高協調性、創造疏導政治和社會壓力安全閥的治理機制，這樣的治理機制需要不同性質組織的參與，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②。
羅伯特·基歐漢等人的看法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一些學者將全球治理分解為五個問題：為什么治理？誰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等中國學者在介紹全球治理思潮的時候基本上接受了這一界定。在學者們看來，全球治理無非承認了這樣一種國際事實，即在沒有主權的權威機構的情況下，管理超國界的事務；全球治理就是在國際上實施政府在國內所扮演的功能。顯然，全球治理內在著一種秩序性追求，亦如羅西瑙所言，治理是“秩序加意向性”。因此，全球治理是由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共同參與對全球公共問題的管理，進而達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體合作行動，并確定穩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在制度上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問題，或者說“如何組織集體行動”的問題。
反觀歷史，環顧世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全球治理制度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革。自17世紀中葉以來形成的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核心的國家中心治理模式，也就是奧蘭·揚提及的主權國家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唯一行為體，每個國家在法理上擁有最高的權威，國家主權是國際政治的最高原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及此后的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都依靠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等權力機構得以維系。19世紀的歐洲協調、20世紀的聯合國都是這一治理模式的代理行為體（agent），這是傳統主權國家治理模式的形式規定。然而，盡管國家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上明確了國家主權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但實際上的主權國家之間就主權的內容、意義和效力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在此種主權事實上不平等的歷史情境下，即便有發達的國際法、國際制度、勢力均衡和國際協調的原則，也無法保證國家間有效合作。
全球治理制度的缺陷在冷戰結束后被進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首先，當今世界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自近代以來“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客觀上要求對全球治理制度進行改革。自2008年以來，歐美國家受金融危機打擊，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相對下降，而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同時，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無論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化、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是應對朝鮮半島核問題、中東地區爭端、烏克蘭危機等傳統安全問題，都已經無法僅靠某一國家之力所能做到，世界各國的利益和命運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此外，全球公民社會的政治覺醒也推動了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性得到極大煥發，以國際禁止地雷運動、國際刑事法庭、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聯合會、綠色和平運動等為代表的越來越多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受到廣泛重視。在上述三股力量的推動下，制度創造秩序正在取代組織創造秩序成為全球治理體制的基礎，數百年來歐美列強以民族國家的名義，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規劃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國際社會以對話、合作、協商等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來規劃世界秩序，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治理創新的中國智慧
在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不應該成為缺席者，而應該成為全球治理制度轉型的積極參與者、建設者和改革者。之所以強調中國要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行列之中，并不主要取決于中國日益上升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更主要取決于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和東方文明古國的雙重身份。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并非是為謀求世界霸權和國際領導地位，而是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代表發展中國家聲音，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出中國倡議，貢獻中國智慧，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為整個世界作出較大貢獻。
顯然，由于已有的全球治理體制是在歐美列強主導下建立起來的，更多反映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利益和要求，對發展中國家權益體現不足，存在著很大的不合理性。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代表，中國承擔著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國際責任，要求中國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進程中，通過堅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制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此，中國始終將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作為中國外交的立足點，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2015年，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發展峰會，分別圍繞消除貧困和饑餓、應對不平等和婦女賦權、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轉型、新型全球伙伴關系、氣候變化等議題與世界各國對話，推動聯合國發展峰會審議通過2015年后發展議程。峰會期間，中國還與聯合國共同舉辦南南合作圓桌會，習近平宣布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債務。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中國還宣布建立2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此外，中國積極參與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倡議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還積極參與萬隆會議、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等平臺，以實際行動加強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增強在全球治理改革的影響力。不難看出，盡管中國近年來國家實力不斷增強，但中國并沒有放棄作為發展中國家一員的國家定位，在全球治理體制改革中表達發展中國家聲音，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努力做一個負責任、敢擔當的國家。
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決定了中國完全可以為全球治理理念創新和制度改革貢獻更多智慧，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2015年，中國學術界聚焦當前全球治理出現的若干重點挑戰，尤其是網絡安全、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難民問題等，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特別是重視發掘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中國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比如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提出的國際政治關系理論、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創造性介入理論、上海學者討論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論等，都是中國學界創新的典型代表，中國學者也提出了若干新的全球治理價值觀和世界秩序觀，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
相比中國學者對全球治理理論研究的貢獻，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也大膽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等倡議，貢獻中國智慧，引發了國內外的熱烈討論。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國際場合中提出了眾多新思想、新觀點，比如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的“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全球伙伴關系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尤其是在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集中闡述了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這是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首次系統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為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貢獻了智慧，引發了國際熱烈反響。
治理外交的中國實踐
中國不僅是全球治理創新的理念和智慧貢獻者，更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積極實踐者。面對全球性的復雜挑戰，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中國奮發有為地推進外交創新，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外交實踐之中，一個積極進取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日益定格在國際舞臺上。
捍衛和平與安全。和平與安全是最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外交實踐的重點之一。環顧世界，威脅國際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源于地緣政治帶來的眾多傳統安全威脅，也有大量非傳統安全挑戰。對此，中國堅持總體安全觀，統籌應對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努力構建一個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維護和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2015年，中國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舉辦聲勢浩大的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活動，向全世界發出和平和正義之聲。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中國宣布裁軍30萬，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進程，中國宣布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率先組建常備成建制維和警隊，并建設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決定在未來5年內向非盟提供總額為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備軍和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建設。中國還堅持親誠惠容的理念，積極開展大國安全對話和地區安全磋商，在處理島嶼和海洋爭端、邊界問題、朝鮮半島對話等方面耐心對話，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貢獻。
共筑發展與繁榮。發展和繁榮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國全球治理外交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國際局勢不確定性的影響，整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對世界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此背景下，中國積極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體制，旗幟鮮明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通過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G20和APEC進程、大力推動共建自由貿易區等，為提振經濟信心做出了重要努力。同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絲綢之路基金等開始啟動，推動中國發展與其他國家發展的共同發展開始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條新道路。此外，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新自由貿易協定升級等陸續生效，為世界經濟復蘇和繁榮注入了新動力。
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同時，中國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堅持正確義利觀，將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實現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在G20和APEC框架內，中國積極參與相關談判，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相關談判的成功達成。在東亞峰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非合作論壇等地區合作框架內，中國積極尋求與有關各方的合作共贏，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其他各方的發展創造機遇。總之，中國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一起來實現共同發展，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中國都歡迎。
推動改制與創制。近年來，中國致力于推動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實行改制與創制并行，共建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2015年，中國積極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安排改革，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在推動既有全球治理體制改革的同時，中國也直面國際社會中的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力所能及地推進全球治理新制度安排的創建，尤其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建，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是中國全球治理創制的典范。
總之，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全球治理體制改革上采取了積極進取的態度，奮發有為地推進治理創新和外交創新，為全球治理提出中國倡議，貢獻中國智慧，提供公共產品。不難想見，隨著中國在全球治理平臺上越來越積極和活躍，中國必將成為一個全球治理大國受到世界的尊敬和支持。
【注釋】
①［瑞］卡爾松，［圭］蘭德爾：《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趙仲強等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5年，第2～3頁。
②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Introduction", in Joseph S.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0, p.12-14.
責編/張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