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帶一路”建設必將使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面臨更大的發展機遇和潛在的收益，但也不要忽視那些現實的各種安全風險。這其中既包括地區政治安全風險，也包括各種非傳統安全風險。客觀地認識“一帶一路”建設中所面臨的安全風險、從綜合安全的視角來管控風險，才能有效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

【關鍵詞】一帶一路　綜合安全　風險控制 

【中圖分類號】F323.9　　 　　　【文獻標識碼】A

效益與風險是跨國企業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因素。作為未來十年中國對外投資布局的重點，“一帶一路”的實施必將使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到相關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國家建設之中。然而，我們在預估“一帶一路”建設潛在收益的同時，更不要忽視那些現實的各種安全風險。這其中既包括因國際形勢變化所帶來的地區政治安全風險，也包括那些長期影響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種非傳統安全風險。以綜合安全的視角來審視“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安全風險，將有效提升有關各方對安全風險的管控能力，進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進行。

“一帶一路”沿線有近60多個國家，總人口約44億之多，經濟總量約為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①這些國家大多處于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在整個世界經濟需要新的驅動能和發展活力時，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不僅是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也能極大地促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不難發現，在“一帶一路”沿線上，多數是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即便是發達國家以及少數新興經濟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也面臨著老舊基礎設施更新換代的問題。而對于多數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基礎設施的改善不僅會帶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加快工業化進程，還可以加速融入區域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可以說基礎設施建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企業必將迎來一個闊步向外部發展的大好機遇。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一帶一路”建設，旨在打破原有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從海陸至空間，從縱向到橫向，貫通我國東中西部和主要沿海港口城市，進而連接起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實現沿線國家和地區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互聯互通。在這樣一場大的變革面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將面臨以“跨國公司擴張為標志的經濟全球化加速”和以“國有經濟強化為標志的經濟民族主義興起”為時代背景的雙重挑戰。同時，還要直接面對因地緣政治環境變化所引發的地區政治安全風險以及各種非傳統安全風險。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時代性的挑戰。客觀地講，今天的跨國公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極力擺脫戰前殖民特征的基礎上，才重新確立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重要地位的。跨國公司專注于商業領域的“弱政治”嘗試，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跨國公司經營活動，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之間是很容易按照經濟規律和商業規范得到合理的保護，但在一些新興經濟體和市場經濟尚不成熟的國家，戰前跨國公司的不良行為仍記憶猶存。當外部的一些“新鮮事物”通過跨國公司這一載體傳播到東道國后，一時間還難以讓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能快速地適應和接受。一旦排斥、拒絕的力量積攢到一定程度，就會衍生出威脅跨國公司經營的種種風險。另外，二戰后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越來越重視民族經濟的發展。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奉行民族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甚至采取激進手段削弱跨國公司對本國經濟的影響。新獨立民族國家在政策上的不穩定，不僅改變了跨國公司的商業環境，也給跨國企業的經營帶來新的挑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中國企業，無疑也擺脫不了這些帶有時代特征的風險。

第二，“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地緣政治變化的沖擊。自古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就是全球貿易的傳統線路，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區域。今天的“一帶一路”與古代的絲綢之路相比，覆蓋面更廣，路線更長，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更加錯綜復雜。從地緣角度看，“一帶一路”兩端是當今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兩個“引擎”—歐盟地區和亞太地區，而其沿線的大部分國家都處在兩個引擎之間的“塌陷地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既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普遍訴求，也是驅動世界兩大經濟發展“引擎”持續運轉的動力，這兩方面因素疊加在一起，使“一帶一路”建設在呈現出巨大商機的同時也成為引發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冷戰結束后，有關絲綢之路的復興就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特別是在世紀之交，“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發展前景更是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不難發現，在我們“一帶一路”建設正在有序推進之時，某些大國就以平衡地區力量為由加緊在全球范圍內部署軍事力量，一些國外媒體在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同時，有意把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與“馬歇爾計劃”、“珍珠鏈戰略”相提并論，甚至還有些國家為此提出了“安保鉆石構想”、“季風航路構想”等防范中國。可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企業不得不時刻面對這些因地緣政治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沖擊。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各種非傳統安全因素的影響。在傳統的地區政治及軍事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的同時，“一帶一路”沿線還面臨著各種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威脅。除了全球共同面臨的恐怖主義、武器擴散、跨國犯罪、走私販毒和非法移民、海盜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外，這一區域還長期面臨經濟及金融危機、生態環境惡化、地質災害頻發、資源能源短缺、信息通訊安全以及公共衛生安全等安全威脅。正是基于現實中的各種安全挑戰，近年來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所發布的《國家風險分析報告》上，把企業在海外面臨的風險劃分為四個維度，即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商業環境風險和法律風險。②而一些行業機構和專業部門也都根據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做出了符合自身需要的風險分類。這是我國企業多年從事海外經營的實際經驗中逐漸總結出來的，它將在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指導意義。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風險控制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安全風險帶有一定的綜合性、復雜性和多變性。它需要沿線國家和相關企業具有全局意識，從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等綜合安全視角來控制這些風險。“綜合安全”是一種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內容廣泛的安全。它有兩層特殊的含義，即從安全內涵上看，綜合安全需要同時容納傳統安全與新安全的內容；從行為主體觀察，綜合安全需要把范圍擴展到比國家更大的層面。③綜合安全視角下的“一帶一路”風險控制，有必要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第一，培育合作理念。在傳統的區域合作理念中，人們總是習慣于從地區的“權力結構”、國家制度與體制、國際制度與機制以及文化建構等視角來推動區域合作。而目前對于“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來說，最突出的問題是和平與發展問題。前者側重傳統的地區政治安全領域，而后者則是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社會進步及如何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方面。在這兩大問題領域下，“一帶一路”建設既有地區經濟利益沖突特點，也有地緣戰略控制的特征。④因此，我們有必要用戰略合作理念來統合“一帶一路”中的合作理念，控制風險，推動經濟合作。

戰略合作理念，就是從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通過調整和改變國家的內外政策來解決問題。戰略合作理念不僅可以把具體的問題放到更廣泛的領域綜合考量，也能夠把各國眼前的和長遠的利益結合起來；不僅可以防止僅僅因為某一突發事件而對整體合作造成的沖擊，也可以避免出現“因小失大”、“得不償失”的后果。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和貿易談判代表佐利克就主張以務實態度對待中國、用“利益攸關方”來定位中美關系，實際上就是戰略合作理念在大國關系中的具體應用。從當前“一帶一路”建設所面臨安全風險的綜合性上看，戰略合作理念有必要成為今后指導“一帶一路”建設的最高理念。

第二，增強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國際政治交往中的一個基本立足點，有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礎，國家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解決。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帶一路”沿線幾乎具備了所有使國際關系趨于摩擦、對立、甚至沖突的因素，這些因素既有因國家權力、實力層面的變更而引發的疑慮和恐懼，也有因國家之間文化和習俗的不同而產生的錯覺；既有因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導致的認知上的誤解，也有因地理位置鄰近而產生的競爭；既有大國間因安全困境所激發的防范與遏制思維，也有中小國家對大國的未來走向不明而產生的不確定感。因此，盡管“一帶一路”建設中會面臨各種錯綜復雜的安全風險，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地區內互信問題。在中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在亞洲的地位不斷提升，而地緣方面的優勢又使中國的影響力迅速輻射到鄰近地區，這與一些國家的地緣戰略利益產生了碰撞。因為在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上，一個新的大國崛起往往會增強特定國際結構中的不確定性，必然會引發霸權國和周邊國家的“疑懼之心”和強力反彈，導致常態下的國家關系驟然陷入結構性的安全困境之中。⑤而在缺乏互信的安全困境中，地區內部的主導權之爭、海洋領土之爭以及因歷史問題造成的民間感情因素都很容易被激發，從而引發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的劇烈變化。

第三，加強大國之間的協調與溝通。大國關系是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穩定的基石，它決定著國際安全的基本形態。因此，也必將是影響我們“一帶一路”建設能否順利推進的重要因素。可見，與“一帶一路”沿線有傳統利益關系的大國在維護地區穩定和推動區域合作方面所肩負著歷史責任。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存在多種不同規模、功能各異的多邊合作機制，為大國之間開展平等對話搭建了充分的平臺。在這些國際機制框架下，無論是地區性大國還是全球性大國，都應徹底拋棄冷戰思維，相互尊

重，理性處理立場差異和利益紛爭，堅持相向而行，形成良性互動，才能開拓共贏之路，建立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新格局。

第四，用經濟、法律手段應對企業面臨的經濟風險。企業的經濟風險主要是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而商業風險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風險，或最終以法律風險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法律風險已成為企業最為常見、爆發率最高的風險之一。⑥應該承認，“一帶一路”沿線上的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幫助這些國家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和國內的法律體系也是我們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基本責任和出發點。用經濟、法律手段處理跨國企業面臨的風險和糾紛，是跨國企業必須掌握的通行手段和基本技能，我們更要本著“傳、幫、帶”的合作理念以身作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活動樹立遵法、守法的典范。除此之外，為了更加有效地應對經濟風險，我們還要推動建立、完善投資擔保機制，發揮保險對風險的轉移功能。我們不僅要充分利用好國際上現有的投資擔保機構，如世界銀行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來分擔風險，也可以推動建立獨立的、僅僅針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資擔保機構，如國內有關專家提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保險公司”（即“亞投保”）等。這樣不僅能有效降低“一帶一路”沿線高風險的危害，也會促使更多的跨國企業大膽地走出國門。

第五，以非傳統安全合作為突破口，化解“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安全風險。之所以以非傳統安全合作為突破口，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一是目前各國對加強非傳統安全合作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愿望。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多樣性、高發性、跨國性以及它與地區政治安全問題的緊密關聯性，決定著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目前有多么強大都無法單獨有效應對。從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頻繁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大型地質災害事件以及流行性傳染病等諸多的非傳統安全事件上看，我們無不感受到來自國際社會加強合作的呼聲和各國積極攜手應對的強烈意愿。

二是目前國際上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公共產品與有效機制都嚴重欠缺。一方面，相較于傳統的地區政治安全領域大國愿意向其盟友、地區提供安全公共產品（如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國家導彈防御系統）不同，目前很少有大國愿意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另一方面，雖說目前國際上存在很多合作機制，但很多國際組織機構都是把非傳統安全合作作為附加的議程。由于缺少專門的合作機制，使得非傳統安全合作成效普遍不高。在涉及實質性問題時，往往受到傳統的地區政治安全因素的沖擊，合作關系很不穩定；在應對一些大規模的非傳統安全危機（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難免有力不從心之感。

三是很多中小國家都期待大國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近年來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實際效果上看，綜合實力強、幅員遼闊的大國在抵御諸如地質災害、金融危機、糧食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要遠比中小國家強。而在這方面，中國在地緣上與非傳統安全高發區緊密相鄰，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不僅自身具備抗擊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也具備向周邊國家實施快速援助和災后重建的基本條件，這也是近年來國際社會強烈期盼中國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一個主要原因。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開展非傳統安全合作不僅能為化解地區內的安全困境找到合理的切入點，增進地區內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而通過加強非傳統安全合作，也有利于區域內傳統安全問題的解決，推動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

總之，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及安全形勢下，“一帶一路”建設將極大地促進歐亞大陸之間的互聯互通，它不僅會給中國企業帶來機會，也將給沿線各國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放眼全球，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誰能夠創造更加便利的貿易和投資環境，誰就能爭取到更多的發展機會。盡管“一帶一路”建設中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機會絕對不會出現在抱怨與畏縮之中，而在于如何積極行動。只要我們能夠統攬全局、分清主次，從綜合安全的視角管控風險，就能夠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研究員）

【注釋】

①高臣，馬成志：“‘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5年第19期。

②中國出信用保口險公司編著：《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5年，第2頁。

③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4期，第5頁。

④盧國學：“亞太政治安全形勢的新變化與區域合作的發展”，《當代世界》，2014年第12期，第48頁。

⑤封永平：“中日關系困境解讀”，《國際論壇》，2006年第1期，第37頁。

⑥吳寬宏：“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法律風險防范”，《經營與管理》，2012年第5期，第48頁。

責編 /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