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近年來韓國亞太地區(qū)外交的“風生水起”，韓國版的“亞太均衡”戰(zhàn)略逐漸浮出水面。這一戰(zhàn)略源于韓國對地緣政治格局、國家綜合實力、核心利益訴求等方面的認知調整，集中反映了韓國的亞太觀及區(qū)域戰(zhàn)略選擇。這其中，對“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成為推動韓國“亞太觀”變遷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說，韓國的“亞太觀”主要是受制于“中等國家”的身份定位。李明博時期的“新亞洲倡議”計劃、樸槿惠時期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等，表明了韓國在地區(qū)范圍、合作領域、制度建構等層面對“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以期實現韓國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主導”、經濟“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戰(zhàn)略轉向。
【關鍵詞】中等國家 東北亞均衡者 亞太均衡戰(zhàn)略 信任外交 韓國
【中圖分類號】F114.1 【文獻標識碼】A
【DOI】【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0.002
伴隨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國家利益的不斷拓展、地區(qū)形勢的持續(xù)變動，韓國的“亞太觀”幾經變遷，其區(qū)域戰(zhàn)略選擇屢有調整。這其中，對“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過程，成為主導韓國地區(qū)事務策略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對“中等國家”概念有著很多的劃分標準，從國家實力、國家意愿、地區(qū)影響力、外交獨立性四個角度進行綜合性界定成為一種通約標準。在此，“中等國家”是指國家實力介于大國與小國之間，擁有參與國際與地區(qū)事務的國家意愿，外交獨立且在國際或地區(qū)層面有著一定影響力的國家。在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中，“中等國家”往往發(fā)揮著獨特的重要作用。目前，把本國明確定位為“中等國家”的有澳大利亞、韓國、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家。韓國作為“中等國家”的重要一員，其身份定位及再確認的過程，從多個方面影響著它的“亞太觀”及基于“亞太均衡”原則的區(qū)域戰(zhàn)略選擇。
韓國“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
二戰(zhàn)結束后，韓國終于擺脫了日本的長期殖民統治，但獨立后韓國的經濟貧困、政治動蕩、軍事羸弱，不得不依賴于大國的政治安全保護。冷戰(zhàn)初期的韓國一度淪為了美蘇爭霸的“前沿緩沖地帶”，當時的韓國既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參與地區(qū)事務處理，其在外交安保等方面唯美國馬首是瞻。伴隨經濟與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亞太地區(qū)事務與朝鮮半島問題的日趨復雜化，韓國要求在地緣政治上發(fā)聲的意愿愈加強烈，其多屆政府頻繁在各種國際場合上表明態(tài)度。盧泰愚時期，“中等強國行動主義”①成為當時韓國政府重要的外交理念之一，其推行的“北方外交”體現了韓國渴望外交獨立及參與地區(qū)秩序構建的強烈意愿。伴隨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韓國在東北亞地區(qū)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得到顯著提升，其參與地區(qū)事務處理的極大熱情和要求擺脫美國控制的情緒日益高漲。此時的韓國初步具備了成為“中等國家”的基本要件，對自身“中等國家”的身份定位開始明確出現在韓國領導人的講話與外交理念中。隨后的金泳三時期、金大中時期繼承了“中等強國行動主義”的外交理念，積極發(fā)揮韓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建設性作用。金泳三時期成功推動了東盟地區(qū)論壇（ARF）、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東北亞合作對話（NEACD）等多邊對話機制，展現了韓國渴望主導地區(qū)事務的強烈愿望。金大中時期提出了“東北亞中心國家”的新戰(zhàn)略構想，力圖把韓國打造為東北亞地區(qū)的商貿與物流中心。金泳三時期、金大中時期的外交理念，集中展現了韓國參與地區(qū)事務的積極性與行動力，一些理念頗有建設性和前瞻性。這一時期，韓國逐漸展現了作為“中等國家”參與地區(qū)事務的信心和決心。盧武鉉時期提出的“和平與繁榮的東北亞時代”的新構想，對東北亞的政治、經濟、安全、軍事等領域提出“一攬子”的規(guī)劃，并在該構想下表明了“東北亞均衡者”的新主張。韓國冀以“均衡者”的姿態(tài)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發(fā)揮獨特的作用。“東北亞均衡者”理念的提出，被視為韓國務實“均衡”戰(zhàn)略的源頭所在，成為韓國“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階段的重要戰(zhàn)略舉措。
盧武鉉時期“東北亞均衡者”的新構想提出后，務實的“均衡”理念日益深入到韓國外交事務活動中，使韓國在地區(qū)事務層面表現的更像一個“中等國家”。隨著朝鮮半島局勢、地區(qū)安全形勢及韓國國內形勢的劇烈變動及深刻影響，韓國認識到沒有大國力量的支持，韓國的地區(qū)主張只能是淪為大國參考的備案而已，完全沒有號召力和影響力。于是，在務實的“均衡”理念的持續(xù)影響下，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對韓國的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的新調整與新規(guī)劃。這具體表現在影響范圍的再擴大、合作領域的再拓展、機制構建的再深化三個方面。由此，韓國的“中等國家”身份再次得到了新的確認和強化。
一是影響范圍的再擴大。這表現為韓國“立足東亞，面向亞太”的構想主張。以李明博時期的“新亞洲倡議”計劃為標志，韓國明確提出了把以往的局限于東北亞地區(qū)的“區(qū)域外交”擴大為整個亞洲的“地區(qū)外交”，要實現“區(qū)域外交”與“地區(qū)外交”的新平衡。對韓國來說，東盟地區(qū)是經濟發(fā)展的關鍵所在，中亞、西亞是資源開拓的重點區(qū)域，而澳洲地區(qū)是利益補充的主要來源。與盧武鉉時期的“東北亞均衡者”的戰(zhàn)略構想相比較，“新亞洲倡議”計劃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李明博政府希望通過擴大地區(qū)作用范圍，把韓國的影響力和作用力由東北亞地區(qū)快速推向整個亞洲乃至亞太地區(qū)。從最近幾屆韓國政府的外交活動來看，韓國基本上實現了與亞太地區(qū)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互動關系的戰(zhàn)略夙愿，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韓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二是合作領域的再拓展。這表現為堅定經濟合作，拓展新型合作。2009年10月，李明博在韓國—東盟首腦會議上強調，要推進“經濟開發(fā)合作、低碳綠色增長、文化人才交流”②等三大領域的合作關系，提出設立亞洲山林合作機構、建立韓國文化院等具體措施，把雙方合作拓展到了環(huán)保、文化等新型合作領域。樸槿惠時期提出的“東北亞和平構想”是韓國“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階段的重大外交理念之一，其“主張韓國、中國和美國等六方會談與會國首先從氣候變化、反恐和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領域議題進行對話，逐漸增進區(qū)域內國家之間的信任，擴大交流與合作。”③雖然樸槿惠政府的這一政策主張未受到中、美等國家的積極響應，但展現了韓國希望拓展非政治領域內合作關系并發(fā)揮其“中等國家”身份在全球環(huán)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的強烈意愿。這是促成韓國在隨后的全球環(huán)保外交合作中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合作領域的再拓展，為韓國“中等國家”身份的再確認提供了新的發(fā)揮空間。
三是機制構建的再深化。參與并主導構建地區(qū)合作機制，實現地區(qū)合作機制的再深化，這是韓國作為“中等國家”渴望實現的戰(zhàn)略夙愿。從目前的國家實力與影響力來看，韓國尚不具備中、美等大國在亞太地區(qū)機制構建中的能力。因此，韓國在構建地區(qū)合作機制的理念和方式上，表現為積極參與多邊合作機制，不斷深化雙邊合作機制。一方面是多邊合作機制的再深化，這表現為參與本地區(qū)在經濟、政治、安全、環(huán)保等領域的合作機制建設，推動作為“中等國家”的韓國主導地區(qū)合作機制建設進程。韓國的多邊合作機制建設逐步實現了從體制合作到內容合作的新拓展與新深化。在推動主導“中等國家”合作體的問題上，韓國明確把自身定位為“中等國家”，希望通過構建高層次、全方位、多領域的多邊合作機制，使韓國成為推進“中等國家”緊密合作的主導性力量。另一方面是雙邊合作機制的再深化，這表現在經濟外交推動下的韓國FTA建設。如中韓FTA協定簽訂后，地方經濟合作機制建設成為中韓經貿合作的新亮點與新重點，使中韓雙邊合作機制深入到地方合作層面成為一項戰(zhàn)略選擇。韓國在機制構建層面的再深化舉動，進一步提升了其在亞太地區(qū)的影響力與號召力，顯著增強了韓國對“中等國家”身份的再認同。
韓國的亞太觀：一種總體性的認知
韓國的亞太觀反映的是它對整個亞太地區(qū)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安全、地緣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總體認知狀況。從盧武鉉時期開始，韓國對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認知愈加清晰。“機遇與挑戰(zhàn)同在，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多維認知結果，構成了韓國“務實”的亞太觀，并長期影響著韓國的區(qū)域戰(zhàn)略選擇。
亞洲崛起是機遇，地緣熱點是挑戰(zhàn)。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歐洲等主要經濟體以沉重打擊，亞洲國家雖受波及，但依然保持著充分的發(fā)展活力和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ΑｋS著中國、東盟地區(qū)等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世界經濟格局的中心快速轉向了亞洲地區(qū)。加強同亞洲國家的密切合作關系，充分利用亞洲地區(qū)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促進韓國經濟振興是當務之急。因此，亞洲經濟崛起被韓國視為擺脫經濟低迷狀態(tài)，實現國家振興的重要機遇。
隨著亞洲經濟的迅速崛起，亞太地區(qū)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和全球政治的中心，但經濟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嚴重的信任危機和安全風險。亞太國家普遍處于經濟上相互依存、地緣關系上緊張的尷尬境地，這就是樸槿惠總統認為的“亞洲悖論”④。在樸槿惠總統看來，“亞洲悖論”加重了亞太國家之間的戰(zhàn)略互信缺失狀態(tài)，致使某些國家固執(zhí)于零和博弈的冷戰(zhàn)思維，政治上相互攻訐、軍事上相互恫嚇、外交上相互齟齬，加劇了亞太地區(qū)局勢的緊張程度，進一步抬高了整個地區(qū)的安全風險。亞太地區(qū)局勢的趨緊程度和地緣安全狀況的不確定性，既為韓國提供了發(fā)出“韓國聲音”的舞臺，也給韓國的國家安全、經濟合作等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
大國競爭是常態(tài)，亞太合作是主流。冷戰(zhàn)結束后，亞太地區(qū)成為新一輪大國戰(zhàn)略博弈的主戰(zhàn)場。中、美、俄、日等大國在亞太地區(qū)諸多地緣熱點問題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戰(zhàn)略博弈，上述國家關系的發(fā)展狀況使韓國相信這些大國戰(zhàn)略博弈不是零和性的而是競合式的。
從競爭層面看，大國之間的“有限”競爭日趨的常態(tài)化。目前亞太地區(qū)處在“主導權轉移”的過渡階段，美國出于護持亞太地區(qū)主導權的戰(zhàn)略考慮，極力遏制中國崛起，加快實施“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強化前沿兵力部署態(tài)勢。日本則推波助瀾，積極響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美日兩國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在海洋、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面對美國的一再挑釁舉動，中國一方面加強對正當海洋權益的監(jiān)督與保護力度，另一面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的落實發(fā)展。雖然中美亞太地區(qū)的競爭局面日趨激烈，但雙方始終恪守“有限”競爭的原則，未把地緣熱點問題上的“口水仗”升級為“冷戰(zhàn)式”的大國對抗。在應對突發(fā)事件時，中美雙方始終保持克制與溝通的理性態(tài)度，以防事態(tài)進一步的升級和惡化。“有限”競爭是當前大國競爭的主要形式，既滿足了參與競爭的大國實施國家戰(zhàn)略和捍衛(wèi)國家利益的愿望，又能夠降低因競爭惡化而引發(fā)戰(zhàn)爭的風險。伴隨美國“重返亞太”戰(zhàn)略的持續(xù)實施，中、美、俄、日四大國在亞太地區(qū)的競爭呈現一種常態(tài)化的新局面。
從合作層面看，推進全面合作仍是亞太大國的首選戰(zhàn)略。雖然中美兩國圍繞亞太地緣熱點問題“斗”的不可開交，但激烈競爭背后是雙方的高度依存狀態(tài)。中美在亞太地區(qū)的激烈競爭態(tài)勢，絲毫沒有影響到雙方在經濟貿易、人文交流、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的密切合作關系，彼此互為最大貿易伙伴、人文交流頻繁、共同引領環(huán)保潮流，這種態(tài)勢和趨勢使韓國確信合作在中美關系發(fā)展中仍是主流。雖中日關系受制于歷史、領土等問題，但雙方依然保持著密切的經貿合作關系，人員流動愈加頻繁。總的來說，亞太大國在經貿、人文、環(huán)保等領域的合作程度不斷加強和加深，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日益顯現與深化，彼此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性具有敏感與脆弱的特點，因此，推進全面合作仍是亞太大國的首選戰(zhàn)略。
“中等國家”身份影響下的“亞太均衡”戰(zhàn)略
“中等國家”的身份定位及再確認，決定了韓國在復雜的亞太大國的戰(zhàn)略博弈中采取更加務實化的態(tài)度，奉行“亞太均衡”戰(zhàn)略。“基于亞太大國均勢，兼顧地區(qū)多元平衡”，成為韓國“亞太均衡”戰(zhàn)略的突出指向。實際上，“亞太均衡”戰(zhàn)略是對“東北亞均衡者”戰(zhàn)略的一種繼承，通過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等戰(zhàn)略手段，最終實現韓國在亞太地區(qū)的政治“主導”、經濟“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戰(zhàn)略轉向。
政治維度。韓國“亞太均衡”戰(zhàn)略在政治維度上的終極目標是，使其成為亞太地緣政治的主導性國家。由于“中等國家”實力的制約，韓國始終無法達到中、美、俄、日等亞太大國的地區(qū)影響力，其“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在國家互動層面，主要是均衡亞太大國與地緣鄰國，實現“大國外交”向“鄰國外交”的新轉變，避免韓國再次成為大國戰(zhàn)略博弈的“前沿緩沖地帶”；二是在地區(qū)聯動層面，主要是均衡半島區(qū)域外交與亞太地區(qū)外交，實現“區(qū)域外交”向“地區(qū)外交”的新轉變，避免出現韓國囿于朝鮮半島問題的外交困境，推動區(qū)域外交向地區(qū)外交的新轉變，最終實現半島區(qū)域與亞太地區(qū)的常態(tài)化聯動。
第一，國家互動層面：大國外交轉向鄰國外交。到盧武鉉時期，韓國一直秉持大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從追隨美國到“四強外交”，大國外交始終是韓國外交的重點所在。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基本上接受了盧武鉉時期的“東北亞均衡者”理念，即在國家互動層面和尋求亞太大國均勢外交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大國外交與鄰國外交的新平衡。
在盧武鉉時期“東北亞均衡者”理念下的韓國被定義為“東北亞地區(qū)國家”，其目標是實現東北亞及朝鮮半島的安全與穩(wěn)定，實現東北亞地區(qū)的大國均衡。由此，韓國外交的中心任務轉向大國外交，主要是面向中、美、俄、日等大國。實現亞太大國均衡的“四強外交”，成為盧武鉉時期的一項重要國策。“改善中韓關系，爭取韓國自主”成為當時韓國扮演“東北亞均衡者”的戰(zhàn)略目標之一，其結果是拉近中韓關系、弱化美韓關系，韓國自主能力增強。伴隨亞太地區(qū)經濟崛起，韓國已無法忽視該地區(qū)中小國家取得的發(fā)展成就。對韓國而言，改善與亞太地區(qū)國家關系，推進亞太鄰國外交勢在必行。李明博時期的“新亞洲倡議”計劃明確提出要平衡“四國外交”與“鄰國外交”，其理念是以均衡大國外交為基礎，推進大國外交與鄰國外交的新平衡。為此，李明博總統上臺伊始便對中、美、俄、日四大國進行了訪問，一方面極力恢復盧武鉉時期有所弱化的韓美、韓日關系，另一方面積極推進韓國與中、俄等國家的友好關系，致力于把韓國打造為大國戰(zhàn)略博弈的溝通“橋梁”。在亞太鄰國外交方面，李明博政府擺出積極姿態(tài)，極力尋求進一步提升同亞太地區(qū)中小國家關系的機會，對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家進行了訪問，并在能源、經貿、環(huán)保等方面達成重要共識。目前，韓國與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等國家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初步實現了提升與亞太地區(qū)中小國家關系的鄰國外交目標。
樸槿惠總統執(zhí)政以來，對李明博時期的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展現較之于上屆政府更加“務實”的態(tài)度。在大國外交方面，韓國仍以“四強外交”為基礎，致力于全面強化美韓同盟關系，推動中韓“信任外交”，堅持對日本的“雙軌”外交，謀求穩(wěn)定發(fā)展韓俄關系，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在鄰國外交方面，樸槿惠總統對亞太地區(qū)鄰國展開了新一輪的外交攻勢，在東南亞地區(qū)積極開展“推銷外交”，在中亞地區(qū)竭力推動“資源外交”，由此助力和提升韓國的亞太地區(qū)影響力。
第二，地區(qū)聯動層面：區(qū)域外交轉向地區(qū)外交。隨著國家實力的快速增長，韓國實現了由貧窮落后的“邊緣國家”向“中等國家”身份的華麗轉身。由于地緣環(huán)境的深刻影響，朝鮮半島問題始終困擾著韓國，成為束縛韓國“均衡戰(zhàn)略”的枷鎖。朝核問題、統一問題是關乎韓國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韓國歷屆政府均把朝鮮半島問題作為韓國外交的核心方面。全力爭取朝鮮半島問題處理解決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成為韓國歷屆政府的重要戰(zhàn)略目標。伴隨朝核問題的新的愈加復雜化的發(fā)展，韓國深刻意識到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掌握在美國手中。由此，強化美韓軍事同盟關系成為當務之急和最優(yōu)選擇。固守朝鮮半島區(qū)域，爭取朝鮮半島問題處理解決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的相關政策，不斷被韓國高層所反思和調整。其中的一個政策變化結果是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均采取了更加積極有為的地區(qū)外交政策。
從具體政策看，雖然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針對朝鮮半島問題的具體略有所不同，但在地區(qū)外交層面上趨于一致。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李明博時期以美韓軍事同盟體系為基礎，采取相當強硬的對朝政策；而樸槿惠時期則采取了“強硬折中”的對朝政策，積極謀求和推動“半島信任進程”。在地區(qū)外交層面上，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均采取了相似的外交手段。以東盟地區(qū)為例，李明博時期提出的“新亞洲倡議”計劃把東盟地區(qū)作為韓國外交的重點地區(qū)，以韓國—東盟首腦峰會為平臺，積極推進韓國—東盟伙伴關系的新發(fā)展，進一步增進韓國與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等方面的互動及交流，提升韓國在東盟地區(qū)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樸槿惠時期對東盟地區(qū)外交基本追隨了李明博時期的外交模式，仍是以韓國—東盟首腦峰會為平臺。在2014年12月召開的韓國—東盟特別峰會上，雙方發(fā)表《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一致決定在政治、國家安全、朝鮮半島問題等領域加強合作關系。樸槿惠政府提出的“半島信任進程”及“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等外交理念，也得到了東盟國家的肯定認可。通過“區(qū)域外交”轉向“地區(qū)外交”的均衡外交戰(zhàn)略，韓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囿于朝鮮半島事務的“區(qū)域外交”的枷鎖，在拓寬外交視野、活躍地區(qū)外交的同時，也使其外交理念與政策得到了域內國家的肯定與支持。韓國的“中等國家”身份被域內國家所認同和接受，更加激發(fā)韓國參與亞太地區(qū)事務的積極性和熱切性。
經濟維度。韓國“亞太均衡”戰(zhàn)略在經濟維度的最終目標是成為亞太地區(qū)的經濟中心國家。在此，所謂的“中心國家”不是自身經濟體量層次的概念，而是亞太地區(qū)經濟格局的“中心地位”的國家。簡而言之，就是與亞太地區(qū)所有愿意與韓國建立經濟貿易關系的國家，確立密切的經濟貿易合作關系。這里的“均衡性”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均衡大國與小國的經貿關系，突出韓國與亞太大國經濟合作的重要性，同時全面推進韓國與亞太地區(qū)中小國家的經貿合作關系，避免經濟層面過度依賴某一大國的局面；二是拓寬經濟合作領域，追求新型經濟的增長點，完善并深化各項經貿合作制度，實現地區(qū)經貿的多元化與制度化。
第一，突出經濟重點，推進全面合作。韓國是亞太地區(qū)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但在人口數量、國土面積、市場容量、外匯儲備等方面，其無法與中國、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韓國無法在經濟體量上實現“趕美超中”，成為亞太地區(qū)經貿合作格局的“中心國家”是韓國的務實性選擇。與政治維度的“四強外交”相類似，韓國在經濟維度上以中韓、美韓、韓日、俄韓之間的經濟合作作為其在亞太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重點。從目前狀況看，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較高，導致韓國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與日俱增局面。另外，美韓已經簽署FTA協定。在美韓TPP協定談判問題上，雙方沒有重大的戰(zhàn)略分歧。如果美韓最終簽署TPP協定，屆時韓國會成為中、美兩國經貿關系中的“中心國家”。韓國既可以在中韓、美韓經濟合作中獲得新的更多的經濟實利，又可以通過經濟外交手段對中、美兩國實施非對稱性影響，從而達到均衡亞太大國博弈的戰(zhàn)略目的。
為避免出現經貿領域過度依賴某一大國的尷尬局面，韓國正全面推進與亞太地區(qū)中小國家的經貿合作關系，其推進合作的方式以簽署FTA協定為主。東盟歷來是韓國經濟外交與地區(qū)外交的關鍵地區(qū)，韓國與東盟早在2005年就簽署了FTA協定。目前，東盟已成為韓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方關系正朝著更加縱深化的方向快速發(fā)展。除東盟國家外，韓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也簽署了FTA協定。截至2014年末，韓國已經與50個國家簽署FTA協定，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FTA大國”。韓國的世界“FTA大國”地位的確立，使其初步實現了在亞太地區(qū)主導構建FTA網絡的戰(zhàn)略目標，為下一步韓國成為亞太地區(qū)的經濟中心國家奠定了厚重基礎、搭建了堅實平臺。
第二，拓寬發(fā)展領域，深化制度建設。韓國在主導構建亞太地區(qū)FTA網絡的同時，不斷尋求拓展經濟合作領域。除經貿合作領域外，韓國在積極發(fā)掘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發(fā)展?jié)摿Γ罅ν卣沟谌a業(yè)領域的合作與交流。隨著近年來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實現經濟的綠色增長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和理想模式。2009年10月，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在韓國—東盟特別首腦會議上提出在“開發(fā)合作、文化及人員交流、低碳綠色增長”⑤領域實現對“東盟的承諾”，并表示“強烈希望東盟成為綠色增長的合作伙伴”。⑥2010年10月，韓國號召并與東盟國家成立“亞洲森林合作組織”（AFOCO）；2011年11月，韓國與東盟國家簽署《森林合作協定》；2012年10月，韓國主辦亞歐會議綠色增長與中小企業(yè)論壇⑦，展現韓國渴望拓展“綠色環(huán)保”領域合作的強烈意愿。樸槿惠時期，韓國在鞏固與東盟國家貿易、資源等領域密切合作關系的基礎上，大力推進其在東盟地區(qū)的經濟外交和推銷外交，力圖把韓國與東盟經貿合作關系提升到新的更高層次。
伴隨韓國在亞太地區(qū)經貿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勢頭，其主導構建區(qū)域經濟合作制度的意愿更加強烈、能力快速提升，呈現“多邊合作促進雙邊合作”的新特點。在深化多邊合作機制方面，韓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最大平臺是1997年形成的“東盟10+3”多邊合作機制。在該框架下，韓國與中、日、東盟等國家簽署了清邁倡議多邊協定（CMIM），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機制。通過深化“東盟10+3”多邊合作機制，進一步增強了東亞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和水平。在深化雙邊合作機制層面，韓國努力尋求推進與東盟國家雙邊合作的機會。2005年和2006年，韓國基本完成了與東盟國家的FTA談判，為其推進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家雙邊FTA談判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外，韓國積極參與湄公河流域合作，初步形成以“證券交易所”為主要形式的金融交流機制，實現與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金融接觸。總體來看，韓國已經實現對東盟國家經濟外交的全覆蓋，不僅涵蓋經濟貿易、基礎設施等傳統領域，還涉及核電、環(huán)保等新興經濟領域。在深化經貿合作機制方面，韓國既強調韓國—東盟多邊合作機制的發(fā)展與強化，又注重與東盟國家雙邊合作機制的構建與深化，基本上實現了地區(qū)經貿的多元化和制度化的目標構想。
安全維度。在安全上，韓國一直擺脫不了“悖論”的束縛。一方面，美韓軍事同盟體系是韓國在朝鮮半島必須依仗的堅實后盾；另一方面，“美主韓從”的非對稱性同盟結構的存續(xù)，無論在精神還是國家形象上深刻刺激著韓國。從目前朝鮮半島局勢而言，這個“悖論”會繼續(xù)存在。由此，韓國在安全維度的戰(zhàn)略均衡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針對朝鮮半島問題的現實狀況，繼續(xù)深化美韓軍事同盟體系，在進一步提升自主國防能力的同時，加快實現韓國國防交流的多元化，避免完全淪為美國的附庸；二是針對朝鮮半島統一的理想狀況，推進南北信任進程，構建有效交流機制，爭奪朝鮮半島問題處理解決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敞開南北對話大門，為朝鮮半島的最終和平統一奠定基礎。
第一，深化美韓同盟，提升自主國防。在美韓軍事同盟問題上，盧武鉉時期的失敗為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的政策調整提供了經驗。就目前狀況而言，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鑰匙依然掌握在美國的手中。美國的“戰(zhàn)略忍耐”政策，使朝鮮在核武建設、導彈問題上一再觸犯周邊國家的底線，使本地區(qū)陷入到持續(xù)動蕩緊張的局面，也嚴重威脅著韓國國家安全，逼迫韓國不得不倚重美韓軍事同盟體系。伴隨朝鮮半島局勢的新升級的巨大壓力和美日軍事同盟的新深化的強力刺激，李明博時期、樸槿惠時期做出深化美韓軍事同盟體系的政策調整。李明博時期著力把美韓軍事同盟打造為全方位的“21世紀戰(zhàn)略同盟關系”，樸槿惠政府則希望把美韓軍事同盟提升為“全面戰(zhàn)略同盟關系”。不斷深化美韓軍事同盟體系，既有應對朝鮮半島危機日趨深化的現實考慮，又有提升韓國自主國防能力及水平的意圖想法。為防止韓國在軍事安全層面過度依賴美國，韓國積極推動和實現國防工業(yè)的自主化與國防交流的多元化。近年來，韓國國防工業(yè)發(fā)展迅速，“韓國2015年國防出口近35億美元，連續(xù)3年超30億美元”⑧。目前，韓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國防工業(yè)的自主化。中韓兩國軍事領域交流的日趨頻繁和豐碩成果，成為韓國對外軍事安全交流的一大亮點。2014年，中韓兩國簽署《關于建立國防部直通電話的諒解備忘錄》⑨，為中韓兩軍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鋪平道路。中韓軍事交流的常態(tài)化，進一步提升了韓國在地區(qū)安全層面的影響力，增強了其應對地區(qū)安全局勢變化的自主性選擇余地。
第二，推進南北信任，構建交流機制。朝鮮半島問題是亞太地區(qū)最為“棘手”的地緣熱點和難點，該問題遲遲無法妥善解決的癥結在于朝鮮與美、日、韓之間缺乏必要足夠的戰(zhàn)略信任。在朝核問題上，朝鮮與美國的互不信任體現為朝鮮“先承諾，后棄核”與美國“先棄核，后援助”的政策性矛盾。在朝鮮半島統一問題上，朝鮮與韓國的互不信任體現為“北方統一南方”與“南方統一北方”的結構性矛盾。朝鮮與美國的戰(zhàn)略互信因朝鮮的多次核導試驗而陷入困境；朝韓之間信任進程雖受朝核問題的負面影響，但韓國為實現南北戰(zhàn)略互信付出了不懈努力。韓國清楚美日干預朝鮮半島事務絕非“真心”，但實現朝鮮半島統一是韓國的夙愿與“真意”。因此，樸槿惠總統上任后提出推動“半島信任進程”，在堅持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基礎上，構建半島對話機制，保持南北交流暢通。由于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長期停擺，韓國只得尋求與朝鮮直接對話的機會。2015年朝韓雙方進行了較為頻繁的對話交流，總體呈現良好的發(fā)展勢頭。由于2016年初朝鮮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并發(fā)射衛(wèi)星，朝韓互動的良好局面被打破，朝鮮半島復歸于劍拔弩張的高危險局勢。樸槿惠政府提出啟動“五方會談”的政策主張⑩，并希望以此取代六方會談機制。這一政策主張沒有得到相關國家的積極響應，但韓國極力爭取朝鮮半島問題解決處理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的戰(zhàn)略意圖更加的明確與清晰。
結語
無論是從歷屆韓國政府的外交理念與外交活動，還是從韓國的國家實力和地區(qū)影響力來看，韓國的“中等國家”身份定位及再確認無疑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亞太觀，表明韓國對待地區(qū)事務方面的務實態(tài)度和爭上姿態(tài)。對“經濟依靠中俄、安全依靠美國”的韓國而言，冷戰(zhàn)思維式的選邊站隊策略是絕不可取的。地域發(fā)展機遇、地緣政治挑戰(zhàn)、地區(qū)安全風險的合力作用，促使韓國在亞太地區(qū)采取務實化的“均衡”戰(zhàn)略，旨為協調地區(qū)緊張局勢，尋求韓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不過，韓國要實現亞太地區(qū)大國的均勢化局面，兼顧地區(qū)多元平衡的戰(zhàn)略構想在短期內無法實現。加快深化的美韓軍事同盟體系，勢必對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發(fā)展及朝鮮半島問題的處理解決形成巨大的阻礙作用。實現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巧妙的戰(zhàn)略平衡，成為韓國“亞太均衡”戰(zhàn)略的難點所在。盧武鉉時期、李明博時期均未實現這種戰(zhàn)略平衡，雖然樸槿惠時期觸碰到這個戰(zhàn)略平衡點，但復雜多變的亞太地緣政治形勢使韓國的“亞太均衡”戰(zhàn)略面臨多種挑戰(zhàn)。韓國要實現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主導”、經濟“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戰(zhàn)略轉向，無疑是任重而道遠。
（本文系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東亞地緣格局變遷與中國的地緣戰(zhàn)略選擇”（編號：第48批）及吉林大學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行動計劃（2011-2020）青年學術骨干支持計劃項目“東亞安全風險管理與中國的區(qū)域安全戰(zhàn)略”（編號：2012FRGG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2014級碩士研究生孫天宇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注釋
①劉雨辰：《韓國的中等強國外交：動因、目標與策略》，《國際論壇》，2015年第3期，第72～78頁。
②《韓媒：韓“新亞洲外交構想”挑戰(zhàn)中日》，環(huán)球網，2009年10月27日，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09-10/614972.html。
③凌勝利：《韓國的中等強國外交演變：從盧武鉉到樸槿惠》，《當代韓國》，2015年1月，第42～55頁。
④《樸槿惠：東北亞現“亞洲悖論”潛力未被完全挖掘》，中國網，2013年06月27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6/27/content_29248628.htm。
⑤⑥張明亮：《韓國的東盟戰(zhàn)略——以其“新亞洲構想”為視角》，《東北亞論壇》，2010年第2期，第89～95頁。
⑦宋效峰：《中等強國視角下的韓國東南亞外交》，《東南亞南亞研究》，2013年第2期，第7～13頁。
⑧《韓國去年國防出口近35億美元 連續(xù)3年超30億美元》，中國新聞網，2016年0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21/c_128653149.htm。
⑨《中韓第四次國防戰(zhàn)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中國新聞網，2014年07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7-23/6419069.shtml。
⑩《詳訊：樸槿惠首提六方會談無用論 倡議五方會談對朝施壓》，韓聯網，2016年1月2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6/01/22/0401000000ACK20160122004800881.HTML。
Northeast AsianEquilibrium: The Regional Strategic Choice of South Korea
Guo Rui
Abstract:With the successof South Korea in the Asia Pacific diplomacy in recent years, the Koreanversion of the "Asia Pacific Equilibrium" strategy has gradually beenbrought to surface. This strategy results from South Korea's adjustment to theunderstanding of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ts national comprehensivestrength and core interests, reflecting South Korea's outlook on the AsiaPacific and its regional strategic choice.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ere-confirmation of its status as a "middle state" is the main onecausing the change of its Asia Pacific view. Or in other words, its "AsiaPacific view" is mainly restricted by its "middle state"identity. The "New Asia Initiative" during Lee Myung-Bak's presidencyand the "Northeast Asia Cooperation Plan" during Park Geun-hye'spresidency indicate that South Korea reconfirms its "middle state"status in terms of geography,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ake a strategic shift towards having political"dominance", being an economic "center" and enjoying"independent"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geopolitics.
Keywords: middle state, Northeast Asia Equilibrium, the Asia PacificEquilibrium strategy, trust-based diplomacy, South Korea
【作者簡介】
郭銳，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導，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兼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朝鮮半島問題、東亞安全與軍備控制、跨境公共危機治理。主要著作有《東亞地緣環(huán)境變化與中國區(qū)域地緣戰(zhàn)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