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國60多年來，我國在不同發展時期，由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認識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發展理念：從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趕超式為主的發展理念；從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階級斗爭至上論；1978年至黨的十八大，以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逐步形成五大發展理念。梳理不同時期的發展理念，旨在發現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關鍵詞】發展理念 經濟發展 五大理念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從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趕超式為主的發展理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發展理念基本是趕超式，期間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基本上屬于恢復式增長。經過長期戰爭，我國國民經濟遭受重大破壞，亟待恢復。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6月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作了《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和《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提出要合理調整工商業，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完成土地改革等。經過三年時間，國民經濟初步得到恢復。1950年、1951年、1952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23.4%、19%、18.3%。到1952年，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超過了戰前水平。

第二階段是從1953年到1957年，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并提出實現國家工業化發展理念。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于同年開始實施我國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符合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平穩增長而且經濟結構趨于合理，工農關系和諧，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原計劃提出十到十五年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用了四年時間就完成了，存在盲目和急躁的問題。

第三階段是從1958年到1966年，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其糾正。1958年黨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提出“趕英超美”等不切實際的發展理念。在生產關系上，搞窮過渡，初級社、高級社短時間內過渡到人民公社，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盛行；在生產發展上一味追求高速度，在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上要求用十年時間超過英國，十五年時間超過美國，隨后又提出“三年趕英、五年超美”等不切實際的理念和口號。由于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其結果是經濟增長急劇下滑，國民經濟大幅波動，1958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21.3%，1961年下降為-27.3%，波幅高達近50個百分點，人民生活水平急劇降低。隨后幾年黨中央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63年至1966年我國國民經濟開始呈現恢復性增長，國民經濟結構有所改善，積累與消費比例趨向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從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階級斗爭至上論

1966年至1976年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十年浩劫。十年“文革”期間，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九大提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雖然期間經歷了短暫的整頓，但整個國家總體上處于停滯和混亂狀態，甚至極度動蕩之中。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談不上發展的問題，更談不上發展理念。其結果導致國民經濟幾乎處于崩潰邊緣，人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1977年黨的十一大宣布十年“文革”結束，國民經濟也有所恢復，但仍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沒有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屬于過渡階段。

1978年至黨的十八大，以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理念

1978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之前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抉擇，從此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隨后以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為突破口，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了“新三步走”發展戰略。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其中經濟增長的目標是，“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到二O二O年比二OOO年翻兩番。”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在強調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也強調經濟增長質量，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著力于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早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就提出我國國民經濟在“許多方面的經濟效益還很差，其原因除了某些不可比的客觀因素以外，主要是過去左傾錯誤所導致的企業盲目發展，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分配制度有缺陷，經營管理混亂和生產技術落后”。并提出“六五”期間要“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向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實現‘九五’和二零一零年的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第一次把“兩個轉變”同時提了出來，而且指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靠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經歷了由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到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變到集約型，再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即由單純指企業經營方式，到經濟增長方式，再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的演變過程，這一理念的內涵已經突破了經濟領域而不斷擴大至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

由于體制、機制以及根本理念等原因，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從1978年居世界第十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主要表現在：在發展理念上過度強調GDP，重數量輕質量，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發展方式粗放，創新能力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差距較大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逐步形成五大發展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方略，逐步形成了五大發展理念。一是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強大的科技創新力量。”“我國經濟規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強，我國經濟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優。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他強調，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

二是協調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三是綠色發展。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要保護環境，需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理念，大力集約利用資源，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實行最嚴格的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

四是開放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推動對外開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內國際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建議》提出了開放發展新理念，指出：“開放是國家繁榮富強必由之路。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走出去并重，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五是共享發展。《建議》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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