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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全球話語體系中的“三種論調”

核心提示: 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們在維護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和維護在全球話語體系中合理地位方面,必將面臨愈益艱巨繁重的歷史任務。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王向明:

隨著我國全球戰略布局的穩步推進,由于根本利益立場和價值取向的差異,我們與發達國家在意識形態戰線上或明或暗的斗爭只會更加頻繁和激烈,雙方勢必在國際話語權、道義制高點以及發展模式等方面展開愈加正面和廣泛的較量。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們在維護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和維護在全球話語體系中合理地位方面,必將面臨愈益艱巨繁重的歷史任務。當前,意識形態戰線上的工作必須為我國全球戰略布局提供國際話語支撐,這就需要我們自覺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清醒地看待意識形態工作在全球話語體系中面臨的挑戰。

首先,從國外來看主要存在三種言論。一是“中國威脅論”。2016年4月5日,美國防長卡特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渲染面臨中國或俄羅斯的威脅。卡特首先強調,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以及恐怖主義是美國當前面臨的五大戰略挑戰。卡特的言論是近期美國渲染“中國威脅論”的縮影。與以往的“中國威脅論”相比較,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表現出多元復雜的特征。就其宣揚主體而言,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周邊相關國家。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既包括“軍事威脅論”“網絡黑客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又包括“經濟威脅論”“文明威脅論”“生態威脅論”等。從表面來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全球戰略布局有關,但其實質上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于自身危機意識,緣于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來制約中國發展崛起的一種政治手段,是冷戰時期“零和”思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體現和反映。

二是“中國責任論”。隨著中國全球戰略的加快實施,國際社會逐漸興起了“中國責任論”,大有壓倒“中國威脅論”而成為中國面對的主要國際輿論的勢頭。隨著在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中中國地位的相對突出,隨著G2(兩國集團)和Chimerica(中美國)等說法在西方媒體出現,“中國責任論”很可能成為主導性的國際輿論,分析國際社會宣揚的“中國責任論”將成為中國意識形態工作面臨的重大挑戰。就其本質而言,“中國責任論”就是要以發達模式來塑造中國,并要求中國與其合作來共同維護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

三是“新殖民主義”。隨著中國全球布局的較快,中國企業在世界各地進行投資,并收購某些西方的大公司,中國在國外修筑石油和天然氣管道,遍布蘇丹南部到紅海、印度洋到昆明以及西伯利亞到中國大陸的北方等等。除外,中國在尼羅河等地修建大壩工程大量的基礎設施。這些布局在為中國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的改善。某種意義上,“新殖民主義”正是西方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優勢,把中國塑造成一個只重利潤、只會“索取”而不關心沿線國家發展和人權的國家。

其次,從國內來看,意識形態研究工作滯后,尤其是話語權解釋工作落后于時代和中國實踐。一是意識形態研究的議題過于宏大,視角過于狹窄。當今時代,隨著新技術革命的突飛猛進,世界格局和中國現實發生了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社會結構呈差異化和多態化,運行方式與控制機制呈非中心化和彌散化。面對變化的世界格局,如果意識形態要為全球戰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撐,宏觀解讀范式往往會成為缺乏創造力和解釋力的抽象教條和思辨理論推演,難以準確切中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微觀問題。因此,全球戰略布局中的意識形態工作要把研究和宣傳議題微觀化和視角的多元化,從而實現從微觀具體的視角切中全球戰略布局中面臨的問題。

二是意識形態話語設置能力不強。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鮮有基于中國國情、稱得上創新并引起世界關注的理論成果,不能為中國全球戰略布局提供有力的話語支撐,大多數是追隨西方學者創新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和

國家戰略,結果往往陷入被動反擊的局面。同時,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設置往往難以跟上時代步伐。中國全球戰略布局應該納入到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之下,闡述其時代背景和世界意義,而我國學者大多沒有從“冷戰”格局的話語體系下解放出來,從而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具有解釋力的結論。

三是意識形態工作的處置方式不夠得當。恩格斯曾經說過,形而上學的致命缺陷就是“在絕對不相容的‘兩極’中思維”。而我們對意識形態工作的處置方式則不時出現這種情況。有時過于“寬松”,對于各種有悖于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管理不到位,特別是對網絡平臺上各種雜音的喧囂。但有時又將意識形態泛化,將許多社會文化現象簡單地打上意識形態的標簽。這種狀況既影響了某些本來非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學術研究,也為西方批判中國全球戰略提供了借口。中國全球戰略布局下的意識形態工作需要改變原有的話語處置方式,需要設置既有利于中國發展又能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話題,既要立足中國全球戰略,又要對接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足點上,錘煉出讓世界能夠理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話語。

因此,要應對全球戰略布局給意識形態工作帶來的新任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地看待當前我國的意識形態工作。英國的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我們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世界的界限。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陳舊話語已經影響了我國的全球戰略布局。因此,我們要立足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立足我國全球戰略布局,創新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轉變我國的思維方式。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工作要跳出內外有別的話語模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尋找和構建真誠而貼切地表達中國全球戰略布局的話語,并讓這種話語表達與世界人民的希望與期盼相契合,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這種話語不僅是民族的,而且應該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第二,化被動為主動,積極發出中國聲音。中國全球戰略布局的意識形態工作務必始終保持清醒政治頭腦,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做好各項防范化解、防守反擊工作,打好防御戰。同時還應密切觀察斗爭態勢的發展變化,不失時機地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渠道、方式和手段,勇于和善于“走出去”,打好主動仗,努力化不利為有利,推動整個戰略布局由被動向主動的根本性轉化。

第三,加強中國國際責任論的研究。政府和學術界需深入思考中國的全球責任定位問題,首先,堅持實力與責任相匹配的原則。只有自身實力強大,才能更好地成為責任大國。當前,國際社會的“中國責任論”反映了發達國家的利益需求,發達國家的利益在于通過轉移責任降低其霸權成本,從而更長久地維持其霸權周期。從目前看,中國總體上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主要責任在于發展,強壯自身實力的國內責任大于分擔國際責任,并且履行國內責任也是分擔國際責任的表現。其次,地區責任大于地區外的全球責任。經營好周邊是中國的安全之基,這可能是指導中國國際戰略的一項長期原則。當前,中國還面臨著國家統一的難題,中國還不是海上強國,中國周邊還潛藏著很多矛盾與沖突。這些地區潛在沖突都與中國有直接關系,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及安全利益,考驗著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和能力。

第四,加強“中國威脅論”研究。“中國威脅論”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治中的慣用工具,成了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話語現象。每當某些國家遭遇國內相關政治議題時,往往搬出“中國威脅論”。在中國全球戰略布局過程中,首先面臨的就是“中國威脅論”的意識形態話語,對此,政府和學術界首先應該培育與中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的從容心態,冷靜理性地看待來自國際社會的贊譽與詆毀,不為外界的種種鼓噪所動,不被“棒殺”、不被“唱衰”,展示給世人泱泱大國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其次,應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隨著國家全球化戰略布局步伐的加快,我們應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重視并發揮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塑造并掌控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話語權。最后,要加強理論研究和學術交流,形成基于中國特色國情的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并通過民間學術交流,增加國家間的信任。

責編/潘麗莉   張夏夢   劉瑞一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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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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