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山之問”道出了中國也面臨著世界性發展難題，即不公平的發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共享的發展理念，就是中國破解世界性不公平發展難題的中國式制度自信和探索創新，而且體現出了中國的治理特色和治理優勢。這既是中國對“福山之問”的正面回應，也是中國破解發展難題的轉型之策。

【關鍵詞】“福山之問” 共享理念 治理優勢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美國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書中提出，“中國能否使用政治權力，以民主法治社會無法學會的方式，繼續促進發展”？這個“福山之問”，道出了中國也面臨著世界性發展難題，即不公平的發展。對此，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共享發展”的新型發展理念。可以說，推進共享發展，既是中國對“福山之問”的正面回應，也是中國破解發展難題的轉型之策，還體現了中國的制度自信和治理優勢。

政治焦慮：能否共享發展

實際上，“福山之問”的提出，不僅是對中國能否“繼續促進發展”的挑戰與期待，也是對西方“民主法治社會”所面臨公平發展（即共享發展）危機的普遍性“政治焦慮”。

福山一方面強調，人類價值和意識形態的最重要變化之一，是出現了“平等的承認”，而且，正是這一觀念“定義了現代世界”。這即是說，現代民主的興起為所有人提供了自決機會，以承認相互的尊嚴和權利為基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認可。

但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卻出現了若干形式的病狀，導致了福山的“政治焦慮”。其中，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未能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不能向民眾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務，存在許多的治理失誤。譬如，拉丁美洲成為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在印度眾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見非洲式的貧窮；歐洲福利國家出現滯漲；美國人抱怨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團體，這反映了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收入和財富的不均在與日俱增，如此等等。不難看出，這種“政治焦慮”，實際上，就是對能否共享發展的焦慮，即是一種“平等焦慮”。

正因為如此，福山才設計出了由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這三個制度要素構成的現代國家模式，并且，將追求良好政治經濟制度和全體公民獲得同等尊重的理想國家，稱之為“走向丹麥”。在這里，法治和民主問責能夠使強大政府獲得民眾的認同，在于其服務于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即“平等的承認”或公平正義。

制度自信：堅持共享發展

“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為了著力解決這些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共享發展的理念。大體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決定了中國不僅要從分配領域，更能夠從所有制層面，根本地推進社會公平正義，謀求共享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少西方學者也在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論》，借以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就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廣泛討論。該書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實際上，不論是福山還是皮凱蒂，如果僅僅局限于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就難以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解決不平等和推進共享發展的有效良方。

共享發展理念，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因此，堅持共享發展，也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從共享與發展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來看，這表現為我國在走出共享不發展的傳統社會基礎上，經過共享不發展、非共享發展的歷程，走到了現在的共享發展新階段。

為了堅持共享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我國已經作出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從共享的對象內容來看，共享發展的制度安排，涵蓋了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施脫貧攻堅工程、促進教育公平、促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以及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這些具體的制度安排，將為我國實現共享發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治理優勢：推進共享發展

“福山之問”之所以提出，在于福山以自己心目中的西方為模特兒，根據美國發展的需要，設計出了由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這三個制度要素構成的現代國家模式或者政治發展模型。并且，以此來衡量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治理得失。

實際上，如果現代國家建構或者國家治理現代化要以“平等承認”為價值，追求共享的發展，那么，福山的現代國家模式或者政治發展模型的設計及其強大國家、法治和負責制的三要素選擇，就不一定找準了西方國家治理失誤的病癥，其提出的對策方案也不一定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

反倒是西方的其他一些學者，對于現代國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發展，進行了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對策性研究。譬如，針對傳統福利國家政府責任理論的困境和保守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預的批評，西方新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新社會民主主義等學者，倡導兼容性新福利國家制度機制和超越性的“第三條道路”，提出了政府主導的多元合作治理的政治實現途徑方案。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傳統福利國家的福利公平是一種結果公平，實行政府再分配的權責機制，由此而導致了福利國家危機。對此，他們不像保守自由主義者“把國家當敵人”，而是訴諸市場的調控作用，只不過主張通過新福利國家的“合作治理體系”共擔福利責任，以推進社會權利公平和結果公平的協調發展（即復合平等）。

如果以這種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作為衡量中國治理得失的參照物，那么，“福山之問”和福山對中國的擔憂，就成為多余。因為，為了推進國家的公平治理和共享發展，我國在理論對策和制度設計上，都已經構建出了中國特色的全民共建共享的國家—社會治理機制，而且，體現出了中國的治理特色和治理優勢，即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通過公平執政、政府善政、市場調控、民主協商、依法治國、完善制度、權利保障、民生建設、精準扶貧和預期引導等方式，推進共享基本民生、共享發展機會和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責編/申唯佳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