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歐洲，極右翼勢力已經遍及各地，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極右翼組織。歐洲的極右翼勢力將自己既看成是現實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歷史受害者的代表。疑歐黨派和右翼勢力的群體性崛起，不是偶然的，這是歐洲民眾反體制情緒的集中爆發。這些黨派雖然在短時間內不能左右歐盟發展走向，但從長遠來看極有可能重塑歐洲政治生態，增加歐洲政治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歐洲民粹主義 極右勢力 民主秩序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歐洲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三民主義”威脅
在美國，沖擊傳統政治體制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在歐洲，人們對政黨政治失去信心，出現反體制的各類政黨。近幾年在國際上這些政黨有多個標簽，如右翼政黨、極右翼政黨、“反體制”政黨、非主流政黨或非傳統政黨。
歐洲極右翼黨派的主要政策主張有兩點：一是反對外來移民和多元文化，二是反對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前者的表現形式是民粹主義，后者是民族主義，因而在競爭力下滑的歐盟國家迅速崛起，成為開放社會與全球化、一體化負面效應的政治宣泄，在社會下層民眾中擁有廣泛的支持度。
在歐洲，極右翼勢力已經遍及各地，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極右翼組織。其中，尤以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為典型。說它們是典型，當然首先是因為這三個國家的極右翼勢力與法西斯有著極深厚的歷史淵源，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是法西斯的滋生地。
這些極右翼組織“經歷了思想上的整容，裝出了民主的樣子”，“它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們能夠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它們表示遵紀守法，絲毫不見法西斯的歇斯底里狂態；它們以反對黨的身份攻擊執政黨腐敗以爭取選民；它們打著解決社會難題的幌子，將犯罪和失業歸咎于外籍移民，以掩蓋煽動種族仇恨的排外主義；它們公開或者隱晦地贊賞法西斯的政策主張，卻小心地不留下違法把柄；它們知道利用合法身份，經過合法程序去奪取政權。這種極右翼勢力，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歐洲的極右翼勢力將自己既看成是現實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歷史受害者的代表。所謂現實受害者，是指歐洲社會上比率始終居高不下的失業大軍，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貧困、犯罪威脅的普通群眾。極右翼勢力認為，加害于他們的，是伴隨各種犯罪一起來到歐洲的2000萬外籍移民。于是，反對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張，就贏得了相當的社會同情，而在各種暴力活動中慘遭不幸的外籍移民，本來是受害者，卻變成了罪有應得的“加害者”。這是當前歐洲極右翼勢力發展的普遍社會基礎。所謂歷史受害者，就是將自己也說成是歷史上老法西斯的受害者。這一點，在奧地利最明顯。奧地利國內的許多人認為，奧地利是1945年被盟軍解放的，不是被戰敗的，奧地利是希特勒德國的“第一個受害國”。這樣，在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即使不算“加害者”，也是“幫兇者”的奧地利，卻變成了“受害者”。奧地利自由黨在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了國內的這種社會情緒，為自己執政鋪平了道路。
在歐債危機爆發六年多來，歐洲極右翼勢力把自己打扮成緊縮政策的受害者、歐洲一體化的受害者、民主體制的受害者、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出現與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同流合污的局面。
歐洲民粹主義盛行根源于內憂外患
極右勢力和反歐政黨只是在歐洲政治舞臺上民粹主義具體表現。什么原因助長了歐洲民粹主義勃興呢？疑歐黨派和右翼勢力的群體性崛起，不是偶然的，這是歐洲民眾反體制情緒的集中爆發。這些黨派雖然在短時間內不能左右歐盟發展走向，但從長遠來看極有可能重塑歐洲政治生態，增加了歐洲政治的不確定性。
歐洲政治的不確定性從何而來呢？首先是歐債危機沖擊。歐債危機造成歐盟2600萬失業大軍，西班牙和希臘等國青年人失業率超過50%，歐盟推行的緊縮政策造成大量的社會政治問題，歐洲議會選舉于是成為選民發泄不滿的犧牲品。近年的難民危機、恐怖襲擊更加劇了歐洲政治的分裂。
其次是全球化沖擊。這些年來，全球化造成歐盟跨國流動提升，沖擊原有秩序。過去跨境流動的往往是資金和低成本產品。如今，在互聯網的推動下，跨國流動的則是創意和服務。隨著各種工作崗位被條碼和字節替代，社會分化日漸明顯。全球化的新面貌不但威脅到西方的制造業崗位，也威脅到了許多服務業崗位。互聯網正在令跨國業務發生改變，產生新型的贏家和輸家，造成社會不平等問題突出，各國、各地區、各行業造成的分化加劇。面對新型國家崛起和世界變遷，歐盟國家人民普遍對未來較悲觀。
再次是政治紅利大幅削減。不僅全球化紅利，而且其他政治紅利，如冷戰結束的紅利、歐盟擴大的紅利、安全紅利，在歐債危機和烏克蘭危機等沖擊下，日益消失殆盡。歐盟作為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的優勢地位在流失，甚至歐元區本身也成為全球治理的對象，真乃此一時、彼一時。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歐盟代表先進。然而今非昔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去年底訪問中國后，聲稱要走符合奧地利國情的發展道路，讓歐盟唏噓不已；希臘等問題國家更是不能通過貨幣貶值消除債務危機，讓越來越多的歐盟國家認為，歐盟模式限制了成員國選擇，可能不先進反而是落后的。
總之，重重危機與全球化雙重沖擊，集中體現在歐盟國家的競爭力和認同度上。對歐盟國家競爭力不斷流失的憂慮、對歐盟和現行體制認同的下降，是反體制政黨在這場選舉中支持率激增、引發歐洲地震的元兇。從經濟上說，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疊加主權債務危機，歐洲整體經濟競爭力下滑，國際地位下降，失業率高企，移民問題凸顯，許多民眾不能切身感受到歐盟的好處。從政治體制來說，民主合法性遭到質疑，歐盟近年飽受“民主赤字”困擾。近年來，在法國、荷蘭、芬蘭、意大利、瑞士、丹麥、奧地利、挪威和瑞典，極右力量在上升，有些右翼政黨甚至在選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權，有些右翼政黨雖未在選舉中獲勝，但仍能對其國家的領導人施加影響。因此，今天的歐洲已不再是一個“多文化”、“準社會主義”的堡壘了。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馬佐爾的分析也頗有見地。在他看來，一些歐洲人或倒向極右，或拋棄政黨政治，因為他們失去了對政治階級的信任，也即將失去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由此而來的政治危機不僅會損害歐洲一體化，而且還會危及歐洲民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王義桅：《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責編/高驪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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