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歷史是一個時間換空間的非同步的現代化過程，在“時空壓縮”下，現代化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義就有多少副面孔。如果把明顯可感的民粹主義概括起來，就知道民粹主義表現形態是有定式的，那就是情緒化、短視化、碎片化、極端化和工具化。把民粹主義通行的共同特點嵌入“現代性”話語框架，就成為理解全球化進程中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視角。
【關鍵詞】民粹主義 全球化 社會轉型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每當社會遇到明顯的發展困境、危機與再轉型，民粹主義便隨之而起
全球化危機既加劇了能源資源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又加劇了生態環境導致的發展硬約束，也可能加劇了轉型不成功導致的發展硬約束。自19世紀后期至今，每當社會遇到諸如此類的“硬約束”，就會出現明顯的發展困境、危機與再轉型，民粹主義便隨之而起；幾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爆發一次較大規模的、具有相當影響的民粹主義運動，其間歇性的出現對世界歷史進程造成了不容忽略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北非殖民地紛紛建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現代化的初始化內容。但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民族獨立，并不意味著夯實了現代性根基。其民粹主義總是與魅力型英雄并存，民眾與英雄之間互相崇拜。曾經依賴民眾的精英人物一旦上臺，便蛻變為專制者。上臺之后的英雄們并不急于也不善于，甚至可以說是不愿意進行現代化制度建設。20世紀60年代之后，獨立后建立的政權基本上為軍事政變所推翻。卡扎菲、本·阿里、阿薩德、薩達姆等人本來就是從社會底層起家的魅力型民間英雄。他們建立的貌似強大而專斷的政權缺乏現代意義的組織性，本質上具有民粹主義性質。在現代化進程中，全球性危機激發了民粹主義的反向運動。這就導致了現代化“自反”：一方面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因現代性殘缺不全，對外的民族獨立是以犧牲國內的自由民主為代價的，結果讓西方借“阿拉伯之春”或“顏色革命”以民粹主義方法促使中東北非的民粹主義政權紛紛易手。另一方面，原生現代化的西方由于過度“現代化”，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進而引發歐債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這種系統性危機不斷催化出民粹主義新形態。
在社會急劇轉型的關鍵時候，對于“民粹主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令人奇怪的是，愛之者用它，恨之者也用它。從“烏合之眾”到“政客運作”再到“國家操縱”；從“非暴力不合作”到“體制外暴力沖擊”；從傳統的階級斗爭到有組織的“新社會運動”；從左翼革命到右翼政治復興……無不借力于民粹主義。因為現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義就有多少副面孔：有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的民粹主義，有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民粹主義，有作為一種政策策略的民粹主義，還有作為一種政治心態的民粹主義，等等。民粹主義猶如現代性，“沒有定義，只有歷史”，既是一種可建構的“幽靈”般的模糊幻象，又是“屢敗屢戰、屢戰屢用”的金剛不破之魔器，還是一個迂回反復的世界歷史難以拒斥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后，新民粹主義在歐洲和北美復興，并活躍在多個國家和地區
民粹主義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早期民粹主義階段。19世紀末在美國、俄國以及東歐出現了第一代民粹主義。美國在19世紀晚期爆發了著名的“人民黨（Populist Party）”運動。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利用民粹主義的動員方式登上了歐洲的政治舞臺，結果是納粹主義的覆滅和冷戰時代的到來。二是經典民粹主義階段。20世紀50-70年代全球興起的第二代民粹主義，尤以拉美的民粹主義復興為甚，成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三是“新民粹主義”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冷戰結束后，新民粹主義在歐洲和北美復興，恰好與世界政治轉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疊合，活躍在多個國家和地區。
新民粹主義有三個著力點：一是著力于反全球化之類的“新社會運動”社會動員；二是著力于反對移民的本土民族主義（極端化就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反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反伊斯蘭和福利主義；三是著力于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發展。進入21世紀，尤其是一些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盟后，新民粹主義政黨在多國政壇活躍甚至上臺執政，在歐洲議會選舉中也占據了一定席位。新民粹主義已經在不斷泛化。
新民粹主義有四個特征：第一，反對自由主義——新民粹主義在顯示極端的同時保持了對民主的肯定，它們不是反對民主而是反對自由主義；第二，反對精英政治——新民粹主義不再主張作為人民的精英帶領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張反對精英政治；第三，新民粹主義首先出現在西歐，并廣泛存在于中東歐國家，成為一個泛歐洲的現象；第四，左右聚合——新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單獨的政黨或者運動，而是在同一時期不同國家出現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題特征的一系列不同政黨的政治聚合。西歐新民粹主義多為右翼訴求，并且各具特點，有地區民粹主義政黨、種族民粹主義政黨和極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而中東歐新民粹主義卻并非右翼，既有偏右的“強硬派”民粹主義（如保加利亞阿塔卡聯盟、匈牙利尤比克黨、斯洛伐克民族黨以及捷克工人黨等），還有偏左的“溫和派”民粹主義（如斯洛伐克方向黨和保加利亞歐洲發展公民黨等）。
新民粹主義泛化有以下幾個具體原因：其一，“入盟后綜合癥”加劇了民眾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懷疑，為新民粹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二，民眾厭倦和反感傳統政黨日益精英化，腐敗丑聞不斷。民眾希望“非官僚”的人民領袖所領導的“超越傳統左右”的新型政黨來改變現狀。加之傳統政黨左右翼的意識形態、理論主張以及競選綱領走向趨同和中間化，出現了政治真空，為新民粹主義政黨提供了發展空間。其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對新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和興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四，歐洲新民粹主義政黨還積極加強跨國政黨之間的聯系與支持，使民粹主義勢力歐洲化、國際化，影響力大大增強。如歐洲民族運動聯盟已經成為一個泛歐洲的極右政黨聯盟，這些新民粹主義政黨包括極右政黨相互支持，漸成合流之勢。只要經濟社會問題依然嚴重、民眾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們就有生存的空間。新民粹主義泛化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世界歷史進程中宏觀體制現代化難以讓多元主義因素與傳統，在微觀上正常發揮國家之外的整合功能，從而落入了所謂“現代化的陷阱”。
民粹主義“幽靈”徒有可變的軀殼而無不變的“靈魂”，在現代化進程中呈多樣化交互式糾結狀態
從現代歷史演繹可見，民粹主義政治本質無定義而表現形態有定式。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通過歷史與比較的考察，基于社會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相對立的分析框架，把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這五個概念作為“現代性的五副面孔”，試圖描摹出動態、多元、復雜、充滿活力的現代性總貌，提出了許多頗具原創性和啟發性的觀點。①這對于我們研究世界歷史進程中民粹主義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運思方式。
有人說民粹主義像“幽靈”一樣幻象萬千，其實這個“幽靈”卻是徒有可變的軀殼而無不變的“靈魂”。民粹主義表面上似乎有一致的訴求方式卻無核心訴求，即以民意的真實代表自居，其真實性卻無法確證，只不過是反映了古今矛盾、內外矛盾、上下矛盾、左右矛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多樣化交互式糾結狀態。如果把明顯可感的民粹主義概括起來，就知道民粹主義表現形態是有定式的，那就是情緒化、短視化、碎片化、極端化和工具化，把民粹主義通行的共同特點嵌入“現代性”話語框架，就成為理解全球化進程中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視角，比現在流行的其他概念更能抓住西式民主在當今遭遇的實質性挑戰——西方慫恿的顏色革命將民主推向民粹主義的陷阱，結果形式民主遭遇到了手段民粹的消解、現代體制遭遇到了非體制化的消解、確定性預期遭遇到了非確定性風險的消解……
新民粹主義開始有實質意義上的國際化問題，在新型恐怖主義危機中最容易孳生新型的民粹主義
早期的民粹主義運動基本上沒有超出國界，經典的民粹主義有些國際影響也是抽象意義上的。進入21世紀，尤其是一些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盟后，新民粹主義政黨在多國政壇活躍甚至上臺執政，在歐洲議會選舉中也占據了一定席位。新民粹主義國際化首先是在歐盟范圍之內，現在卻開始有實質意義上的國際化問題了。
從發展趨勢看，由于中東歐國家尚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期，代議制民主正趨于鞏固階段，新民粹主義政黨有偏右的也有偏左的，可能會陣發性地“騷動”甚至“奪權”，也可能極易得而復失——也就是說，還看不出東中歐新民粹主義的確定性發展趨勢。而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則相對比較穩定，將繼續發揮重要影響并有上臺執政的可能，不過其極右的民粹主義主張在政黨選舉中總體上會處于非主流地位。②但近年出現的民粹主義國際化影響不但突破了國界，而且也超出了歐洲區域局限。部分新民粹主義政黨越來越具有跨國聯系、強烈的仇外情緒以及超越于選舉體制之外的街頭運動等傾向。歐洲眾多極右翼政黨還積極與世界范圍的右翼組織取得聯系，如2010年參加日本極右團體“一水會”舉辦的極右政黨論壇，并參拜靖國神社。這些新民粹主義政黨包括極右政黨相互支持，漸成合流之勢，勢必對世界歷史格局帶來難以預料的影響。
尤其是，隨著國際恐怖主義的蔓延和恐怖事件的升級（諸如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發生的重大連環恐怖爆炸槍擊事件，就激起了法蘭西民族的民粹化報復情緒），民粹化情緒會大大地感染民眾，如果當局反應遲鈍或處置過度，都可能使民意主流與非主流發生逆轉，民族主義情緒與民粹主義情緒很容易合流而引發“政治共振效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說不定就有可能取得難以預料的突破性進展。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現代政治思想史領域的杰出學者伊夫·夏爾·扎卡（Yves Charles Zarka）指出，歐洲某種程度上已經內化了新型恐怖主義襲擊，主流價值觀日益衰弱，從這個意義上說，2015年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比2001年的“9·11”事件帶來的危機更加深重。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間的沖突，對立變得更加內在化。
新形式的恐怖主義，不是外在于歐洲的敵人，而是內在于歐洲的。為什么現代的年輕人，在本國出生和成長，也有本國的國籍，但卻對自己所在的國家懷有一種野蠻的仇恨？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媒體的教化和誤導，在精神上是一種社會驅逐。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已經變得只關注物質幸福、社會權利、購買力和社會保護。而歐洲的文明理想遭受批評，價值觀衰弱，相對主義逐漸取代普遍主義，構成了新型恐怖主義危機的內部原因。在新型恐怖主義危機土壤上，最容易孳生新型的民粹主義。
越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制度化程度越低，民粹主義的毒副作用就越大，所以現代國家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民眾與精英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大多數學者分析民粹主義的基本路徑。但從這種基本路徑卻難以透視民粹主義國際化新動向并找到出路。現代性泛化推動了世界歷史進程，同時也加劇了全球化矛盾。因為個人的日常活動具有全球性的影響。有人這樣舉例很有說服力：我個人購買某件衣服或某種食品的決定可能具有多種全球性含義。它不僅可能影響到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某個人的生計，還可能會加劇生態惡化的過程，而生態惡化則對全人類具有潛在的影響。日常決策與全球性后果之間的相互關聯仍在不斷得到增強，與不確定的時空擴展交織在一起，其反面便是全球性秩序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二者共同組成了新議程中的關鍵主題。
當下“民粹主義國際化”新動向，使后發現代化國家面臨現代化陷阱。有學者說得好，把現代民主絕對化的做法，在具體實踐中并不可行。因為民主天生就有兩副面孔：一副是體制內代議制間接的精英民主，一副是體制外民粹化直接的草根民主。換句話說，體制外的、非投票的直接民主就叫作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是民主的鏡像，從民粹主義鏡像中，可以發現體制內代議制精英民主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加以完善。對于民主制度來講，民粹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一味毒性很重的藥，但畢竟不是毒藥，不泛濫則不一定成災。但放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來比較，就明白了這么一個事實：越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制度化程度越低、轉型越不徹底，民粹主義的毒副作用就越大，就越可能泛濫成災。所以現代國家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從制度上、文化上和日常生活上解決好民主問題、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這樣就能大大降低新民粹主義國際化泛濫成災的風險。如果糾結于民粹主義現象碎片化研究就可能顧此失彼。我們必須依據歷史唯物主義，深刻領悟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看待民粹主義的方法論啟示，因應國內民粹主義與國際民粹主義的不同特點而尋求策略變通，以增強中國的戰略定力。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德意志意識形態》關鍵詞譜系化研究”（批準號14FKS001）和中共中央黨校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批準號DXZD201301）的階段性成果和馬理部2015年度課題成果。】
【注釋】
①[美]馬泰·卡林內斯庫，顧愛彬等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②徐剛：《西歐與中東歐的新民粹主義異同探析》，《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11月。
責編/張夏夢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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