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雖以“打倒孔家店”為目標，但攻擊的還是儒家的禮教倫理，對“仁”的人文與道德價值少有觸碰。

90多年來對五四運動的爭論極多，但對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夠深入。狹義的五四運動是個常識，但廣義的五四運動如何定義，學界至今沒有一個相對一致的定義。總之指的是這一天的前后若干年中，發生在中國的一系列的文化、思想運動，也有學者認為包括社會和政治運動。時間跨度認識也不統一，最早有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算起的，最晚有算至1926年北伐的。胡適認為五四運動，主要指1917年文學革命到1923科學與玄學論爭幾年間發生的新思想運動。

今人一說起五四運動，大多把它看作一場啟蒙運動，看重的是它的新，即對西方思想的全盤接受，看到的是它的“打倒孔家店”，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摧毀。但胡適一直堅稱五四運動應被理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在談到五四時他說：“由于接觸了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他說：“刮掉其表面，你便會發現，它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中國的根柢。”胡適說文藝復興，強調的還是他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是革新而非摧毀。而啟蒙運動的提法，更為看重的是這場運動的政治意味。

五四運動前，構成中國人價值與意義世界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中一直有兩大價值體系，一個以“仁”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精神，它蘊含了人對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理解；一個是以“禮”為中心的宗法倫理，它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范。儒家遭遇的危機，主要是它強調等級尊卑、人格依附的宗法倫理，這對當時中國社會轉型來說是個大問題。明清的儒家對此早有各種反思，“以理殺人”便是戴震提出的。在維新思潮中，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對禮教的三綱之論有過批判，對儒家的大致態度是“存仁去禮”的思想。

康有為提出，對儒家“仁”的人文精神和對“禮”的宗法倫理要區別對待。譚嗣同在《仁學》中，將“仁”解釋為平等、大同，而對禮教的三綱持否定態度，這成為后來五四批判儒家的一個思想源頭。梁啟超對儒學變革更有明確主張，他將儒家思想分為“道德”和“倫理”兩大系統，認為道德的原則是亙古不變的，是一種普適和永恒的價值，而社會倫理會隨時勢而變。比如君王或一夫多妻的倫理會隨時代改變，但忠愛之類的道德古今是一樣的。儒家的這種改良論，成為五四徹底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資源，但卻故意模糊和忽略了儒家“仁學”這一人文思想體系。

五四運動雖以“打倒孔家店”為目標，但攻擊的還是儒家的禮教倫理，對“仁”的人文與道德價值少有觸碰。他們的態度雖激進，但采取的策略無非是將“禮教”和“孔教”混為一體，避而不談“仁學”這一價值體系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這種情緒化的批判方法被一代代誤讀，便成了否定儒家全部思想的理由。杜維明在言及五四時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之所以“用中國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為的是尋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所以他們會把娶妾、纏足、鴉片諷喻為國粹，把自私、愚昧、庸俗、陳腐等社會中的奴性心態概括為國民性，丑化中國文化的目的，還是為了強調重塑國民性的重要。雖然這么做，落下了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的嫌疑。

比如五四思想者，雖然一直批判儒家的“三綱五常”，但對五常的“仁義禮智信”少有批評。在林琴南指責北大“鏟倫常”時，蔡元培還做過辯解，認為儒家的五倫五常，除君臣一倫不合時代了外，其余諸倫與五常都有普適的道德價值。蔡元培還以自由、平等、博愛，來解釋儒家的義、恕、仁。李大釗在談到國民修養時，有過同樣主張。胡適更是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與康德的絕對律令相比。激進的陳獨秀，也主張對三綱倫理進行倫理和德性的區別，他認為“同一忠孝節的行為，也有倫理的情感的兩種區別。情感的忠孝節，都是內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純的；倫理的忠孝節，有時是外鑠的、不自然的、虛偽的。” 陳獨秀公開承認過儒家有普遍性的道德價值：“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恥，固不失為一鄉之善士，記者敢不敬其為人？”

細細研究五四啟蒙者的思想很有意思，其實他們大多在以儒家的價值觀和理想在批判儒家，體現的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并不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強調對政治的遠離。林毓生認為“那是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的精神。”

他們在激進反孔的同時，對儒家仁學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種認同的姿態。余英時也有過同樣的看法，他認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會真正熱心回應的，只有在他們自己傳統里產生回響的那些價值和理念。”杜維明認為五四運動“其結果對孔孟之道的精義不無厘清的積極作用”，它“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及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

至于五四運動為何會給大家留下全盤否定儒家的印象呢？其實，和袁世凱、張勛當年利用儒教搞復辟有關。在檢省五四對儒家的激進時，陳獨秀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很有意味：“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后的結果是五元……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張十分，社會的惰性當初只能承認五分，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原來激進的姿態，是為了讓當年儒家知識分子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哪知從此儒家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就被一棍子打死了，至今也沒翻過身來。

（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