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經濟學家谷書堂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及追思會，3月31日在天津隆重舉行。常修澤教授向老師作最后告別，并在追思會發言。4月1日，《天津日報》發表了常修澤教授飽含深情的文章《谷老師，讓我再看您一眼》。現將全文轉載如下：

《天津日報》發表了常修澤教授飽含深情的文章《谷老師，讓我再看您一眼》

2016年元旦前幾天，我在海南與師母伏義琴老師通話時，還說您好好的，好好的。沒想到，1月10日上午，我就接到您住進重癥監護室的消息。

“谷老師，谷老師……您醒一醒，醒一醒，修澤看您來了，修澤來看您來了！”１１日下午4點20分，距探視關門前只有十分鐘，我終于從機場趕到重癥監護室，看到了您，我一遍一遍呼喚，但您靜靜地呼吸，脈搏均勻地跳動。

谷老師，我第一次遇到您，是1974年。教育部委托南開大學主辦政治經濟學進修班，我有幸進入此班學習。就是這次難得機遇，使我與您結下終身師生情緣。當時得知，由于“左”的路線作怪，在1964年所謂“社教”運動中，您被宣布“三不準”（“不準上講臺，不準外出演講，不準發表文章”），自此您被迫離開講壇十年之久。只是教育部要求派出資深學者給這個班授課，您才被“破例”安排，給我們班主講“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經典著作”。這是您十年后第一次復出，而且是在沒有被解放的情況下啊。可貴的是，您雖然背負著沉重的負擔，但您依然那樣執著地追根溯源，探索真理。我清楚地記得，您當時點撥我的“一根兩苗”。您說，從經典作家“勞動謀生手段”這條根上，本可以長出兩棵苗：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但是，經典作家為什么只承認按勞分配而否認商品經濟呢？您的話，使我受到震撼，激發了我探索經濟理論問題的興趣。

谷老師，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您帶來新的生命，您被任命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主持全面工作）。此時您已經年過半百，但您仍像個年輕人一樣充滿活力。上任后迅即調整學科充實研究力量。正是在此背景下，您擬將我調入所內工作。考慮到南開經研所在國內外的學術影響和自己的大專學歷背景，我有些膽怯，有些顧慮，但您熱情鼓勵我，并親自向滕維藻先生（時任副校長兼經濟所所長）匯報，最終南開大學破格錄用了我，從而為我開啟了通往經濟學學術殿堂的關鍵之門。我切身體會到您的包容大氣。這，怎能讓我不終生感激？

那一年，1984年，召開全國第一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那是在中國改革關鍵時刻的重要會議啊。您鼓勵我們撰寫論文，您支持我和羅力、杜廈、巖石四人積極參會，您說：“這是青年學者直接為中央改革開放獻計獻策的好機會。”莫干山會議后，您又支持我們在天津召開全國第二屆中青年經濟改革討論會，并以南開經濟所為基地創辦《中青年經濟論壇》，拓寬理論探索園地。您親自出席“天津會議”，這對我們青年人是多大的鼓勵啊。

中國改革開放伊始，您主持國家重大課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力主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依據，后又提出“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特別是您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北方本），連出八版，發行150萬冊，延續二十余載，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這些治學業績，都已載入《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學界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

谷老師，我自己親歷的更不會忘記：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懷疑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傾向，您覺得“不應回避這個問題”，要針鋒相對撰寫文章表明主張，于是您帶領我聯合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系統闡述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內在聯系，指出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并不是矛盾的事物。商品經濟不屬于某種經濟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種適應性很強或者說是中性的生產方式，在此論證基礎上，強調中國改革必須堅持商品經濟的市場取向，論文發表后引起關注。在當時的背景下，堅持這種市場取向，需要什么樣的理論勇氣？針對當時有人說：“你們膽子太大了，這個時候還敢支持商品經濟？”您說：“這沒什么可怕的，這是個基本理論問題，只要我們以為是正確的，我們就應該把真理堅持到底。”

“把真理堅持到底”——這是您最可寶貴的品格，也是您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精神財產。

2016年3月27日晚，傳來您心臟停止跳動的噩耗。此時此刻，凝視您的照片，看著您百余萬字的《谷書堂文集》，看著記載您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的《不平坦的治學路》，特別是看到您在扉頁題寫的“送給修澤”的贈言，真是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