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會治理強調對社會邏輯的包容與尊重，把社會力量納入公共治理框架，從而讓社會主體性得到尊重和體現。社會輿論是社會公眾意見、意愿的匯合。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在理論上本應一致。但在當下中國，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是錯位的，社會治理按社會治理的軌道運作，輿論治理則按輿論治理的軌道運作，二者之間缺少必要的“交集”，致使“軟風險”和“硬風險”處于高位態勢。因此，有效進行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需要找到二者之間的最佳切口。
【關鍵詞】社會治理 輿論治理 軟風險 硬風險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5.004
社會治理、社會輿論本應一致
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中，社會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力量，時常遭遇國家力量的“他者”化歧視，甚至將其作為風險治理對象。在強國家—弱社會的國家/社會結構中，國家力量的沖動往往是強烈的，社會只是作為被馴服、處置的對象。這種強國家—弱社會的不平衡結構，不一定會導致短期風險，甚至會持續穩定較長一段時間，但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強者邏輯，在現代社會面臨雙重逆境：從政治合法性來看，強者邏輯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和邏輯是犯沖的，以民主政治作為基本前提的現代政治強調對人民意愿的關切，強調滿足民眾訴求，那種無視社會公眾訴求，一意孤行的強者邏輯，在現代社會的處境愈加艱難，因為在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均在上行的現代社會，馴服社會力量的成本和風險甚大；從現實境遇來看，長期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強者邏輯，導致社會力量始終處在壓抑狀態，但不會完全屈從于這種被壓制狀態，弱者的反抗造成社會風險不斷累積，社會控制成本不斷攀升，社會張力加大，而這種情境又加劇控制強度的升級，即越不安全越要控制，形成惡性循環。社會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內生需求。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強調多元力量的共同治理，而不是單一力量的全方位治理。沒有多元參與的共同治理，就談不上社會治理。社會治理不是一元化力量的政治恩賜與施舍，而是將社會力量視為平等、對等的力量加以對待。落實社會治理，就是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不可缺性，強調對社會邏輯的包容與尊重，并且把社會力量納入公共治理框架，從而讓社會主體性得到尊重和體現。
顧名思義，社會輿論是社會公眾意見、意愿的集合物。理論上說，社會輿論的主體應該是社會公眾，而不是某個社群、階層或組織的聲音。但實際上，社會輿論不可能將所有人的意見、意愿一網打盡，因此，社會輿論經常是某時某個空間范圍內的社會主體的意見、意愿的聚合。在現代社會，大眾媒體崛起，社會輿論經常表現為媒體輿論。長期以來，媒體輿論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社會輿論。這種理解，實際上是將輿論主體置換了，即將社會公眾置換成大眾媒體，將媒體表達視為公眾表達，這種理解是欠妥的。大眾媒體可以代表、表達社會輿論，但不能等同于社會輿論。正如當今的網絡輿論，可以部分反映社會輿論，但不能完全等同于社會輿論。社會輿論最完整、飽滿的內涵應該是社會公眾意見、意愿的匯合，但實際上，社會輿論總是由部分輿論所代表，且在很多時候，它總是被某些強勢的聲音所代表，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誤認為這種強勢的聲音就是社會輿論。
從理論上說，社會治理和社會輿論存在內在的聯系。進行社會治理，如果不理解、不尊重社會輿論，與社會輿論逆向行駛，這種社會治理首先在合法性上就存在問題。只有洞察公眾的訴求與意愿，順勢而為，方能贏得公眾的認可和尊重，治理成本才可能減小。在如今社會輿論表達渠道空前寬廣的媒介化社會語境下進行社會治理，如果無視無處不在的社會輿論，不能順應網絡輿情走勢，社會治理效果一定不會好到哪里去。在社會輿論狀態不佳的情況下，可以對社會輿論進行調控干預，但前提是順勢而為，而不是逆流而行。對輿論進行治理，不是揚湯止沸，用強制措施將活躍的輿論消弭于無形。輿論治理是對輿論的導流，而不是堵住輿論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輿論治理也是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不能把握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內在的關聯，會形成雙向傷害，這種局面在現實情境中并不鮮見。
居高不下的輿論“軟風險”
當前，改革在繼續深化，但社會預期正與改革賽跑。當改革的步伐趕不上社會改變的心理預期時，容易誘致社會挫敗感。這種挫敗感向社會憤怒的爐膛里添加燃料，會加劇改革的風險和成本。①當下中國社會，有一種帶焦糊味的社會情緒在四處彌漫，這就是“社會怨恨”。這種社會怨恨源于轉型社會，積少成多，得不到及時紓解，天長日久，就變成高懸于中國社會之上的社會情緒“堰塞湖”。在互聯網上，時常彌漫著沉重、黑色的社會情緒。這些社會怨恨，不是少數人群的偶發情緒，而是一種常態化的社會心理征候。它源自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一旦一種社會情緒被固化為某種結構性的社會心理基調，就會蓄積一種不可小覷的心理勢能，這種心理勢能遇到某種社會機遇，或受到某些外力的引動，可能會釋放出巨大的社會能量，對現有的社會秩序或結構構成威脅，甚至會引發出乎意表的社會危機。在時下中國社會，“結構性怨恨”正在向常態化方向演進。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仇精英之類事件像連續劇似的上演。身處這種社會情境中的人們，常會不分青紅皂白，逢官必仇，遇富必誅。道德審判趕走了理性思考，情緒僭越了理智，態度取代了溝通。特別是在互聯網上，虛擬空間上的刀光劍影、口誅筆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口水”事件。不難看出，一種非理性情緒在社會共同體間四處蔓延，且這勢頭有不斷加劇的趨勢。社會情緒的高低起伏、陰晴冷暖往往是由社會實體性問題引發的，“結構性怨恨”多是因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誘致，彌漫于中國社會的社會怨恨，則是社會轉型帶來的結構失衡造成的。社會情緒作為社會結構河床上的流體，其波動起伏由社會河床結構決定。河床改道，必然會影響河水流動的軌跡。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社會情緒的異樣反應，甚至出現一些激烈反應，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如果一種逆向流動的社會情緒成為常態，甚至激烈的社會情緒成為常態，就不正常了。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這種社會情緒，尤其是“結構性怨恨”，謹防其過度蔓延甚至失控走火，引發大面積社會危機。
近年來，網絡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對輿論安全和社會穩定制造了高企的壓力。中國社會正面臨著“軟”和“硬”兩種風險。所謂“硬風險”是一種實體性風險，諸如自然災害、戰爭、社會安全事件、群體性事件等。而“軟”風險則是一種彈性風險，多是由人和社會系統中的主觀性因素造成的，諸如社會認同、文化觀念、輿論等方面的威脅、危險。“硬風險”多是實體性、結構性、社會性的風險，屬于“河床”型的風險，而“軟風險”則是象征性、主觀性、表意性的風險，屬于“河水”型的風險。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當下的風險主要是由層出不窮的“硬風險”造成的，是由實打實的現實風險源引發的，比如那些令很多社會管理者頭痛的突發事件或群體性事件，往往是由轉型過程中實實在在的利益沖突、社會矛盾點燃的。上述判斷不能說完全沒譜，但甚為局限，歸因不全。其中，不能無視這樣的風險現實：“軟風險”的失速狂奔，與“硬風險”賽跑，給當下中國發展造成的不確定性可能是雙重的。
實際上，由輿論過度活躍或失控而引發的“軟風險”在當下中國更為顯見，且大面積存在，成為我們風險視域中甚為刺目的景觀。尤其在新媒體稠密編織且社會快速轉型的背景下，“硬風險”與“軟風險”常常交互影響，帶來雙倍的風險隱患。當前，中國社會輿論易燃點多，且燃點極低，輿論事件“易燃易爆”。表現在輿論場上，輿論泡沫激增，出現“流動性過剩”，致使輿論事件追尾現象時有發生，一個輿論事件還沒來得急展開，就被尾隨而至的另一個輿論事件趕超。特別是在互聯網上，眼花繚亂的輿論事件扎堆出場，一些輿論事件為了搏出位，會以夸張、戲劇化的方式吸引人們的眼球。加之，網絡輿論存在“極化”偏向，使得網上的輿論表達時常會偏離理性軌道，進而淪為非理性的輿論事件。②
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的錯位
理論上講，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存在一致性，但實際情況是二者時常錯位。這表現在：社會治理按社會治理的軌道走，而輿論治理則按輿論治理的軌道運行，二者之間缺少必要的“交集”。社會治理須有輿論治理的支撐，同時輿論治理也須有社會治理托底。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密切關聯，互為條件。若只是單向度地考慮社會治理或輿論治理，就變成了跛足的治理，不能真正達致治理目標。
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壓力倒逼型的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社會治理不是主動地滿足社會訴求，尤其是壓力集團的訴求，而是在外力擠壓之下的被動應對。中國的治理者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主動化解矛盾，而是盡可能把矛盾壓下來，維系短期穩定，確保剛性穩定，這就造成了在社會治理方面積怨較多，欠賬長期累積，形成了惡性循環，淤積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治理成本越來越高。壓力驅動型的社會治理只能是權宜性、選擇性的治理，常常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不能或不愿觸及根源性問題和矛盾，甚至會放縱“刁民”的任性和妄為。這種壓力驅動下的選擇性治理，往往是治標不治本。中國的社會治理多是在相對封閉的框架內進行的，而且多是在一元主導的結構框架內推動的。在相對封閉的框架內進行社會治理，是指社會治理沒有與輿論治理實現有效互動，致使社會治理問題引發的“硬風險”不斷累積，且按照維穩邏輯去處理“硬風險”，沒有將社會問題與社會輿情的互動關系有效利用起來，只是單方面強調社會穩定。這種在維穩邏輯主宰下的社會治理，不能及時處理引發社會危機的結構性問題，往往導致社會矛盾積壓，社會的結構性矛盾變得愈加突出。社會結構多元化要求處理社會矛盾思維更加開放與包容，不能用一元化的社會治理理念去破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結構性困境，也就是說，要用“治理”理念應對系統性的社會問題，協調系統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尊重相關主體的訴求和利益關切。過度強調和倚重單一力量的意志，過度強調短期穩定的極端重要性，結果往往會犧牲了長期穩定和系統和諧，導致社會治理的單邊主義的慣性越來越大，隱患不斷淤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固化，“硬風險”不斷升級。
另一方面，輿論治理在另一個邏輯軌道上也在不斷升級。由于中國輿論表達生態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型，社會輿論迅速被四處打開的輿論表達出口釋放出來了。在新媒體沒有崛起之前，中國的媒體結構雖然也在漸進式地多元化，這種有效開放的媒體表達空間，也能容納日漸多元的社會聲音。這種媒體結構與漸進多元的社會結構，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野蠻”擴張之后，就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平衡，使得原先壓抑的社會訴求迅速在虛擬空間中釋放出來，甚至出現了報復性的反彈，產生了網絡空間輿論的“流動性過剩”。這種輿論“流動性過剩”失控，多表現為輿論的“軟風險”。而原先在社會治理層面不斷積累的“硬風險”，無法在社會治理空間內達到有效解決，也轉移到輿論場上，以“軟風險”的形式予以表達。網上流行這樣一句話：“上訪不如上網。”在線下無法解決的實體性訴求，只要轉移到網上，成為輿論議題，乃至公眾關注的焦點，就可能很快就能解決。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唐慧案”，唐慧這位剛烈的母親正是以“秋菊”式的韌性，一路抗爭，引起輿論的密切關注，從而倒逼案情艱難推進。近年來網絡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在線下無法解決的問題轉移到了網上。
社會問題的網絡化表達，“硬風險”轉移成“軟風險”，或者說，“硬風險”軟風險化，這種變化趨勢是中國社會治理空間受限或問題解決不暢造成的。野蠻擴張的網絡空間，給社會治理中受阻的問題提供了新的空間和表達通道，同時，也造成輿論空間的“軟風險”驟然升級。在這種壓力之下，網絡安全就被提到風險治理的重要議程上來了。有人甚至認為，輿論風險成了壓倒性的風險。于是，在輿論風險壓力高懸情況之下，有些地方就將治理工作的重心從疏浚河道和河床轉移到導流河水上了。也就是說，治理重點從社會治理轉移到了輿論治理上了，從近些年日益嚴峻的輿論治理態勢就不難理解這一點。而這種中心的轉移實際上是忽視了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亦即“硬風險”與“軟風險”之間的緊密聯系，必然使得整體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
尋找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的最佳切口
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不能在兩條道上平行展開，而應該結合起來，且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切口。
首先，在理論層面，要找到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的內在規律，在此基礎上，找到兩個規律的“交集”。社會治理是有其自身邏輯的。對于當代中國而言，社會治理是一個空前繁難的系統課題，在這個超復雜的系統中，關聯變量甚多，而且，這些變量在不同時間、空間內的表現又特別復雜。要找到其中的規律性，理論難度巨大。在當下中國社會進行社會治理，不能在沒有把握其規律的條件下盲目試錯，須強化理論研究。問題是，我們對中國社會治理的認知是未知遠遠大于應知，理論研究嚴重滯后。學界對復雜中國的輿論規律的把握也嚴重不足，對不同輿論場域的內在機理的洞察遠遠不夠，輿論治理面對一個個理論“盲井”，嚴重制約了輿論治理的質量和效果。只有在深刻理解和掌握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尋找到這兩大規律之間的“交集”，也就是發現規律中的規律。
其次，在實踐層面，將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有效結合起來。社會治理不能關門造車，不能無視輿論治理，在社會治理的軌道上“千里走單騎”。社會治理前提是尊重社會主體意愿和訴求，如果意識不到社會主體意愿和訴求，或者不能有效把握和順應社會大多數的意愿和訴求，社會治理就無法實現。換句話說，讓社會情緒和公共意愿得到有效釋放，是社會治理的一個有效路徑。網民的合法表達，應予以尊重和支持。讓那些淤積多時的社會情緒釋放出來，不僅可以紓解輿論治理的壓力，也可緩釋社會治理的壓力。當然，對輿論治理進行有效治理，掌握時、度、效甚為關鍵。完全讓社會情緒放肆地釋放出來，任由社會輿論泛濫，不予以導流，也不是治理的良策。
其三，“軟風險”與“硬風險”并治。輿論風險作為一種“軟風險”，如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它可能會反過來引發、加劇“硬風險”。從近年來發生的多起突發性事件以及群體性事件來看，有不少事件是因為輿論風險失控造成的。如何化解當下中國所面對的風險困境？如何讓輿論表達理性一些？筆者認為，化解“軟風險”應與化解“硬風險”聯動起來，做到“軟”“硬”兼施；網上網下聯手，同時排除輿論空間的風險源與現實社會風險源，做到“虛”“實”結合。
最后，打破社會治理的維穩慣性。一提及社會治理，有的治理者習慣性地反應是：穩定壓倒一切。不計成本地追求穩定，只會積攢更大的不穩定。在極具張力的當下中國，片面強調剛性穩定的維穩是難以為繼的。需要在多元主體并存的社會語境中，尊重關聯主體的意愿和利益訴求，實行包容性共治，唯有如此，方能體現“治理”本意，社會“治理”才能實現。從輿論治理的角度看，很多輿論風險恰恰是由不當的社會治理引發的。社會治理不當引致的“硬風險”，經常會成為輿論“軟風險”的風險源。河床不整治好，河水就難以平靜。社會治理也罷，輿論治理也罷，根源在社會“河床”之上。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增進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國際理解與國際傳播策略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15AZD026）
注釋
①張濤甫：《防止“結構性怨恨”引發改革危機》，《南方都市報》，2012年3月29日。
②張濤甫：《輿論“軟風險”正急劇上升》，《人民論壇》，2014年9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