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陜北秧歌歷史脈絡可歸納為傳統秧歌、新秧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域秧歌的三重鏡像。陜北秧歌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在于傳統陜北秧歌的祛魅化和世俗化、陜北秧歌傳承主體的多元消解、非物質文化遺產境遇中陜北秧歌面臨的破壞性開發三維困境。文章在梳理歷史脈絡和現實困境的基礎上，提出政府主導實現活態保護，項目保護單位扎實推進，多元教育主體形成合力，商業開發和媒體宣傳齊頭并進四大舉措。
【關鍵詞】陜北秧歌 三重鏡像 三維困境 四大舉措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陜北秧歌是我國漢族地區民間舞蹈秧歌的代表性流派之一，與東北秧歌、河北秧歌、山東鼓子秧歌共同稱之為中國四大秧歌體系。陜北秧歌主要集中在陜西北部的延安市和榆林市。陜北秧歌迥異于其它民間秧歌的重要特征，在于深刻經歷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形態的洗禮和革新。改革開放之后，陜北秧歌面臨商業化、世俗化、城市化的多種沖擊，面臨著眾多現實困境。對這些困境的梳理和研究，是陜北秧歌發展研究的重要邏輯起點。
陜北秧歌歷史脈絡的三重鏡像
陜北秧歌具有迥異于一般秧歌的特殊歷史起源，其源頭可以回溯到與古代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儺戲。“儺”是一種高度儀式化和規范化的巫術活動，依靠節奏明快的聲音和夸張狂歡的舞蹈，以表達驅除疾病和酬謝圣靈的美好愿望。《米脂縣志·風俗篇》中記載：“春鬧社夥（火）俗名鬧秧歌村眾合夥于神廟立會……由會長率領排門逐戶跳舞唱歌，悉中節奏有古鄉人儺遺風。”
第一，傳統陜北秧歌的生態模式。傳統陜北秧歌是對日常生活的超越，是除舊迎新的深層次渴望和祝福。經過幾百年的嬗變，陜北秧歌逐漸形成固定的活動模式。陜北秧歌的傳統活動程序大致如下：以村落中頗有威望的長者擔任會長，在廟會、春節等節日時，組織以村為單位的兼職秧歌隊伍。秧歌隊伍一般由以下角色構成：兩名巫師象征宗教權力，為秧歌隊的領舞者和領唱者，是秧歌隊的核心角色，一般由能說會道、能歌善舞、靈機應變的人擔任。兩名火旦象征太陽，緊跟巫師之后。兩名日照手持黃羅傘，緊跟火旦之后。馬牌子兩名象征門神，以驅邪驅魔，除災除病。頭路鼓子兩名負責秧歌隊的領舞。鼓子手、拉花、寸蹺隊員、丑角若干名，負責擊鼓、舞蹈，以體現詼諧娛樂的狂歡屬性。
秧歌表演大致順序如下：首先敬拜神廟，磕頭敬香、唱拜神秧歌、跳拜神秧歌，以達到祭祀神靈，消災免災、五谷豐登的目的。神廟供奉的神靈較為繁雜，有土地神、龍王、送子娘娘、關公、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等，體現出儒道釋三家兼容并蓄的信仰狀態，反映民間信仰的多元化和實用化。值得注意的是，較之于其它秧歌的供奉神靈，由于陜北干旱少雨的地理環境，漢族神話傳說中掌管興云降雨的龍王明顯有著更為顯赫的地位。隨后是“排門秧歌”，秧歌隊依據從高到低或者從東到西的順序，逐門逐戶向全村群眾表演，以驅邪避災，保佑四季平安。再次是“彩門秧歌”，即各村秧歌隊互訪交流比賽，對唱對答，觀摩表演，以聯絡感情，渲染節日氛圍。再次是“踩大場”，這是節日慶典的高潮環節。眾多秧歌隊集中在較大的廟宇廣場集中表演，周圍群眾紛紛趕來觀看，鑼鼓震天，嗩吶喧囂，車水馬龍，人潮涌動。最后為轉九曲，主要表演九曲黃河陣圖，是廣大民眾熱衷參與的夜間娛樂活動，可以視作“踩大場”的余熱。陜北秧歌的儀式不僅充分表現陜北地區樸素繁雜的民間信仰，而且在自娛自樂性的節日氛圍中獲得狂歡式的生存意義。因此，在民間秧歌中部分粗俗表演和調情色彩，通過丑態百出的夸張動作和大膽直白的調情話語以獲得狂歡效果。
第二，新秧歌運動的文化裂變。新秧歌運動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重要體現，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民間文化的重要范式。通過新秧歌運動，陜北秧歌承載獨具特色的意識形態屬性，成為紅色文化資源的重要象征。“中國共產黨來到陜北后，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將官方意識形態通過民間文化藝術的形式進行宣傳和傳播。”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精神為指導，新秧歌運動確定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價值主旨。延安文藝界將工農兵形象作為秧歌劇的創作主體，由單純的關門提高轉變為深入到普通的人民群眾。陜北秧歌作為當時陜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民俗文化，必然成為延安文藝工作者進行藝術創作的重要載體。
1942年春，以秧歌劇《兄妹開荒》為重要標志，新秧歌運動迅速成為蔚然成風的新型政治宣傳模式。在秧歌內容上，以頌揚陜甘寧邊區革命政治理想生活取代舊有的傳統秧歌，以便進行革命主義的道德教化。新秧歌劇有效剔除傳統秧歌的調情因素和驅鬼辟邪的宗教因素，揚棄民間信仰和封建迷信的深層關聯，回避愛情、戀愛等人性本能需要的情感問題，塑造符合意識形態政治需要的英雄人物。例如在《劉二起家》中，將夫妻對話內容限定為幫助和改造落后分子，以契合塑造邊區政治生態新人物的價值期待。在秧歌角色扮演上，取消舊秧歌中的丑角角色，以溫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防止對人民群眾的負面宣傳。丑角隱藏著對新的社會秩序的消極諷刺和隱蔽顛覆。周楊警醒地指出，丑角對現實社會的肆意嘲弄，會“成為新社會的破壞者”②，并且，丑角的喜劇色彩必然沖淡嚴肅的革命主題，會對軍民關系、革命大生產、自衛防奸細等主題產生負面消解作用。在秧歌道具使用上，從傘頭等轉變為代表工農兵的大鐵錘、大鐮刀、紅纓槍、角星等道具。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域下的有序發展。陜北秧歌被確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獲得政府部門的政策、資金、制度支持，逐漸步入有序發展的良性階段。2006年，陜西省成立“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妥善建立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及時有效地收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收集整理陜北秧歌電子文本、照片、影音、多媒體等資料。2006年，陜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頒布《關于建立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的通知》。隨后，各地市、縣區相應建立市、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小組。2007年，陜西省文化廳頒布《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李增恒、賀俊義被確定為陜北秧歌國家級傳承人。2014年，陜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次會議通過《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明確政府職責、保護方針、保護主體、保護措施和法律責任，標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步入正規化、常態化軌道。
陜北秧歌發展的三維困境
改革開放后，陜北秧歌遭遇到世俗化、商業化、現代化的多重沖擊，陜北秧歌發展面臨著宗教價值顛覆、娛人價值失語、破壞性保護三維困境。時至今日，陜北精神世界實現祛魅化和世俗化，陜北秧歌形而上的宗教價值遭遇顛覆和解構，導致陜北秧歌娛神價值的深層次失落；陜北農村傳統生活模式的解體，陜北秧歌傳統形而下的娛人價值的失語，導致陜北秧歌傳承對象的消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績沖動，陜北秧歌保護呈現出“重申請、輕保護”的尷尬現狀，導致陜北秧歌異化為破壞性保護的現實困境。
第一，傳統陜北秧歌的祛魅化和世俗化。陜北秧歌在古代具有巫術蘊義。巫術在中國早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周禮》中詳細記載占卜、舞師、喪祝、驅鬼等巫術的官銜和職責。《尚書孔氏傳》說：“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即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一種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春秋之后，巫術在國家政治層面的影響力瓦解和消失，在民間日常生活中轉化為儺儀。儺儀，是中國戲曲的源頭。漢族民間儺戲一直沿續到今天，云南、貴州、四川等地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儺戲依然盛行。音樂和舞蹈是巫術重要的承載工具。陜北秧歌活動過程中的“謁廟”、“沿門子”是古代巫祭、儺儀因素的延留。與古代陰陽五行、九曜、二十八星宿等自然崇拜雜糅在一起的“九曲秧歌”、“二十八宿秧歌”等，更是蘊含著對天地日月、星辰風雷等諸方神仙的祭拜與崇敬。時至今日，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對以往神秘不可知的巫術的祛魅。傳統文化樸素的天人合一觀念，即天上星宿對個體命運的制衡能力之說，已經難以激發人們真誠的信仰和崇拜。傳統陜北秧歌所承載人神溝通、娛神祈福的形而上價值無可奈何地被剝離和消解，使其難以成為民間信仰的重要載體。
第二，陜北秧歌傳承主體的多元消解。在古代，鬧秧歌成為節日的重要載體，是人們生活中孜孜以求的狂歡狀態。陜北秧歌滲透在民俗文化活動之中，折射民俗文化的情感意向和心理慣性。陜北秧歌的草根屬性體現了自由和自然的平民文化。陜北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邊緣地區，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相對較少，加之長期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得陜北秧歌中包含有較多直抒胸襟、敢愛敢恨、鮮明大膽的奔放情緒。長期單調貧乏的生活，促使個體更為向往熱烈激情的節日狂歡。因此，鬧秧歌追求舞者全神貫注地投入和肆意奔放的舞姿，是對日常苦難生活的忘卻和超越。陜北秧歌從祭祀神靈轉為節日狂歡，成為眾人狂歡，舞者和觀眾共同參與的娛樂活動。改革開放后，大部分陜北農村青壯年迫于生計，離土又離鄉，奔赴到沿海打工。許多農村僅剩下孤寡老人、留守兒童和少量需要照顧家人的婦女。許多農村人僅在過春節時返回農村。在短短的春節期間，人們熱衷于走親訪友、朋友聚會、休閑娛樂，對于傳統秧歌活動缺乏興趣。這樣強行改變原有的生活狀態，造成農村生活共同體的斷裂，導致民間藝術土壤發生本質的變化，破壞了陜北秧歌文化的生態平衡。尤為重要的是，筆者在陜北榆林調研時，就發現80后90后的年輕人對于陜北秧歌毫無興趣，更喜歡的是網絡游戲、購物、麻將等娛樂活動，這都表現出陜北秧歌傳承主體消解的現實困境。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視域中陜北秧歌遭遇碎片式保護困境。政府部門盡管在陜北秧歌保護方面做了一定的基礎工作，例如成立機構、整理相關資料、認定技藝傳承人。但是，地方政府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是一種政績沖動而非文化自覺，是政治利益、經濟利益驅動下的文化現象。申報本身是政府行為，民間團體處于失語狀態，容易導致出現非物質文化碎片式保護的誤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視域中，陜北秧歌成為官方政治宣傳、文化標榜的重要符號。這種符號更多滲透商業化和功利化的價值取向。陜北秧歌從鮮活的日常民俗文化中抽離取來，脫離孕育生存的文化環境，剝離塑造為欣賞觀摩的藝術對象，成為文化標本和商業噱頭。
陜北秧歌發展的四大舉措
面對上述問題，陜北秧歌的保護需要遵循活態保護的原則，從四個層面深入貫徹，即政府主導實現活態保護，項目保護單位扎實推進，多元教育主體形成合力，商業開發和媒體宣傳齊頭并進。在其中，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建章立制，制定規劃。項目保護單位是重要執行主體，貫徹落實，扎實推進。多元教育主體是重要的著力點，實現中小學教育普及、民間團體培訓提高、科研機構理論研究的多重合力。商業開發和媒體宣傳是重要的輔助力量，合理融資形成生成性保護，多重宣傳擴大陜北秧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第一，政府主導實現活態保護。在陜北秧歌保護過程中，政府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建章立制，切實做到動態保護為主，商業開發為輔；傳承發展為主，旅游開發為輔，從而有效確保陜北秧歌的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明確陜北秧歌保護的責任主體，并將陜北秧歌保護經費列入本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具體由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門牽頭負責，并簽訂責任書，定期檢查評估工作進展。建立陜北秧歌保護聯席會議制度，定期研討解決陜北秧歌保護中的重大問題。妥善制定陜北秧歌的保護規劃，應當較為詳細地包含陜北秧歌保護的基本原則、主要目標、主要舉措、經費保障等內容。對于陜北秧歌的部分項目，積極實施搶救性保護舉措，以收集整理瀕臨消失的部分陜北秧歌藝術。
第二，項目保護單位扎實推進。政府部門明確項目保護單位，以具體實施陜北秧歌保護規劃。項目保護單位及時制定年度保護計劃，合理使用項目保護資金，為項目保護活動提供經費支持；收集調查整理實物資料，并進行歸檔；培養陜北秧歌傳承代表人物，積極開展傳承、展示、交流活動。尤為重要的是，項目保護單位應定期開展陜北秧歌遺產調查，客觀真實記錄陜北秧歌的傳承脈絡和存在形態。對于陜北秧歌進行動態化檔案管理制度，收集整理陜北秧歌的歷史脈絡、實際現狀和文化價值，動態化記錄陜北秧歌的傳承范圍、傳承譜系、傳承人的技藝水平、傳承活動的社會影響，并且根據社會發展情況及時調整保護制度和保護措施。
第三，多元教育主體形成合力。動員民間力量，運用民間資源，獲得大眾的價值認同感，是陜北秧歌發展的重要基礎。推動陜北秧歌進課堂計劃，將陜北秧歌納入中小學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的教學內容，因地制宜開展陜北秧歌教育活動。學校聘請陜北秧歌藝人兼職教學，開展原汁原味的陜北秧歌傳遞和普及工作。通過在學校音樂教育的普及，切實培養學生對陜北秧歌的價值認同感。在此基礎上，建立陜北秧歌文化傳承基地，招收、吸納、培養陜北秧歌的傳承者。建立陜北秧歌項目基金，鼓勵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開展對陜北秧歌的科學研究活動，以推進陜北秧歌的理論化進程。凝聚民間藝術團體的力量，通過民間舞蹈家協會等機構，實現陜北秧歌民間藝人的組織化和體系化。以此為平臺，推動陜北秧歌大賽和陜北秧歌專業培訓。
第四，商業開發和媒體宣傳齊頭并進。在陜北秧歌獲得有效保護的基礎上，政府部門應當引入民間商業力量，通過融資、入股等市場機制，合理利用開發陜北秧歌文化產品，通過創作、改編、出版、表演、展示、產品開發、旅游開發等多種形式，實現生成性保護。各類媒體開展陜北秧歌的公益宣傳活動。陜北秧歌的傳承需要大眾化和普及化。合理運用媒體的宣傳態勢，設立專門的陜北秧歌文化欄目，開展對陜北秧歌的追根溯源，以彰顯陜北秧歌的歷史厚度；設立專門的陜北秧歌旅游欄目，重點表現陜北秧歌的傳統魅力和紅色魅力，以擴大陜北秧歌的知名度；設立專門的陜北秧歌體育欄目，宣傳陜北秧歌的精品化和大眾化舞蹈模式，將陜北秧歌舞蹈與廣場舞蹈有機融合，在大眾文化中實現陜北秧歌的生命力。
（作者單位：咸陽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本文系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5J044）
【注釋】
①于麗：“論視覺文化時代陜北秧歌的發展路徑”，《農業考古》，2011年第6期，第384頁。
②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解放日報》，1944年3月21日。
責編 /王坤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