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田國強

【摘要】當前，面對經濟下滑局面，中國需要加快深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治理邊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改革，大力引入競爭機制，繼續深化對外開放，消除不利于企業創業創新和擠壓民營經濟的制度性障礙，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讓民營經濟發揮主要作用。

【關鍵詞】經濟增長　市場化制度改革　轉型　困境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增長下滑的現實和潛在風險不可忽視

經過30多年要素驅動的發展，中國經濟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增長和發展成就，但是由于要素收益遞減的客觀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樞已經下移，不過這個下滑不應像現在這么快，現實和潛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負面后果和風險都不容忽視。根據對媒體公開報道的梳理，2015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有大量企業關門，其中東莞占比例超關門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

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倒閉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破產倒閉并不鮮見，但是與經濟增長下滑一掛鉤，問題就會放大，極其不尋常。目前，實體經濟增長減緩和企業倒閉疊加效應正在向銀行業加速傳導，銀行不良資產風險有擴大的趨勢。據《財經》報道，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中國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9080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了近三成，不良貸款率全線急速上升。尤其是許多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債務負擔沉重，杠桿率加速攀升。

同時，與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大量倒閉和工人下崗還有政府保底兜著不同，這一輪倒閉潮是民營企業批量倒閉和外資企業大量撤離，大量農民工返鄉，形成了“逆城鎮化”的現象，其中很多人又成為新的失業者或重新回到農地耕作，而國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還沒有建立健全，如果處理不好，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就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

現在許多人將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失業農民工的一種救濟制度的替代，但這種做法既沒有考慮到效率（這種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的現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國農產品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價格不斷上升，導致中外糧食價格差別懸殊，超出50%以上），更沒有考慮到對農民的公平，是政府職能錯位、缺位的表現，背離了政府維護和服務的基本職能。

此外，我們也看到很多國有企業以降低效率為代價利用政府的補貼或壟斷利潤進行所謂的“穩就業”。特別是很多傳統工業企業雖然庫存高企、產銷下降、開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員，而是通過減少薪水、無薪休假、縮減工時、在職培訓、推遲入職等將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

更嚴重的是，國有企業以所謂的“穩就業”向政府表功、邀功和民營企業的“倒閉潮”，容易給人們帶來一種錯覺，錯認為還是國有企業好，民營企業靠不住，從而否定過去30多年讓經濟大發展的民營化改革方向。事實勝于雄辯，從經濟數據看，2015年以來恰恰是那些國有經濟比重越大的地方，經濟受到的沖擊越大，增長下滑越嚴重，如東北幾個省份。

現在很多人都號稱要反思改革，借改革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懷疑甚至是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大方向，將經濟問題上升為階級斗爭、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對改革方向及其深化改革形成了很大的干擾，使得從上到下對于改革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和內在動力機制。并且，一旦遇到問題，政府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解決，不可能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就仍然面臨的是一個發展型的政府，仍然會一如既往地出現“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的“三重三輕”現象。

但這樣做會有效果嗎？我們在總結中國3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展望未來，進一步深化改革，一定弄清楚什么是新的因素導致了改革成就巨大。應像實驗物理一樣，要研究和找出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一定要將其他變量固定。同理，對總結中國改革成就也應該是如此。但許多人在總結經驗時，將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總結為，主要是政府主導、國企主要、黨的領導、社會穩定所致。這些當然都是重要因素，不可否定，但筆者要問的是，這些不都是改革開放前就早已有的要素嗎？

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還因為政府的干預大幅度地減少，民營經濟大發展從而使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而取得的。較大程度上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松綁放權的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內對外的競爭）、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大發展這樣的基本制度性市場化改革下中國經濟才取發展。

回到市場化改革開放這個基本共識上來，在這個基本共識上來談經濟下滑的問題，來談頂層設計和改革的問題。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是具體行動上的堅持，而不是說的多、做的少的堅持，甚至是往回改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改革越往后推，代價越大，難度也越大。

制度轉型滯后才是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肇因

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如果不找出問題的內在根源，不分析深層次的內在原因，僅僅只是指出問題的表象和我們需要做什么，而不是試圖從根源上去找原因，從制度層面上去解決問題，那么很容易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治標不治本。解決問題，當然首先需要清楚“做什么”這個問題，但這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還需解決“誰去做”和“怎么做”的問題，否則就沒有方向感，引起爭議、歧異和思想的混亂。因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誰去做、怎么做的問題，也就是方向性、原則性、制度性安排首先需要明確：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還是讓政府發揮決定性或主要作用？是讓國有企業發揮主導作用，還是讓民營經濟發揮主體作用？這些問題不明確，就只會給政府進一步主導和干預經濟提供空間。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還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除了這兩個原因，中國更面臨發展驅動和經濟體制雙轉型滯后的問題。發展驅動轉型滯后是指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滯后，這一轉型基本上是所有經濟體必須經歷的，但這個轉型是內生的，還是要歸結到體制轉型滯后上來，所以制度變遷才是最根本的。從根本上說，中國改革方向不明確，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和變遷滯后，才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更為關鍵的根源因素，再加上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做事激勵的缺損以及對新常態理解的誤區，使得問題雪上加霜。

歷史經驗表明，大規模制度變遷進程往往都是經濟面臨極大困境觸發進行的。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如不盡快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性的、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從根本上改善制度供給，中國經濟持續快速下滑的劣勢很難止住，弄得不好會引發連鎖反應的惡果，會危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市場化改革不是靠制造出更多的名詞，那樣只會引起爭議、歧義和思想上的混亂，或給政府進一步干預經濟制造條件。

我們必須認識到，唯有深化制度改革和變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增長和轉型兩難，而轉型發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時兼顧發展和治理兩大邏輯，正確理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辯證關系。發展的邏輯主要是提升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治理邏輯則注重軟實力方面的建設，當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場的治理制度、社會公平公正、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建設，其關鍵是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處理問題。

因此，中國需要加快深入進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治理邊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改革，大力引入競爭機制，繼續深化對外開放，消除不利于企業創業創新和擠壓民營經濟的制度性障礙，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讓民營經濟發揮主要作用，這是中國順利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轉變，跨越潛在“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所在。

從經濟學的基準點出發深化市場化制度改革

那么，如何深化市場化制度改革呢？自2015年11月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之后，這個就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詞匯，引起了理論界和思想界的討論熱潮。其實，自2013年開始，學術界便有一種觀點，中國新一輪改革需從供給端入手。賈康主編了一本題為《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的書，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在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進入2015年，中國經濟面臨持續下滑的空前壓力，理論界也進行了大量的思考和建言。以吳敬璉、錢穎一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應對視角依然集中在短期的“三駕馬車”理論，側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但深層次的問題還是供給側的不足。

中國經濟從過于強調需求側走向注重供給側，這是一個進步。因為通過財政和貨幣短期政策及一味地通過投資拉動經濟的需求側管理，是不可持續的，并且有很大的負面作用，此方面已經開始逐一暴露，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困境及制度方面轉型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此。但由于供給側定義和內涵都非常不明確，各種解釋都有，已經引起很大爭議。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是進行深層次制度性的改革，如減稅、簡政放權、給企業更大自由和激勵，也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大作用，解決供給不平衡的問題，如產能過剩。其實，改革不是造就更多的新名詞，除了引起爭議、歧義和思想上的混亂之外，還會為了爭奪新名詞的發明權而爭功、邀功而無法形成合力，并且會給政府干預經濟提供空間。

也有不少人，包括筆者認為，供給和需求是一體兩面的，不必糾纏所謂供給端還是需求端發力，關鍵是改革端，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才是根本。事實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講得很清楚，改革就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已經形成了上下的廣泛共識，從而很多好的改革建議都可以納入到這個提法上來。中國要做的最大的供給改革是完善制度供給，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真正發揮作用。

改革需要回到經濟學基本常識，同時在方法論上我們做任何事都是相對比較而言的，因此必須有一個基準點或參照系作為比較，否則無從著手。中國下一步推進深層次市場化變革，也還是要從現代經濟學的基準點和參照系說起，違反經濟學常識，改革只有失敗?；A經濟理論最基本、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給出目標、基準點和參照系，從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指導作用，通過理論指導改革、變革及創新來促使現實經濟運行不斷向理想狀態逼近。

盡管許多經濟理論不適宜直接用來描述當前中國經濟制度環境，但是卻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取向指明了長遠方向，為我們研究各種問題提供了一系列的參照系和基準點，從而為逐步解決現實和理想狀態之間的落差奠定了理論基礎?，F代經濟學以理想經濟環境為基準點，以自由競爭市場為參照系，嚴格地給出了市場導致有效配置從而成其為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正好是指明了改革的長遠取向，從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前瞻性指導作用，通過理論指導改革、變革及創新來促使現實經濟運行不斷向理想狀態逼近。

當前，面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滑，國內各方面又提出了很多應對之策。但是，如果不能像諾斯那樣找出問題的內在根源和從制度層面上去解決問題，只是堆列出眾多看起來都非常正確的時髦詞匯、動聽語言及只是簡單列出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沒有給出任何主語，也就是沒有明確前面提到的“誰去做”和“怎樣做”這些最基本和根本的制度性問題，那么只能是政府主導具體經濟活動，一擁而上的“大躍進”式政策出臺。可是，如果主要靠政府靠國企來做可行么？以創新為例，創新是要容忍失敗、承擔風險的，成功率不到5%，政府和國企的領導不可能承擔這樣的失敗風險，從而應該主要靠市場、靠民企。

所以，制度才是關鍵，是根本。只有深化市場化方面的根本性制度方面的改革，才有可能解決增長與轉型的兩難。當然，在現實經濟中市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運行良好及向理想狀態逼近，還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各歸其位這樣一個國家治理三維結構能夠得到有效的耦合和整合才行，這就需要前面提到的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這里就涉及到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治理邊界的界定。我們首先要知道政府與市場及社會之間的合理邊界在哪里。市場有效和社會規范的必要條件是需要一個有限而定位恰當的有效政府，這樣政府的合理定位至關重要。其原則就是，市場能做的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歸納起來，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兩條、四個字：維護、服務。例如，前面提到的基本的社會救濟制度就屬于服務的范疇，中國做得還很不夠。

第二層次是主次之分。誰是關鍵？答案是制度。我們一旦知道它們之間的邊界后，還需要理清。那么，誰去理清呢？由于政府是主體，市場是客體，社會也是客體，從而當然也就是要靠作為主體的政府去做，去理清。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卻正好對應一個經濟體的治理、激勵和社會規范三個基本安排。其中，政府的作用具有極大的正負外部性，從而需要合理定位，這就涉及到著名的“諾斯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經濟衰退的根源”。

那么，誰能規范主體，也就是政府的定位呢？法治。這樣，法規治理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環境，具有極強的正負外部性，決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適度，從而決定了市場激勵機制的效果和社會規范形成的好壞。人們可能會問，政府及其部門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嗎？一般來說，當然不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從而在中國現有國體之下也需要對權力進行劃分，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要各司其職。

因此，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關鍵，是決定性的，只有從規范、制約和監督政府權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會這三個維度的綜合治理著手，合理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治理邊界，才能同時解決好效率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才能從根源上根除腐敗和行賄受賄現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及個人關系。這樣，它們之間應當是良性互動的關系，惟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斷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及執行，強化市場方的效率、效能。

整體而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對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其建立健全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有機耦合的整體框架下完成，在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方面需要有明顯的改革進度，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