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描述和價值資源。在價值定位范疇，其預制國家治理現代化運行、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框架，影響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的價值評估體系建構。在思想保障范疇，其作為精神凝聚力，通過對重大思想問題的理論解釋、現實對話和觀念整合，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高度契合。在治理要素范疇，其以承繼優秀傳統文化治理資源和整合現實價值認同的有機融合，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構成。

【關鍵詞】依法治國　黨員　正常退出機制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具有歷史性、規范性、媒介性，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價值關系的主體與客體的權利、義務、責任，促進了價值實現的交互協作秩序化，是價值實踐的有效載體。其通過為價值觀各異的個人、群體之間的利益的不斷較量、重組、分配提供一個競爭合作的前提性平臺，推動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自信與創新發展。同時，核心價值觀也成為了國家治理的價值描述和價值資源，為其提供精神之源。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是制度現代化的歷史書寫，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意義同構、發展和實現的過程。研究核心價值觀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契合之處，探索其融入路徑，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構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發展需要的國家—市場—社會關系頗為重要。當前，要以理念契合為基點，以制度建設為重心，以實踐轉向為旨歸，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入推進的精神內核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對以“人民”這一凝聚化與多樣性統一的整體性范疇為主體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生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生活和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相融合的中華文化的價值凝結，預設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與西方社會以資本意志為核心的少數人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資產階級主導的制度現代化進程的價值遵循不同，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闊步有序前行的精神之本。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定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合理性的基本論證，預制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運行、改革與創新的邏輯框架，影響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的價值評估體系的建構。作為制度及其運行合理性的論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解決的是“為什么要進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倡導”，為這一問題指明了答案，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強大，城鄉、區域、階層的和諧社會發展，公民主體作用充分發揮的個人價值實現。這表明在“人的依賴關系”瓦解的無產階級政權領導的市場經濟逐步發展，人的獨立性漸進增強并亟待提升的社會結構下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時代課題，本質目標為在宏觀的國家層面、中觀的社會層面和微觀的個人層面，建構科學理性的價值分配體系和價值沖突協調機制，限制、消解并最終消滅以資本特權為內容的少數人的價值獨享，不僅在政治、法律、社會領域而且在經濟領域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價值共享體制，實現國家、社會、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作為運行、改革與創新的大致輪廓預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向的是“如何進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與西方國家以制度現代化保障資本意志的進程不同，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無產階級意識主導下，必須在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和傳統人治思維習慣的現實條件下，通過擴大市場配置資源權限的經濟體制轉型，掃除由資源占有不均引致的等級身份殘余，為平等、自由、獨立的公民培育提供物質條件和社會基礎，并通過政治、社會領域的民主與法治體制改革創新，暢通權利主張途徑，規范權力邊界，優化國家機關組織機構，防止權力異化。其運行必須表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引下的不同主體的無差別的公正對待，當現有體制已無法滿足這一價值遵循時，在規定軌道內要作出相應調整與更新。而這就涉及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評價問題，即價值主體在與制度及其執行的相互作用中能否產生預期的價值事實。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建立公平公開透明市場規則、放寬投資準入等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轉向“決定”的政策指向，便是在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下，現有市場體制還不能高效促進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活力競相迸發的現存價值事實所推動的。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就是這一客觀存在的價值標準的反映，引導著人們對制度改革走向的期許和設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思想保障。在利益分化日趨分眾化、碎片化的當代中國，若不能使社會成員認清客觀條件的結構和發展趨勢，廣泛動員各類價值主體，贏取認同，只會使得涉及各方面利益調整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因難以跨越固有藩籬而停滯不前。“在利益仍保持著徹頭徹尾的主觀性和純粹的利己性的時候，把利益提升為人類的紐帶，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彼此隔絕，使人類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①目前，國家治理現代化領域面臨的重大思想問題莫過于一部分人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和屬性的誤解上，對個人利益至上的西方意識形態及其國家治理現代化模式的盲目崇尚。持這種觀點的社會成員，把“西化”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標準，未能超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局限性，認識其資本與權力聯姻的現代化危害，更未深刻意識到無產階級意識的先進性、創造性及其作用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消滅資本特權、建立平等的人權體系的實質。

而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精神一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其以“社會主義”為根基和以人民群眾為旨歸的中國特色的邏輯性體系支撐，在尊重價值觀差異性和選擇合理性基礎上，以融合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表達系統，對國家治理進程中這類重大思想迷失進行了理論解釋、現實對話和觀念整合。如對“民主”的解讀，西方社會民主從僅限于自由民的古希臘時期民主，到由資本利益所控制的當今資本主義民主，始終僅屬于一小部分人的特權。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通過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的民本精神和“選賢任能”的人民民主的科學理論，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自治民主制度等廣泛具體實踐，有力地堅守了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及其指導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減少了價值沖突，凝聚了廣大人民的價值共識。同時，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的價值共識具有穩定性、轉化性和自我超越性”②，其作為精神凝聚力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將始終保有高度的契合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國家治理創造的獨特的精神、價值、文化的凝練和整理，并從指引價值定位、凝聚價值共識、贏取制度認同、鞏固執政地位等層面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發揮著精神支撐作用，是國家治理的價值形態，其建設亦是其現代化的重要要素。把除了制度、組織、體系以外的價值、精神、文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是中國國家治理不可割舍的文化傳統。歷史上，以文治國的理念和積淀下來的治國智慧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從周代開始的以周禮為內容的十二項專事教化促進了禮樂文明在傳統中國價值治理形態的第一次集成，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文化教化作為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統價值治理定型，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價值共同體的特質異常凸顯。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具有重視國家和社會制度建設的強烈現實針對性以外，還需要創新發展優秀傳統國家治理文化理念，將其提升到現代化水平。而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轉化、融入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上的核心價值觀建構正是這一要求的具體實現。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對資本邏輯局部的適度放權、社會結構的漸進開放、網絡時代的興起，原有國家治理體系中嵌入的一元價值統治局面被打破，價值紛爭在網絡媒體推波助瀾下加速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導致價值斷裂，引發利益矛盾。與此同時，單位人的解體、人口的快速流動和風險社會的降臨、個體進入原子化軌道，增加了社會心態的焦慮化、復雜化、不穩定化傾向，社會信任度減低，引發國家共同體的公共精神生活危機。在新的國家治理秩序尚未成型，價值訴求表達不夠充分情勢下，公共精神生活危機連帶了國家治理的認同危機，社會自我約束和調適能力減弱。承繼優秀傳統文化治理資源、整合價值認同、重建社會信任機制、提升治理能力效能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顯得尤為迫切。當前，在國家治理向開放性、協作性、動態性、互動性模式發展的背景下，價值治理要想取得實效，必須進行機制創新，建立多維度多層次的核心價值觀培育機制，著重發揮人民主體在民主參與、合作協商、全面溝通的社會自治中的共同價值意識培育作用，實現核心價值觀與現實生活和公共空間的融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路徑探索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精神之本有機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歷史與時代的要求。當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以理念契合為基點，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機融合、相互促進的邏輯起點，在于二者的理念契合性。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任務在于建構起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發展需要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此相應，作為國家治理價值描述和價值資源的范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要充分契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訴求，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

早在改革開放初始，鄧小平同志就曾強調：“實施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氣的堅決控制，是持續有序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的前提。”這可視為是意識形態領域現代化與中國國家治理發展同步的思想雛形，顯示了精神與制度吻合的重要性。反映中國特色，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立足于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基本道路，在充分表達以“人民”為主體的大多數人價值訴求的同時必須拒絕可能破壞國家治理穩定和諧的思想因素，在與人類優秀文明相承接的同時不能與西方話語等同，在堅持文化價值開放交流的同時堅決抵制西方文化霸權。反映民族特性，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德性旨歸與“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政治精神相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倡導”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建構維度相一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話語表述與民族文化淵源相匹配。反映時代特征，要求以辯證和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價值觀的動態承繼，且始終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與時俱進。

以制度建設為重心，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精神內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凸顯了其作為價值治理形態的軟實力。但要真正促進這一觀念層面的柔性實力成為真正的行為實踐，還要借助以體制、機制等剛性制度構成的國家治理體系，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公共的制度規范，涵養于國家治理體系，在包括價值取向與技術路線的行為模式層面直接發揮調節與規整作用，確保國家治理與正確方向不偏不離。而民主化、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架構事關全局的兩面。

民主，是權力合理與否問題的現代博弈方式，制約了權力的存在僅能以權利為依據，民主與其權利的至上性，在內容維度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界定了本質性標尺；法治，則建制了防范權力越界和權利縮水的制度護欄，在形式維度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設置了強制性標尺。民主和法治的發展完善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制度性進路。因此，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重點為：堅持把“民主”與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完善發展融合起來、堅持把“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制度建設相統一。“民主”的本質含義在于人民平等地享有決定國家制度、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利。而真正實現這一價值追求的直接依靠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當前，要以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切實防止”的思想為指導，在民主監督、民主合作等方面積極探索創建權力約束制度，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等方面積極完善權利主張的渠道、途徑，在民主有效便捷行使方面，積極探索更加經濟高效的民主自治制度。“法治”是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根本價值指向的“民主”的外在保障形式，“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以從現代國家、社會、個人的權利制度體系建設方面確定權利主張、權利實現的邊界、條件和秩序，真正推動民主主體的生成。

以實踐轉向為旨歸，力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而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我們可以從前提、主體、內容、目標四個方面解讀這一闡述。國家治理能力運用的前提在于以國家制度體系、國家治理價值體系等為要素的國家治理體系，主體包括政治權力主體和公民權利主體，內容為統籌國家各個領域治理主體、處理各個領域治理主體的重大關系，主要包括利益關系、政治權力關系、公民權利關系，目標在于平衡收與放的關系，協調利益矛盾，塑成各領域各要素共生共榮的態勢，即“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從國家治理能力運用的前提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價值治理形態，是治理能力運用的主體、內容、目標確立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保障。從國家治理主體能力的構成來看，主觀要素的品德修養、法治思維、精神動力、公共理性等素質，和客觀要素的對包括社會文化傳統和價值體系在內的治理資源的有效運用，都離不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力建設與踐行。從其內容和目標來看，國家治理能力的展現，除了依靠形式化、確定性、非人格化的技術性公共互動制度從“是與不是”的行為層面對社會關系協調以外，還需要從人格化的“該與不該”的精神層面積極地彌合、消除價值觀沖突，踐行核心價值觀，真正實現人的社會自由。由此可以看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是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徑。而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在于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公民與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在各類治理行為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身體力行。

（作者為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觀教育鏈研究”，項目編號：14AKS020）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3頁。

②陳秉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3期。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