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外傳播能力的構建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體現。近年來我國不斷深化對外話語傳播體系基礎設施與傳播途徑的完善，但目前仍無法取代西方國家在國際傳播領域的主導地位，在傳播理念與意識上的創新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文章將探討我國如何從機制創新層面真正實現對外有效傳播，己達而達人。

【關鍵詞】對外話語傳播　機制　創新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對外話語傳播機制的建設涉及到諸多方面：領導人出訪演講、新聞媒體的海外傳播以及官方、民間文化交流等。目前我國對外話語傳播體系建設在理念與意識上的創新呈萌芽狀態，其反映的理論實質具備一定的普及意義，因此，本文將從“共同經驗范圍”的建立、議程設置的完善以及“多對多”傳播模式的構建等角度探討中國對外話語傳播機制的創新。

國家領導人出訪演講的創新話語表達

對施拉姆“共同經驗范圍”的實踐。“傳播學之父”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1955年提出了信息交流的三種模式。其中第二種模式演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共同經驗范圍”（a field of experience）如何在信息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發揮作用。施拉姆指出，“兩個試圖交流的個人必須積累有相當的共同經驗。即在信源和目的地之間，只有在其共同的經驗范圍之內才真正有所謂的交流，因為只有這個范圍內的信號才能為信源和目的地所共享。”①

概念意義相同的兩個詞語在信息傳播者與接收者所處的文化環境中的內涵往往不同，根本原因是信源與目的地的經驗范圍不同，中國政治話語在內容與表達方式上與西方受眾的經驗交集甚少，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出訪演講在拉近與西方受眾的距離層面做了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2015年9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參加晚宴并發表講話，他提到：“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是及時順應人民的要求，其中沒有什么權力斗爭、沒有什么紙牌屋。”《紙牌屋》的文化內涵是美式政治的權力游戲，這一西方受眾相當熟悉的隱喻生動地闡釋了中國式反腐絕無美劇中呈現的權利斗爭、爾虞我詐，而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習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時就分別在開始與結尾兩處使用了斯瓦希里語的“哈巴里”（大家好）和“阿桑特尼薩那”（謝謝大家）。特別是2014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發表的演講中，習近平更是連續引用了五句泰戈爾詩詞，聽眾反響熱烈。以上實例說明傳播者和受眾的經驗范圍交集越大，信息的傳播效率越高，交流也愈加暢通。

中國特色關鍵詞的凝練闡釋。隨著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之類充滿偏見的言論在西方國家甚囂塵上。盡管我國在政治話語的國際表達上日趨主動，但是正如張志洲所說：“話語權的本質不是‘權利’（right），而是‘權力’（power）。”②

我國具備充分的向外發聲的條件，然而涉及到中國特色關鍵詞的定義與解讀，西方受眾解碼的信息往往是錯位的、不準確的。以“中國夢”為例，西方主流媒體往往從字面意思與“美國夢”進行比較，卻與原本含義相去甚遠。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多次出訪演講的過程中向外國受眾闡釋“中國夢”的核心內涵，將“中國夢”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構為意義緊密關聯的一對關鍵詞，通過政治話語關鍵詞的對外闡釋有效地形塑了現代中國的身份。

習近平總書記履新以來提出了一系列凝練的關鍵詞，符合當下人們對碎片化傳播方式的接收習慣。例如：一帶一路、兩個一百年、三嚴三實、四個全面、五位一體、八項規定等包含數字的關鍵詞結構簡明清晰，重點突出，有效縮短了海外受眾消化理解的時間，也避免了冗長的論述造成主題失焦。

第一人稱使用頻繁的外交修辭特色。我國國家領導人在政治話語對外傳播過程中使用的外交修辭亦呈現第一人稱單數與復數使用頻繁的新特色。就第一人稱復數“我們”出現的頻次而言，李克強總理于201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一詞共出現了32次，而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一詞共出現了40次。在習近平出訪發表的兩篇字數接近的演講《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4322字）以及《促進共同發展 共創美好未來》（4034字）中，“我們”一詞出現的次數分別達31次與22次之多。“我們”的使用不僅令信息接收者感受到來自信息傳播者的尊重、善意與親切，同時還能夠產生共鳴，達到交流的傳播者與受傳者的共情效果，說明我國領導人的話語不僅具有力度，同時具有溫度，令普通外國受眾能夠感同身受的平民情懷與相互尊重。

第一人稱單數與復數的恰當使用有助于塑造領導人的親民形象，達到交流的傳播者與受傳者的共情效果，說明習近平的政治話語不僅具有力度，同時具有溫度—即令普通外國受眾能夠感同身受的平民情懷與平等尊重。

我國新聞媒體海外傳播的創新發展意識

傳統新聞媒體對制約因素的突破。一是對外新聞傳播話語內容與方式的反思。我國新聞傳播媒體的全球覆蓋率飛速提高的同時，存在著海外受眾接收率與接受率普遍較低的問題，我們應意識到限制海外傳播接收效率的關鍵因素，即“宣傳”的單向性灌輸思路依然存在，“傳播”的雙向溝通理念還需深化。

就海外傳播的環境而言，我們應當察覺到有利的因素：英美主流媒體在涉華新聞的報道頻率上與過去相比有了顯著的攀升，海外受眾對涉華新聞的興趣也在逐漸增加。同時，我們更當認識到，盡管海外受眾對中國的關注度有所提升，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仍是本國主流媒體，如何與這些海外主流媒體競爭受眾的注意力資源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西方記者在報道理念、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上都與中國記者存在差別，為避免西方媒體戴有色眼鏡審視、報道中國新聞，我們現階段的重心應放在講好中國故事上，只有當中國記者的新聞報道的內容和方式更貼近中國百姓的真實生活，海外受眾對中國的了解才能更加客觀。

二是對外新聞傳播議程設置理念的更新。西方新聞傳媒多以商業利益為發展宗旨，雖強調普世價值，但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新聞報道時，在議程設置上依自我價值觀評判對報道領域進行排序，在經過篩選而對某些議題側重大篇幅進行報道的媒介環境下，新聞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一旦中國媒體的報道沒有及時跟進就難以保持信息的對稱性。

長期以來，針對西方媒體涉華報道的負面新聞，我國媒體一直處于較滯后的反駁與解釋的被動地位。CNN多次就中國經濟發展對美國的影響進行民意調查，將“中國威脅論”作為塑造中國媒介形象的主要議題。針對這種現狀，我國媒體“要制造更多有利于我國議程的媒體事件。

將國際輿論斗爭的原則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巧妙地避開矛盾與沖突，將本國利益融入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在引發共鳴、建立共識的基礎上針對性地設置話題，形成話語優勢和輿論引導。”③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5年6月8日發表的《201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以大量數據積極主動地就西方關注的人權問題發出我國強有力的聲音，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泛關注，由此可見，我國政治話語的對外傳播應當變被動的澄清解釋為主動的交流與闡釋方能掌握更有利的話語權。

同時，我國傳統媒體應當調整援引海外媒體社論在本媒體報道量中的比例，通過本媒體的英文評論更多地參與到對國際熱點事件的探討，讓國際社會更深入聆聽我們的聲音、了解我們的想法，世界已經做好聆聽中國聲音的準備了，我們需要完善的是在聲音的辨識度及排他性上爭取全球受眾的注意力資源。

新聞媒體多形式的對外交流合作。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新聞媒體不應止步于新聞報道內容的制作與發行，更應全方位、多維度地完善與海外受眾溝通聯絡的系統。一方面，我國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可以通過實習的方式近距離體驗海外媒體的內容生產；另一方面，通過人才將多樣化的報道理念與形式介紹引進來，取長補短。

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舉辦的觀眾聯誼活動“從1997年至今已成功舉辦十一屆，先后共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4萬名觀眾參與”④。《中國日報》亦在對外交流合作領域廣開思路，率先擴大中國形象在亞洲的影響力，亞洲領袖圓桌論壇、“亞洲主流媒體看中國”、采訪活動以及與“亞洲新聞聯盟”合作的亞洲新聞攝影大賽等等。

由中國外文局主辦的“中國關鍵詞”項目“以多語種、多媒體方式向國際社會解讀、闡釋當代中國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話語的窗口和平臺，是構建融通中外的政治話語體系的有益舉措和創新性實踐”⑤。長篇政治話語巨著對海外受眾的文化層次要求較高，而“中國關鍵詞”項目以短小、精悍的詞語降低了受眾理解吸收的難度。

在新媒體時代，受眾接受信息方式成碎片化特征的趨勢亦加大了競爭注意力資源的難度，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也要求政府工作人員使用Twitter進行內部聯系以及同外界的交流。工黨公布的此份文件中提到利用Twitter進行內部聯系以及同外界的交流。工黨公布的此份文件中提到利用Twitter傳遞的信息應該具有‘人情味兒并且可信’，還應該用‘非正式的口語體’書寫。”⑥可見英國政府對于政治話語的傳播渠道以及話語方式都有了明確的要求，以加強新媒體時代的傳播效果。

截至2015年9月，人民日報Facebook賬號粉絲數量超過1000萬，無論是粉絲數量還是互動率在報紙類賬號中均列全球第一位，引人注目。我們應當與海外媒體協作、與海外受眾面對面交流、建立靈活的受眾反饋機制，令中國聲音貼近海外受眾、令中國身影活躍在世界舞臺。

“文化軟實力”依托下對外話語傳播的創新渠道

官方機構的話語輸出。“文化軟實力”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及意識形態對外輸出的能力。我國一直致力推廣孔子學院在世界范圍內的建設，計劃到2020年，孔子學院將在近500個世界大型城市設點。作為中華文化軟實力的載體，孔子學院在中國的意識形態輸出上功不可沒，中國當前在國際關系中堅持的追求和諧、“和而不同”與中國古典哲學思想一脈相承，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能夠加深海外受眾對中國政治文化歷史淵源的認知，真正在國際交流中發生文化交融的“化學反應”。在明確自身優勢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孔子學院在發展上也面臨著瓶頸和來自國際社會的一些質疑聲音。“隨著孔子學院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國對孔子學院的不同聲音紛至沓來，有的國家甚至給其貼上政治化的標簽，或者直接將其視為是中國輸出文化價值觀的平臺，是一種‘軟威脅’。”⑦針對這種現象，韓方明提出：“孔子學院不論是在組織運行還是在教育教學方式等方面應盡量地淡化其官方色彩，承擔起公共外交的責任，以更加國際化的行為方式傳播中國軟實力，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在外國公眾心目中的地位。”⑧因此，對外話語傳播應當充分考慮到接收國受眾對于官方機構進行文化輸出的態度與預判，將文化交流作為深化相互理解的首要目標。

民間機構及個人對外話語輸出的新拓展。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大平于2015年9月7日在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整版的廣告歡迎習近平訪美，引起美國主流媒體的重視，廣告中推出了《習近平時代》這本圖書。朱大平提到：“廣告推出后，《習近平時代》一書在亞馬遜上的排名迅速從第120萬名上升到第6萬名。《習近平時代》第一版在亞馬遜上發行8000冊，平均每天銷量在100冊到300冊之間。”⑨朱大平的圖書廣告以美國受眾最熟悉的方式，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將中國領導人的話語力量有效傳播出去。在大幅廣告的正中間是這樣一句話“在這里，讀懂習近平，讀懂中國的未來”，用富有感召力的廣告語言令受眾對中國政治話語產生濃厚興趣。這種民間力量作為對中國政治話語輸出的創新拓展不僅僅體現在海外華人身上，也體現在對中國政治、經濟及文化極為推崇的海外人士身上，比如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不僅研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并且積極地在公開場合的演講中努力使用中文，他對中國文化與政治話語的關注勢必會令海外受眾迅速聚焦中國，形成有效的傳播力量。《2015中國留學生白皮書》報告中提到2014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45.98萬人，比2013年增長了11.09%，龐大的海外留學生群體每一年都會將國內最新的熱點話語在與海外受眾交流的過程中延伸傳播的分支和觸角。海內外的民間機構和個人通過自媒體平臺與“多對多”形式的傳播逐漸彌補了傳統官方媒體“一對多”傳播形式在受眾接受效果上的不足，作為一種傳播的拓展機制迅速成熟壯大起來。

結語

當下我國對外話語傳播的機制在具備成熟的硬件條件之外，同時應當著力塑造以“文化軟實力”為載體的創新對話模式。如何摸索一條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夠融通中外的創新對外話語建構之路是當務之急。我們應當以國家領導人出訪、新聞媒體的創新發展以及官方和民間共同形塑的多元化對外傳播的渠道為契機，創建立體化、多維度、多平臺的傳播網絡，才能夠將中國的話語權整合、凝聚起來，贏得通達全球的國際話語權，真正實現“中國聲音，國際表達”。

（作者為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講師、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岳劍波：《信息管理基礎》，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5頁。

②張志洲：“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困局與出路”，《綠葉》，2009年第5期。

③向志強，袁星潔：“如何提高網絡媒體的議程設置力”，光明網，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9/20/nw.D110000gmrb_20140920_4-10.htm。

④“CCTV-4中文國際頻道舉辦2015年觀眾聯誼活動”，央視網，http://news.cntv.cn/2015/10/16/ARTI1444976287300108.shtml。

⑤李倩：“‘中國關鍵詞’：創新對外話語實踐的有益嘗試”，《對外傳播》，2015年第1期。

⑥朱曉敏：“批評話語分析視角下的《政府工作報告》英譯研究（一）—基于語料庫的第一人稱代詞復數考察”，《外語研究》，2011年第2期。

⑥吳帆：“淺析以Twitter為代表的新媒體力量”，《構建現代國際傳播體系：“全國第一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論文選》，2011年。

⑦⑧韓方明：“孔子學院代表中國軟實力 發展面臨瓶頸”，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3/12-17/5627658.shtml。

⑨“媒體揭秘習近平訪美廣告如何登上《紐約時報》”，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13/7520488.shtml。

責編 /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