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綠色發展是將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全新發展理念。我們要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指導下，勇于面對我國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遵循“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樹立“綠色＋”戰略，將“綠色＋”戰略全面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全方位，踐行新發展觀。【關鍵詞】“綠色＋”戰略 五大發展理念 綠色發展 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3.002
發展觀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的新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智慧、大思維、大戰略、大格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創新，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長遠的一場深刻變革。在新發展觀中，綠色發展的內涵豐富、寓意深遠。綠色發展理念是古今融合、東西交匯的新的發展理念，既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態智慧的樸素呈現；又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生態倫理與時代特征的有機結合。既是人民主體地位的具體體現，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本質不懈追求的現實表達。綠色發展是將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全新發展理念。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觀，我們必須基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特別是生態環境的形勢，加強頂層設計，制定發展戰略，明確發展目標，落實社會經濟政策，尋求發展路徑。
可持續發展：形勢仍然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粗放，過分注重規模擴張和增長速度，忽視了經濟增長的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應，造成了創新不足、科技進步貢獻率低、管理水平不高、能源消耗高、資源損耗大、污染物排放高等弊端，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嚴重威脅到我國可持續發展。第一，耕地面積減少。我國土地廣袤、幅原遼闊，國土總面積960萬平方公里，但是可耕地資源十分有限，目前，我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及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1/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耕地面積快速減少。《土地管理法》實施之后，耕地減少速度趨緩，但仍呈減少趨勢。耕地面積減少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建筑占地最為嚴重，包括住房、工廠等的修建。其次是鐵路、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占地。第二，土地沙漠化嚴重。土地沙漠化現象在我國西北地區尤為突出，這些地區原本就處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脆弱生態環境之下，由于缺水，動植物多樣性不像其他地區那么豐富，再加上人類的過度開發，如伐木毀林，破壞了生態平衡，導致土地肥力下降、質量退化，最終變成沙漠。第三，森林資源缺乏。在世界160個國家或地區中，我國森林覆蓋率居第120位，人均占有林地面積居第128位。森林資源缺乏、林地面積急劇減少與人類過度伐木開墾、毀林造田，以及火災、病蟲害等因素相關。森林面積減少的同時也加劇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災害。第四，水土流失嚴重。水土流失是導致我國土地資源遭到破壞的最常見的地質災害，以黃土高原地區最為嚴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150萬平方公里，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約為50億噸，屬于世界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我國水土流失有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自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多山，土質疏松，垂直節理發育，易沖刷；降水集中，多暴雨，沖刷力強；植被稀少，對地面的保護性差；等等。人為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亂砍濫伐，植被破壞嚴重；不合理的耕作；開礦及其他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第五，淡水資源匱乏。雖然我國的淡水資源總量占全球水資源的6%，名列世界第4位，但按人均計，約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一方面，我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南多北少、東多西少，夏秋多春冬少，這導致有些地區水災頻發，有些地區又極度干旱；另一方面，我國國民惜水、節水意識薄弱，節水措施不到位，水資源浪費現象隨處可見。第六，生物多樣性減少。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近年來我國生物多樣性呈驟減趨勢，且大量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同時也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我國生物多樣性驟減的原因主要有：物種生存環境的改變與破壞，人類掠奪式的開發與利用，環境污染，外來物種的入侵或不合理的引種，人類非法收集、采挖、走私，等等。第七，污染嚴重。在我國，各種污染日趨嚴重，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光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其中，水污染和大氣污染尤為嚴重。
當前，我國節能減排任務艱巨，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能源生產水平總體偏低。我國是世界第一能源生產大國，但能源開發和生產的總體水平不高。以煤炭資源開采為例，我國大型煤礦的平均回采率在40%左右，地方國有煤礦的回采率在30%左右，而鄉鎮、集體和個體小煤礦的平均回采率只有10%～20%，由于開采方法不科學，我國西部產煤區的自燃現象較普遍，在開采過程中造成很大浪費。第二，能源利用效率明顯偏低。我國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源利用粗放的問題相當嚴重。我國每創造百萬美元GDP的能源耗費是美國的2.5倍，歐盟的5倍，日本的9倍；1噸煤所產生的效益僅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也低于巴西、墨西哥等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能源密集型產業技術落后，第二產業特別是高耗能工業能源消耗比重過高，鋼鐵、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業用能占到全社會用能的40％左右。目前，高耗能建筑在全國既有建筑中的比例超過95%，建筑能耗已占全國總能耗的27.5%①。第三，生態環境污染日趨嚴重。能源生產、轉換和消費形成的污染物致使生態環境不堪重負。近年來，嚴重霧霾天氣的覆蓋范圍越來越廣、發生頻率越來越高、持續時間越來越長。多次大范圍的霧霾與重污染天氣波及我國1/4的國土面積，影響約6億人。除了大氣污染以外，水污染、土壤污染、地面塌陷等問題也日益凸顯。我國煤礦每年新增采空區超過4萬公頃，70%的大型礦區是土地塌陷嚴重區，這造成水土流失嚴重，加劇了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不僅會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巨大損失，而且會引發群體性生態環境事件，嚴重危及公共安全與社會和諧。第四，能源安全風險不斷增大。按目前的探明可采儲量，我國人均能源資源擁有量在世界上處于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隨著我國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能源安全風險不斷增加。2014年我國石油進口3.1億噸，對外依存度達59.6%；進口天然氣58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超過32.2%；凈進口煤炭2.9億噸。②與此同時，我國油氣進口來源相對集中，受地緣政治和軍事力量影響，進口通道受制于人，遠洋運輸能力不足，能源儲備規模較小，能源保障能力不強。第五，國際氣候談判壓力不斷增加。近年來，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大、增速快，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我國被要求承擔更大、更多責任，壓力不斷增加。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去年發布的《氣候變化2014：減緩氣候變化》報告中表示將增加全球氣候談判壓力。隨著談判進入更加實質的階段，我國面臨的談判形勢不容樂觀。
總之，如果我國不能有效推進綠色發展，那么自然資源難以支撐，生態環境難以承載，最終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綠色＋”戰略：內涵與價值
發展戰略是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如何發展的理論體系。發展戰略是一定時期內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發展速度與質量、發展點及發展能力的重大選擇、規劃及策略。發展戰略可以指引長遠發展方向，明確發展目標，并確定國民經濟需要的發展能力，其目的就是要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
“綠色＋”戰略的內涵。綠色發展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它將全方位地改變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礎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障資源供給安全及引領新一輪全球經濟發展潮流的基本途徑與戰略選擇，已成為全球各國或地區政府的共識，也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命題。綠色發展以其“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的優勢為世界各國政府所青睞。發達國家憑借其綠色技術和創新優勢，致力于在政治、經濟、技術、貿易和金融方面構筑全球新的競爭格局。中國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也為全球氣候變化作出了積極貢獻。2014年11月，《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提出，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2015年11月舉行的巴黎國際氣候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了203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減排承諾③。
“綠色＋”戰略是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以新發展觀為指導，遵守“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的理念，走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之路。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產業轉型、消費模式與生活方式轉變、低碳和無碳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提高資源生產率水平、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強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污染物排放與經濟增長徹底脫鉤、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
低碳發展要求我們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發展之路。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念的更新。低碳發展是一場涉及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的全球性革命。低碳技術是低碳經濟的支撐。低碳觀念是低碳發展的行動指針。其中，低碳涉及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開發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
循環發展要求我們在物質的循環、再生、利用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是一種建立在資源回收和循環再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原則是資源使用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再循環，其生產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它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式運行的發展模式；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目的是通過資源高效和循環利用，實現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護環境，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發展。
“綠色＋”戰略的重要價值。首先，“綠色＋”戰略凝練了黨中央關于綠色發展的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建設和綠色發展，多次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全國人民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加快推進綠色發展的進程。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暴露出來，必須加快實現經濟效益提高、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是第一要務，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在發展中產生，也需要在發展中解決。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并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三大發展理念。報告鮮明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其中，提出了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構建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建議》用大篇幅深入闡述了“堅持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提出了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目標和綠色發展理念，并作出了綠色發展部署，即要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制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④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則首次提出“綠色化”概念，并將“新四化”拓展為“新五化”⑤。
國務院2015年審議通過的《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綠色發展的基本方針：堅持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重要著力點，加強節能環保技術、工藝、裝備推廣應用，全面推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回收利用效率，構建綠色制造體系，走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同時明確了全面推行綠色制造的戰略任務：加大先進節能環保技術、工藝和裝備的研發力度，加快制造業綠色改造升級；積極推行低碳化、循環化和集約化，提高制造業資源利用效率；強化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努力構建高效、清潔、低碳、循環的綠色制造體系。
綜上所述，十八大以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黨建都在走向綠色化，充分表明“綠色＋”發展理念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治國方略，切實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其次，“綠色＋”戰略創新了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的路徑。“綠色＋”戰略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落腳之處，也是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抉擇。第一，“綠色＋”戰略是轉型升級發展的重要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體現了我國發展理念的重要轉變，從不顧及生態環境的粗放增長，到就生態論生態的簡單二元論，再到變生態優勢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的辯證觀。“綠色＋”戰略作為可持續的、科學的發展，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第二，“綠色＋”戰略是惠及民生的重要保障。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更加迫切，生態環境問題也成為重要的民生問題。政府有責任調動各方面力量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不欠新帳、多還舊帳，在充分提供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的同時，更多提供生態產品。第三，“綠色＋”戰略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發展的戰略基點，綠色發展催生了規模龐大的低碳循環產業，也孕育了前景無限的市場空間。無論是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所催生的節能環保產業，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創造的高附加值、低污染的全新市場；無論是化石能源清潔發展衍生的產業鏈，還是非化石能源推廣開辟的國內外市場，都會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拉動低碳消費增長，容納大量低碳就業。第四，“綠色＋”戰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略。推進“綠色＋”戰略本身就是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涉及發展理念的提升和社會利益的調整，更需要改革和制度創新。我國“綠色＋”戰略依賴于價格、財稅、金融、行政管理以及企業等改革，要通過完善資源有償使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制度，健全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考核、行為獎懲、責任追究等機制，加強資源環境領域法制建設，使“綠色＋”戰略成為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第五，“綠色＋”戰略可推進多學科交叉、協調創新。“綠色＋”戰略涉及經濟、生態、環境、社會、科技、制度等領域，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大系統。“綠色＋”戰略理論、方法及實踐研究需要應用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環境科學、生態學和系統科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離不開多學科專家學者的協調配合。因此，“綠色＋”戰略的研究可有效實現多學科交叉融合，促進協同創新。第六，“綠色＋”戰略可打造經濟升級板。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憑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給、龐大的市場需求和不斷積累的技術能力，逐漸確立了全球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下，中國經濟不僅可能面臨既有比較優勢喪失之憂，而且因產業競爭力弱而難以占據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的問題會進一步惡化。因此，我們必須增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突破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扶植能效高附加值高的企業，降低產業能源強度和高能耗產業的比重，提高工業附加值率，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綠色＋”戰略：踐行新發展觀之策
為了貫徹落實新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我們必須將“綠色＋”戰略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領域、全方面和全過程，注重頂層設計，確立目標，找準路徑，明確抓手，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進。
“綠色＋”金融。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綠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綠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導資金流向節約資源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產業，引導企業的生產注重綠色環保。“綠色＋”金融的發展可以考慮四個方面：一是建立對綠色信貸的貼息機制。貼息3%，可以撬動100%的貸款本金，即用1塊錢的政府資金撬動33塊錢的社會資本投資于綠色產業。二是建立對綠色項目的擔保機制。由于對綠色項目的專業評估能力不足，一般銀行會認為許多綠色項目的風險很大，但是，專業的綠色擔保機構可能會發現這些綠色項目的風險實際上遠小于銀行的估計。對這些項目提供擔保，就可以保證在不良率可控的情況下，明顯降低綠色貸款的融資成本。三是建立有政府參與的綠色產業基金。國內外經驗表明，政府背景的股權基金投資于綠色項目，可以大大提升民間資本對這些項目的風險偏好，有效吸引民間資金跟投。四是通過發行綠色債券為當地的中長期、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提供融資。許多地鐵、輕軌、新能源、污水處理項目就很適合通過發行綠色債券融資。統計表明，我國重工業占GDP的比重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而重工業產生的空氣污染是服務業的9倍；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消費占2/3，而給定當量，燃煤產生的空氣污染是清潔能源的10倍。發展“綠色＋”金融的意義在于可以幫助推動改變投資結構，從而改變污染型的經濟結構。研究表明，我國未來每年綠色投資的需求將達2～4萬億元，其中財政每年約能投入綠色產業3000億元⑥。財政資金最多只能提供15%的綠色投資，即85%以上的綠色投資需要來自于社會資本。必須發展一個綠色金融體系，才能有效地推動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向綠色轉型。重要的是“綠色＋”金融可以促進旨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衍生品在中國的有效實施，研發適用我國政治經濟特征的自主性低碳金融產品。以碳交易市場為例，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額將達到3.5萬億美元⑦，碳交易市場有望趕超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截至2014年底，發達國家在全球已經創建了四大碳交易平臺，它們分別是：歐盟碳排放權交易機構、英國碳排放權交易機構、美國芝加哥環交所，以及澳大利亞國立信貸委托。2011年10月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了《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4大直轄市，以及湖北、廣東、深圳等7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然而，與國外成熟市場相比，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存在活躍度低、碳價格持續走低等問題，2015年5月和6月，上海碳市場的碳價曾一度跌至9元每噸⑧。碳價格的急劇下跌將極大削弱碳交易在促進節能減排中的意義。為此，我國將于2016年啟動全國碳市場，完善我國碳排放交易體系，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在將發達國家成熟的低碳金融衍生品在中國市場有效落實的同時，積極研發更加適合于我國國情的金融衍生品，是我國通過低碳金融路徑實現節能發展戰略目標的關鍵。
“綠色＋”能源。“綠色＋”能源旨在發展對環境友好的綠色能源，即清潔能源，是環境保護和良好生態系統的象征和代名詞。它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概念。狹義的綠色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和海洋能。這些能源消耗之后可以恢復補充，很少產生污染。廣義的綠色能源則包括在能源的生產及消費過程中，選用對生態環境低污染或無污染的能源，如天然氣、清潔煤和核能等。目前，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我國的能源消費主要依賴煤炭。要實現碳減排的目標，首先要實現能源消費的轉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傳統化石能源的清潔利用，主要是清潔煤技術和碳捕捉技術的推廣；二是從高碳能源轉到低碳和無碳能源，包括天然氣、風能、太陽能和地熱等能源的綜合利用；三是大力發展分布式能源，探索互聯網能源的發展模式。在這些研究中，要特別關注如何通過優化政策體系，調動企業參與能源轉型的積極性。
“綠色＋”工業。“綠色＋”工業指的是實現清潔生產、生產綠色產品的工業，即在生產滿足人的需要的產品時，能夠合理使用自然資源和能源，自覺保護環境和實現生態平衡。其實質是減少物料消耗，同時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綠色＋”工業是全球綠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顧客、合作方、供應商、員工、社會、生態環境等相關方健康、和諧的綠色行為和可持續績效，致力于實現相關方綠色共贏、可持續的工業發展方式。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先后實行工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21世紀議程》也明確指出：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總目標是根據國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運用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信息、自動化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生產技術和裝備現代化有重點地發展高技術，實現產業化；推動清潔生產的發展；提高產品質量，使工業產業盡快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綠色工業體系是建立在循環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形態，是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生態化、零排放、資源循環利用、可持續發展的工業體系。
綠色工業體系的主要特征是低投入、高產出，以最小的資源代價發展經濟，以最小的經濟成本保護生態環境。從內涵上講，它要求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在更大范圍內按照資源稟賦構筑區域產業合理布局的均衡工業體系；實現生態發展平衡，構建產業結構優化、產業鏈完備、能源資源消耗減量化和再利用的循環工業體系；充分發揮科技資源優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構筑科技成果產業化和產業發展高端化、低碳化、生態化的現代工業體系。
面對新常態下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趨勢和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局面，構建“綠色＋”工業體系，不僅是我們建設“兩型社會”、加快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途徑，更是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觀的內在要求。
“綠色＋”建筑。建筑是我國碳排放的第二大來源。根據《“十二五”綠色建筑科技發展專項規劃》，我國建筑活動造成的污染約占全部污染的1/3，建筑垃圾每年高達數億噸；每天生成的生活污水達580萬立方米。我國建筑能耗占全社會終端能耗的比率已從1978年的10%增長到當前的27.5%，若綜合建材生產和建造過程，建筑業相關能耗比例超過40%。⑨因此，降低建筑運營過程中產生的能耗與溫室氣體排放，對實現低碳發展的目標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實現低碳建筑除了要求建筑節能技術的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戰略層面激發企業和業主采用建筑節能技術的動力。一個思路是推行綠色建筑標準和標識等自愿性標準，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建筑生產者采納低碳建筑標準的市場動力，推動建筑的低碳化發展。
“綠色＋”交通。交通部門是我國碳排放的第三大源頭，也是其他空氣污染物，例如霧霾的重要來源。根據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數據，北京市的汽車尾氣排放對PM2.5的貢獻率達到22.2%⑩；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氣象研究所的數據表明，珠三角地區機動車排放對PM2.5的貢獻為30％左右?。“綠色＋”交通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它與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可持續性發展概念一脈相承。它強調的是城市交通的“綠色性”，即減輕交通擁擠，減少環境污染，促進社會公平，合理利用資源。其本質是建立維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交通體系，以滿足人們的交通需求，以最少的社會成本實現最大的交通效率。我們應將“綠色＋”交通理念作為現代城市軌道交通網絡規劃的指導思想，融入城市軌道交通網絡規劃優化決策之中，研究城市的開發強度與交通容量和環境容量的關系，使土地使用和軌道交通系統兩者協調發展。這種理念是三個方面的完整統一結合，即通達、有序；安全、舒適；低能耗、低污染。因此，如何以低碳為抓手，重塑交通運輸的體系和載體，不但是降低碳排放的要求，也是解決迫在眉睫的霧霾問題的要求。另外，我國城市擁堵現象越來越嚴重，例如上海市的汽車保有量在2014年已接近304萬輛（不含外省市號牌車輛）?，擁堵成為市民非常頭疼的問題。“綠色＋”交通可成為解決擁堵問題的抓手。第一，優化交通運輸的結構，包括工商業物流體系的優化和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優化；第二，推進運輸工具的低碳發展，包括提高傳統汽車的能源效率和推廣新能源汽車的使用。
“綠色＋”農業。“綠色＋”農業是廣義的大農業，主要包括綠色動植物農業、白色農業、藍色農業、黑色農業、菌類農業、設施農業、園藝農業、觀光農業、環保農業、信息農業等。在具體應用上一般將“三品”，即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合稱為綠色農業。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于2007年公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顯示，農業是溫室氣體的第二大來源，農業源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人為排放的13.5%?；而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于2014年披露的有關溫室氣體的評估結果，農業、林業和漁業的排放量在過去50年里幾乎翻了一番，如果不加大減排力度，到2050年或將再增加30％?。因此，世界農業亟須步入新型的有機、生態、高效的現代農業發展期，即低碳農業經濟時代。低碳農業在我國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據估計，中國氮肥排放的氧化亞氮（N2O）占世界的30%，而氮肥生產和施用消耗的能源占工業部門化石能源消費量的10%，綜合氮肥生產和施用過程中的溫室氣體，則總排放量占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8%。通過開發針對秸稈禁燒的生物炭技術，在農業生產中減少氮肥的使用量的減排方式，一噸秸稈可以減少0.6噸二氧化碳當量，每年施用3萬噸秸稈生物質炭可以減排溫室氣體20萬噸，這相當于減少農田氧化亞氮排放40%～60%，同時還可以增加農田有機碳庫25%～45%。此外，還可以采用節水農業、秸稈還田、配方施肥、優化糞便管理模式等非直接的減排措施。根據南京農業大學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研究所所長潘根興估算，通過政策與技術相結合，中國農業理論上可望完成減排目標的20%?。
“綠色＋”生活。一項由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氣候集團（TheClimate Group）和全球電子行業可持續發展倡議（GeSI）發布的報告指出：“如果改變現有企業及公民使用技術的方法，到2020年，每年可減少15%人為制造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并通過提高能源效率在全球范圍內為企業節約8000億美元的費用。”?“綠色＋”生活指倡導居民使用綠色產品，參與綠色志愿服務，樹立綠色增長、共建共享的理念，使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綠色居住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讓人們在充分享受綠色發展所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的同時，履行好應盡的可持續發展責任，按自然、環保、節儉、健康的方式生活。我國在這方面改善的空間還很大，以綠色出行和綠色消費為例。鼓勵綠色出行，一方面要為自行車提供專用車道，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要通過公共交通線路優化，實現目的地短距離可達性，可與手機智能軟件結合，使居民在出行前可以直觀地了解到公交到達的時間，從而縮短等待，提高便捷性。鼓勵綠色消費，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倡導使用帶有生態標識的節能、環保產品。隨著居民環保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愿意為生態友好、節能環保的產品買單。但是，當前我國消費品市場上，帶有生態標識的產品種類繁多、認證機構來源多樣，使得消費者眼花繚亂，因此，如何提高帶有生態標識產品與普通產品的可區分性、增加消費者對認證機構的信任度，是有效發揮通過生態標識的信息傳導機制、促進綠色消費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綠色＋”安全。隨著科技革命迅速發展和全球化不斷擴展，人類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安全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我國，“十一五”規劃就提出了安全發展的科學理念。安全發展主要強調的是生產安全的重要性，但也包括生態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時，將維護生態安全作為了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堅持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完善天然林保護制度，開展藍色海灣整治行動”。因此，安全發展主要是指通過維護生態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綠色＋”安全主要指的是要維護和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多樣性和穩定性。為了實現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和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有效避免生態風險，我們要將“綠色＋”融入安全，將全部的領土、領海和領空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進行規劃和管理，切實維護生物和生態的多樣性，有效預防外來物種入侵，不斷擴大綠色生態空間比重，大力增強水源涵養能力和環境容量，構建科學而合理的生態安全格局。顯然，“綠色＋”安全發展既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外部條件，也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
“綠色＋”互聯網。互聯網技術為綠色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徑，物聯網、大數據等開發應用可推動綠色化向技術手段智能化、參與主體多元化、服務方式多樣化的方向發展。“綠色＋”互聯網的任務在于形成覆蓋生態要素的動態監測網絡，實現互聯互通和開放共享，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加強自然資源環境動態監測，夯實綠色化水平評價的基礎。二是發展智慧環保，形成全天候、多層次的智能多源感知體系，實現面向公眾的在線查詢和定制推送，將企業環保信用納入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三是運用商品運輸的逆向物流平臺進行廢舊物資回收利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廢舊物資回收處理的成本，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四是加快社會征信體系建設，推進各類信用信息平臺無縫對接，為經營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詢、企業網上身份認證等服務。
“綠色＋”統計。國民經濟統計核算是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整體的系統的核算，也就是以社會再生產全過程為對象的宏觀經濟核算。它從數量上系統地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及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使用各個環節之間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提供依據。核算和評估綠色發展，需要將“綠色＋”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一是參考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頒布的《環境經濟核算體系2012》，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核算環境成本、環境質量退化成本與環境改善效益，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代價；核算環境容量，揭示環境承載能力；核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評估生態績效。二是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構建水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等的資產和負債核算方法，建立實物量核算賬戶，明確分類標準和統計規范，定期評估自然資源資產變化狀況，系統摸清自然資源“家底”，以便于建立針對領導干部的自然資源資產和環境責任離任審計制度。
注釋
【1】朱啟貴：《完善統計制度 支撐節能減排》，《研究咨詢》，2015年第16期。
【2】董樂、賀驚濤：《2014年中國原油進口3.1億噸 總值超萬億元人民幣》，中國新聞網，2015年2月5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2-05/7038099.shtml。
【3】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12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2/01/c_134871895.htm。
【4】《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網，2015年11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3/c1001-27772701-2.html。
【5】《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人民網，2015年5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06/c1001-26953754.html。
【6】徐衛星：《應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綠色產業，改變污染型經濟結構》，《中國環境報》，2015年12月3日。
【7】孫兆龍：《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額將達3.5萬億美元 碳金融交易市場風險管控成新課題》，《中國能源報》，2015年8月27日。
【8】韓敘：《千億級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加快構建》，《經濟日報》，2015年9月9日。
【9】《關于印發“十二五”綠色建筑科技發展專項規劃的通知》 ，科技部官網，2012年6月8日，http://www.most.gov.cn/fggw/zfwj/zfwj2012/201206/t20120608_94918.htm。
【10】王碩：《機動車PM2.5貢獻率將高于22.2%》，《京華時報》，2014年1月3日。
【11】陳寂：《專家：珠三角汽車尾氣對PM2.5貢獻為30%左右》，鳳凰網，2014年1月4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zhiliang/content-3/detail_2014_01/04/32727961_0.shtml。
【12】張欣平：《上海機動車保有量達304萬輛 高峰延長限行措施或調整》，《新民晚報》，2015年1月19日。
【13】劉麗偉：《發展低碳農業需要南北協調》，《人民日報》，2012年10月16日。
【14】《農林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人為排放比例在減少》，聯合國網，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1698。
【15】張春：《中國農業有望完成總減排目標的20%》，中國網，2015年1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1/29/content_34683300.htm。
【16】《使用智能科技將能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15%》，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ArticleID=5843&DocumentID=538&l=zh。
"Green +": A New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Zhu Qigui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new path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CPC's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reatly enriches the Marxist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innovat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en development i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ending to integrate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progress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to each aspect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e must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follow the "Five-in-One" overall arrangement; and adopt the "green +" strategy and implement it throughout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Keywords: "green +" strategy,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gree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作者簡介】
朱啟貴，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民經濟核算與分析、國民經濟理論與政策、貨幣理論與政策、可持續發展。主要著作有《金融調控與資金流量核算》《可持續發展評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論》《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節能減排統計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