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是黨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其對縮小貧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享發展意義重大，為各界所期待。我們此前圍繞居民收入問題展開系列實證，發現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進入下降通道，而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則是進一步縮小差距的重要手段。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基尼系數與世界銀行的結果接近，但是和聯合國的結果對比相差較大，因此部分學者質疑我國基尼系數是否被低估，其實這很可能是由于住戶調查方法的不同所致。國家統計局要求被調查住戶連續記錄一年內的所有開支，而相對于我國連續一年的詳細調查，世界上很多國家僅對調查住戶進行兩個星期或一個月的收支調查，然后乘以26或12得到一年的數據。

我們利用A省和S省實際住戶調查的月度數據和年度數據進行了對比，發現基于月度數據估計的基尼系數比基于年度數據得到的結果高出13%左右。如果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那么國家統計局的測算結果與聯合國的數據差別并不大。以2010年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481，如果換算成月度數據，大約為0.54。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3至2014年基尼系數中，2008年最高為0.491，換算成月度基尼系數也不會超過0.6。

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已處于下降通道

研究表明，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是我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核心要素，自2000年以來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率一直很高，部分年份超過60%，且與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因此，研究我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重點應關注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規律。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會隨著城鎮人口比重的提高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運行軌跡，且目前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已處于倒U型的右半段即處于下降過程中，我們在2011年已撰文強調，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改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2013年，我們進一步強調，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改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并且未來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下降的可能性大于上升的可能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2008年開始呈下降趨勢，且逐年下降。

雖然2009年城鄉平均收入之比達到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值（3.333：1），但是由于城鎮化率的提高，2009年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仍略低于2008年。從各省的情況來看，目前絕大部分省份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均處在倒U型的右半段。

由于城鎮化進程自改革開放起基本上呈加速的趨勢，加之城鄉居民之間平均收入之比的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還將以更快的速度下降。鑒于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是影響中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城鄉之間收入基尼系數的下降將會帶來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下降。因此，我們認為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已處于下降通道。根據目前的城鎮化水平，這一進程可能要持續超過十年。當然，我們不排除個別年份會有小的反彈，但這一下降趨勢不會改變。現階段，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改善中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但是，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們不能忽視城鎮內部收入不平等的擴大。按2012年的城鎮化率，城鄉之間的收入基尼系數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達到了53%，如果維持2012年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不變，在城鎮化率達到約67%時，城鎮內部和城鄉之間收入基尼系數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將相同。缺少城鎮專業工作技能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可能成為城鎮新的低收入群體甚至貧困群體，從而加劇城鎮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隨著城鎮化率的上升，城鎮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的提高將導致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對總體收入不平等的貢獻越來越大。

目前新一屆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舉措將有效縮小城鎮收入差距。具體舉措包括反腐倡廉、國企改革特別是國企高管薪酬的改革、社保制度的完善和投入力度的加大。更為重要的是就長期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提出的 “三個公平”將從源頭上抑制城鎮內部以及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

進一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五點建議

盡管我們認為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處于下降通道，但是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還很大，今后縮小收入差距的道路還很漫長。同時還應認識到，收入差距雖然呈下降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差距縮小會自動實現。因此，我們提出如下五點建議：

其一，政府必須承擔起對農村轉移勞動力以及原先城鎮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的專業技能培訓、職業和崗位培訓的職責。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到城鎮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專業勞動技能，這是他們今后在城鎮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大部分城鎮貧困居民，最缺乏的也是一技之長。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培訓方面的投入。政府主導的專業技能培訓能夠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到城鎮，同時也能夠提高城鎮貧困人口的生存技能，讓他們徹底擺脫貧困。盡管從短期來看大規模的崗位培訓和專業技能培訓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就長期而言，它可以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并從根本上“鏟除”城鎮貧困，使得全體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進一步下降，同時國家在貧困救助方面的投入也會減少。

其二，本著“三個公平”的原則，政府主導勞動力市場，構建公平就業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在相繼出臺了《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背景下，單獨制定《公平就業法》勢在必行。它將有利于樹立就業平等的觀念，凸顯就業平等法律的重要性，切實保護農村轉移勞動力以及城鎮弱勢群體的合法工作機會。另外，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大部分有關就業機會的信息是由政府無償提供的，政府主導就業市場并提供與之相關的各種服務。政府履行職業介紹的職責將大幅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成本，并通過合并城鄉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效率。

其三，加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縮小城鄉各類社會保障標準的差距。衡量一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情況，主要考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群體福利水平的高低。我們此前的研究還發現，低保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比個人所得稅大。我們認為現階段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功能應定位在調節收入差距而不是增加財政收入。如果今后將個人所得稅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根據我們的測算這一舉措能夠比較顯著地降低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如果今后進一步縮小城鎮和農村低保標準的差異，低保對改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還會提高。此外，今后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也應充分考慮到如何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其四，調整稅收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根據我們此前的研究發現，直接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微乎其微，而間接稅對城鄉收入差距起著逆向調節的效果。為此我們建議，針對直接稅，要逐步完善稅制結構，尤其完善個人所得稅制，擴大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加強稅收征管；完善財產稅制度，適當開征社會保障稅，提高直接稅在整體稅收中的比重，從而提高直接稅對調節收入差距的正向效應。針對間接稅，首先，由于現行增值稅普遍征收的特征，其涵蓋的稅目較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生活必需品，農村居民的消費占收入比要高于城鎮居民，因此建議擴大增值稅低稅率征收稅目，并降低增值稅稅率；其次，擴大奢侈品的消費稅征收稅目并提高稅率，以降低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負作用；再次，在提高營業稅對收入差距調節的正向作用方面，建議提高娛樂服務業的營業稅稅率；最后，在“營改增”過程中，要合理設立增值稅的稅率，避免擴大間接稅對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作用。

其五，繼續加強廉政建設，杜絕各種不正當收入渠道。近年來的廉政建設對各種貪腐行為的抑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加之目前不斷推進和完善的各種制度建設也將進一步有效杜絕各種不正當收入，規范收入來源。今后，廉政建設應常態化、制度化并將其作為一項具有很強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來加以高度重視。

（本文作者均為西南財經大學收入分配與反貧困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城鎮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與政策選擇研究”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收入分布函數的研究及在中國的應用”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5AJY005、7147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