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中國，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村官：一種是數量少、資源很多、以沿海發達地區村莊為主的村官，一般媒體報道的、引起強烈社會負面觀感的村官貪腐案，都是這些地區的案例；而占全國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村官貪腐幾無空間。

【關鍵詞】反腐  村官  法治監管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村官是典型的芝麻官，甚至不能算官，因為村官是不脫產干部，是拿誤工補貼的人。正因為村官很小，離群眾很近，所以村官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逃不過群眾的眼睛。村官全心全意為群眾做事情，就容易獲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村官貪污腐敗，群眾就會不滿，村級治理必然一團糟。村官貪腐即使很少，群眾看在眼里，意見也很大。況且從新聞報道和實際調研來看，村官貪腐數額巨大已屢見不鮮，由此造成了嚴重的基層治理困境與混亂，引起了強烈的社會負面觀感。

村官貪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村級治理制度不夠健全。在有些地區，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和具有大量資源的地區，村一級可能有大量公共資源，有各種獲利機會。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一般村規民約又很難有效監督村官，結果出現了村官貪腐的情況。甚至在有些地區，上級政府為了讓村官完成諸如征地拆遷任務，有意縱容村官從集體資源的模糊地帶撈取好處，幾年下來，村官可以獲利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幾百萬。不過，從當前中國農村全局來講，全國60多萬個行政村，真正有資源的村莊數量十分有限，占全國村莊數量的不到百分之十，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帶的農村地區和少數有煤炭、水電資源的村莊，包括大中城市的城中村和城郊村。發達地區的村莊、城中村、城郊村，其共同點是受惠于城市發展帶來的集體土地資源的大幅度升值。如何分享城市化帶來的農村集體土地資源升值收益，就會成為國家、地方政府、村社集體、村民以及其他各種利益主體爭取的焦點。村官在這個過程中占有十分有利的位置，因此容易出現貪腐，且往往數額巨大。

全國約百分之九十的村莊都是以農業為主的普通村莊。取消農業稅后，這些村莊不可以再向農民收取稅費，村集體也基本上沒有資源，村莊運轉經費包括村干部的誤工補貼，僅是上級幾萬元的轉移支付。可以說，村官基本上沒有可以貪腐的空間。相反，相對于一般農民工進城務工每年數萬元的收入，村官誤工補貼最多也就幾千元，即使加上村干部家庭務農的收入，他們的家庭年收入也遠低于進城務工農戶的收入水平。結果是，當村干部吃虧，經濟收入低，在村莊中越來越說不上話，村干部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村莊的弱勢群體。因此，越來越沒有人愿意當村干部了。

也就是說，在當前的中國，講到村官貪腐問題，我們一定要明白，其實是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村官：一種是數量少、資源很多、以沿海發達地區村莊為主的村官，一般媒體報道的、引起強烈社會負面觀感的村官貪腐案，都是這些資源地區的案例；而占全國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村官貪腐幾無空間。

在占中國農村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村治理最為難辦的問題不是村官貪腐，而是村官不作為及無能力作為。自2002年鎖定村級債務債權關系以來，全國絕大多數村莊至今仍有不低的村級債務。村集體除了十分有限的上級轉移支付，幾乎沒有可以使用的公共資源；村干部誤工補貼少，想為村民辦事，因為沒有資源而辦不成事。村干部越是辦不成事，村民就越不信任村干部，村干部就越是當得沒意思，于是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村級治理的消極無為。因此，要防止村官貪腐的問題，顯然不是要將所有村莊集體資源都量化確權到個人，也不是要讓村官沒有任何支配集體資源的能力，而是一方面要讓村官有可以回應農民生產生活需求的資源與能力，一方面又要有健全的、對村官使用資源的制度約束。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導）

責編/劉瑞一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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