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勒指出了美國經濟史上的一個突出現象，即一家企業要想發展成為巨型公司，并購是最好的辦法。在美國，沒有一家身負名望的大公司是僅僅靠內部的擴張成長起來的。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5年10月26日發布的《全球資本晴雨表》報告顯示，全球公司并購意愿創下六年來的新高，十家企業中有六家公司希望未來的一年達成并購交易便是最好的數據說明。并購交易獲得企業青睞的原因究竟在哪？從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經驗看來，企業并購表面上促成了巨型甚至是超巨型以及跨國公司的產生，推動了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和增值，但對于國家和企業自身來說，不無裨益。

在國家層面上，國家的產業結構因為企業并購會發生一定的調整，而產業結構調整后，隨之而來的則是資源宏觀配置效率的提升。一些新興的產業部門可以通過并購獲取發展必需的生產要素，謀求規模經營，而一些夕陽產業也可以通過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的調整和聯合，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謀得發展。在企業層面上，并購既會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也有助于提高企業占有的市場份額。

中國并購市場的發展脈絡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首個并購案例發生在1984年，當時的保定紡織機械廠兼并了保定針織器材廠。這是企業在轉變發展思路探索中，對傳統的“抑富濟貧”做法的一次突破。從此，“績優企業合并績差企業、大型企業并購和帶動小型企業”的做法開始在企業改革中得到推廣。1989年至1991年，滬深兩地證券交易所陸續正式設立，標志著中國資本市場的誕生。正是基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上市企業并購、外資企業并購國有企業以及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現象在中國陸續出現。根據《中國企業并購年鑒（2013）》的統計資料顯示，1993年全國的大型城市中共有2987家企業被并購，并購活動中轉移并購資產合計68億元。

在資本市場的協助下，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借殼上市的企業并購案例，包括各個部委原來下屬的投資公司大量上市，以及一些高科技公司也紛紛采用借殼方式上市。資本市場推行的股權分置改革后，政府也逐漸開始利用資本市場提高國有企業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完成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計劃。

時至今日，種種跡象表明，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尋求快速增長的模式，已經越來越多地被國內企業所接受。據統計，2002年我國市場發生的企業并購交易數據僅為951宗，涉及的交易金額約777.77億元。而到了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并購交易量已經激增至6899宗，交易金額達407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5234億元）。此外，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數量也日益增多。數據顯示，1994-2003年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交易金額總和為11.03億元，而在2004年一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全年金額總和就達到了21.78億元。

企業并購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

中國企業并購數量和金額的幾何式增長，反映并肯定了中國日益成熟的國內經濟，以及由此帶來的持續性的行業整合。在推動中國并購市場發展的一系列驅動因素中，實現行業“提效”是最終目的，國企、民企都積極參與海內外并購。此外，國企改革成為并購交易增長的關鍵推動力。2014年末，南北車合并，組建了一家總資產超過3000億元的行業巨頭（見表1）。一些專家認為，南北車合并的意義在于這次合并既避免了同類產品在海外市場上的惡性競爭，也以“托拉斯”的形式向海外市場輸出了中國的制造標準。由此，這一合并也成為國內其他行業改革和整合的典范。

然而，企業的并購并非毫無風險。過分強調企業并購的正面效應，忽視并購的風險，不但得不到“餡餅”，反而會跌入“陷阱”。在早期不太成熟的中國市場中，此類失敗案例比比皆是。1992年，中國的老牌鋼鐵企業首鋼以1.2億美元收購秘魯鐵礦公司98.4%的股份。但由于前期調研不足，秘魯鐵礦公司長期存在貸款規模過大、償付能力偏低、每年支付銀行的財務費用過高等問題被忽視，同時秘魯國內長期的罷工和勞資糾紛，都致使并購后的企業經營艱辛坎坷。

信息錯誤、經營不善、第三方攻擊，甚至是反壟斷風險，都是企業在開展并購行為前需要考慮和克服的重要難題。由于客觀原因對并購企業的發展潛力缺乏足夠的了解，忽視雙方企業的背景、企業文化和管理方式差異，都可能導致企業掉進并購的陷阱之中。

在主觀方面，一些動機不純的并購行為也會導致企業資產重組的失敗。在中國，并購成為一些企業“爭做老大”的必備利器，尤其發生在資本市場上的并購，這些不完全是企業試圖通過行業整合、資源配置來做大做強自己，而且還是寄希望于通過二級市場的炒作獲取差價、或者以持有的股權融資質押，謀求名利上的發展。這種動機下的并購行為無論對投資者還是對整個行業，都會造成深遠的傷害。

他山之石的鏡鑒之處

西方發達國家完善的資本市場、鼓勵并購的法制環境、以企業為主體的自發并購行為等都為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下的企業并購提供了鏡鑒之處。

資本是并購的“發動機”，企業并購需要資本市場的強力支持。企業之間并購的根本目的是收購方希望借助資本市場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加快自身的發展，實現跨越式的幾何增長。正如金融財團摩根在美國運輸產業、鋼鐵產業并購整合中所起的作用。摩根利用高超的資本運作技術，通過資本的魅力塑造了美國金融界和產業界的寡頭，也對美國產業原料和生產環節之間產生了重要的協同作用。當前，中國境內上市公司數量約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主力軍。在強大的資本支持下，這些公司會尋求更多并購的機會來實現增長，從而對融資市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鼓勵并購的法制環境不等于政府利用特權去干預并購行為。盡管政府當前處于一個強勢的地位，但企業和市場不可能永遠是政府的聽隨者。站在市場的角度，去考慮到底怎么樣才能夠給企業并購帶來一個更好的環境，如何適度放寬金融體制的限制以解決企業并購中的資金問題，如何監管證券公司以實現市場的公平公正公開，都是亟待政府解決的“一線”問題。

并購活動是企業自身發展的一種要求。在目的上，并購大都是為了實現壟斷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對于國企而言，非自發性的并購行為通常由政府推動。這一方面導致了企業自身對并購戰略目標不清晰，同時也受限于行政體制的弊端導致并購決策流程進度緩慢。尤其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并購戰略、路徑的合理性對于今天中國企業的并購至關重要。

如今，中國“十三五”規劃的目標已經清晰設定，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已經賦予了中國的發展以新的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企業的并購行為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規律，如何認識和遵循這種規律，也奠定了企業日后的發展道路。但無論最終的結果如何，中國經濟已經邁入了并購時代。

（執筆：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