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現場經濟時代的智能技術集成和智慧共享體系改變了勞動的形態，新的勞動形態下的“智慧勞動”極大地提升了勞動的自由度和勞動的綜合效能，導致“智慧勞動”逐步開始起到主導經濟的作用，使得“資本”不再是唯一的經濟主導者。智慧勞動將運用智慧共享平臺的放大功能，逐步開始參與到主導新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中來。這種新經濟的主導作用，不僅帶來了智慧經濟時代“非現場經濟”現象的新繁榮，還將給我們整個社會經濟的形態、社會經濟的結構、社會信任體系以及社會財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規則等，帶來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性影響。
【關鍵詞】非現場經濟 智慧勞動 智慧共享體系 共享經濟 超級物聯網
【中圖分類號】F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8.006
【作者簡介】
張為志，浙江大學科學技術與產業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非現場經濟研究所所長，美國夏威夷大學交換教授。研究方向為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實踐探索與比較。主要著作有《智能移動終端支撐下的非現場經濟》等。
長期以來，我們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現在、回看過去、暢想未來。進入21世紀，借助于智能科技高速發展的成果，社會發展變化的速率也達到了一個空前值，“現在”這個詞的時間定義范圍不再是以年為計算單位的一個時間概念。我們會發現今天的“現在”也許只是幾個月或幾天，甚至第二天就成為了完全不同的“未來”。換句話說，我們開始出現了看不清或看不懂“現在”的新困惑，傳統概念上的“現在”每天在變。“站在現在、把握現在”變成了一個暢想，看不清現在也就更不敢暢想未來。
《時代》雜志文章指出，發明家、計算機科學家雷蒙德·庫茨維爾相信，智能技術的“寄點”將在2045年到來，屆時人類文明即將終結。筆者以為，人類文明即將終結那倒未必，而是人類文明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由筆者纂寫的《智能移動終端支撐下的非現場經濟》一書，該書的出版就是站在“一個嶄新時代”對現在的一次暢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現場經濟”這個概念，標志著非現場經濟現象研究的正式啟動。
非現場經濟現象
大工業革命把勞動者從繁重體力勞動中解放了出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態勢再次把人們從固定辦公場所、交易場所、事件現場、資源現場以及定點PC等特定時空環境的制約中解放了出來，勞動者和生產力再次獲得解放，并呈現出了勞動者勞動與生活非現場化加大趨勢。
高度智能環境下的“充分感知與應用”和“充分自由”把勞動者從“特定的環境限制中解放”出來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信息經濟借助于固網及應用技術，實現了便捷的信息交互，并開始啟動從固定勞動時間和固定勞動場所向固定的PC轉移，初步實現了非現場生活和非現場勞動；第二階段是信息經濟的高級階段借助于智能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技術、物聯網技術和智能移動終端及其綜合應用技術，不僅實現了人們從固定勞動時間和固定勞動場所系縛中的解放，更是把人們從固定的或定點的PC中解放了出來，真正實現了時空自由的“感知與應用”的非現場生活與非現場工作。①
非現場化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態和生活習慣，這種趨勢再次迎來巨大的社會變革，推動了非現場經濟的極速發展。此時，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來越與人們投入的工作時間無關，而取決于他們的智慧性、原創性、創造性以及參與性。我們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單一的穩定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多的人將在非固定工作崗位上，把勞動和知識產品轉化成數據，轉化為智能服務產品。這種不直接掛鉤勞動時間的價值體現，依靠的是敏銳發現新問題、創造性地或主動參與來解決問題和借助于智能技術體系靈活應用的綜合能力，這個新能力就是新時代人們的智慧勞動。它們不需要離開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夠被買賣和交換，其價值的增加是通過智慧或智慧應用來實現，而不是通過直接的勞動時間長短來實現。工業社會勞動文化的兩大基本支柱：固定勞動時間和固定工作崗位，將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說，勞動的經濟效益與勞動的工作地點、工作時間的直接關聯度越來越松散。這種直接關聯度向間接關聯度轉變的結果是：各種非現場勞動的基礎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極大地拓展了人們非現場的活動時空，人們的非現場工作、非現場交流、非現場交易等行為的實施，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成為了可能。
在非現場活動為主形態的社會環境中，新的勞動生產率不再是簡單地取決于勞動資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賴于智慧共享體系在非現場生產和非現場生活中的各項應用，表現在這種最佳結合成果的共享性上。世界范圍的傳感器聯網、電腦聯網、云端共享、人工智能將使越來越多的傳統領域以數據流通取代產品流通，將工業勞動演變成智慧勞動和應用服務。智慧的數據產品能夠通過智慧共享體系被大量復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額外增加費用。這一特殊的勞動和產品能夠通過智慧共享平臺來再利用或再分配，其價值的增加是通過智慧勞動在智慧共享體系上的放大，而不是傳統勞動的直接價值來實現。
這里指的智慧勞動不是單指技術勞動，而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體系放大其效能的一切勞動。智慧勞動的出現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勞動形態，而是逐步在整個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正是由于無形網絡或無形與有形結合的網絡經濟模式，借助于智慧技術和共享型智慧體系的貢獻，使得我們的“智慧勞動”正開始逐步地、部分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場經濟唯一的主導者——“資本”，而成為社會經濟新的第二個主導者。非現場經濟社會的“智慧勞動”的逐步崛起和資本主導地位的削弱，突破了傳統市場經濟和有形網絡經濟模型中各民族和平民參與性的瓶頸，使得弱勢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擁有“資本”的條件下，通過智慧勞動和共享智慧放大的途徑，同樣具有了“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或接近類似資本家一樣生活”的可能性。這個第二主導者的出現，觸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中樞神經，將引起整個全球性的社會經濟系列的連鎖反應。
智慧共享體系導致的社會經濟主導者的悄然變化，正影響著我們社會經濟結構的巨變，這一社會活動的變遷催生了新的社會經濟現象——非現場經濟現象。
非現場經濟概述
傳統信息經濟理論以信息產品為主導，而更高階段的信息經濟則是以數據流為表現形式的智慧共享為主導，是發源于信息經濟并超越信息經濟的基礎。我們如能跨越傳統的信息經濟研究路徑，直接對智能時代下的高級階段信息經濟現象作些深入研究（特別是高級信息經濟階段的應用層面的研究），也許會在某個角度趕上或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新信息經濟學研究。
非現場經濟的產生。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業經濟”概念②，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提出了“信息經濟”的概念，1986年英國的福米斯特在《高技術社會》中提出了“高技術經濟”的說法。1996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發表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文章，將知識經濟定義為：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網絡社會”一詞，首次出現于學者狄杰克（Jan van Dijk）于1991年出版的書《De Netwerkmaatschappij》。狄杰克認為，網絡社會是由各種不同網絡交織所形成的，而網絡也決定了社會的走向跟目標，影響的層次包括個人、組織以及社會。接著，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The Information Age》中大量使用網絡社會的概念描述當代社會的轉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網絡社會”意思接近并同時在運用的，還有其他一些名稱或術語，如“信息社會”“數字化社會”“賽博社會”“虛擬社會”等。這在國外的文獻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網絡社會”這種界定的模糊和名稱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網絡社會研究的深入。③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28日，美國工商業領袖舉行了一次“圓桌會議”，IBM首席執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首次解讀“智慧地球”這一概念；美國奧巴馬總統公開肯定了IBM“智慧地球”的思路。
筆者以為，如今及未來的智能科技促成了信息經濟向智慧共享經濟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轉向了借助于智慧共享體系的智慧勞動應用，且信息經濟、高技術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社會、數字社會、智慧經濟等提法均無法揭示出此階段的社會特征。智能科技與智慧勞動所展現出來最為直接的典型社會特征是：由現場活動占比為主的社會活動形態正逐步轉向了非現場活動為主。這樣的人類歷史發展進程里，用“智慧”代替“信息”，用“非現場”能夠更準確地把握社會發展的主特征及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此時，知識經濟、技術經濟、新經濟、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等提法，均已經不足以揭示這個時代帶來的非現場化的新經濟典型特征。非現場經濟的滲透力決定了經濟效益、工作效率與工作時長的直接關聯度，呈現出了勞動形式越來越松散的態勢，這樣的直接結果是：各種非現場活動的基礎成熟了，非現場活動形態成為了人們社會活動的主要態勢。計算機、互聯網、智能終端、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智能技術的集成和協調作用推動了人類進步，我們可以用互聯網經濟、物聯網經濟、信息經濟、云經濟、量子經濟等名詞去解說某些社會現象。但是，這些名詞和命名只能反映智慧共享體系的局部作用，無法涵蓋智慧共享體系的全部，無法描述這個新時代社會的主特征。因此，提出和確立“非現場經濟”概念，揭示了人類新文明期的主特征，也將避免傳統描述過窄的誤區。
非現場經濟意識。現今流行的“互聯網思維”提法已經無法涵蓋持續性智能進步時代的基本特征，故提倡“非現場經濟意識”。大工業革命加速了人類社會活動向現場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都市集中、工廠集中、定點工作場所集中。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則又啟動了人們的現場工作狀態，逐步移向了定點的桌面電腦。隨著移動互聯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人們的工作狀態和社會活動形態進一步從定點的PC轉向了移動智能終端。當人們工作生活的主工具從定點PC轉向了移動智能終端，非現場活動也就逐步成為了人們社會活動的主形態，這是一種逆工業化的社會活動趨勢，人類社會活動開始進入非現場活動化。智能革命則是把人類從特定的環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來，這是一次個性主張的自由革命。
非現場經濟不存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分。非現場經濟不是虛擬經濟，也不是覆蓋實體經濟，而是要求實體經濟去順應非現場經濟變化引發的社會變革，特別是去順應非現場經濟環境下新社群結構演變的趨勢并進而升級轉型，即傳統企業順應非現場經濟的發展趨勢轉型為新的非現場實體經濟，這絕不是簡單的互聯網化或“互聯網+”就能完成的。移動互聯、智能終端承載起非現場經濟活動時空，它不僅僅表現在網絡經濟世界，還分別表現在了：非現場新社群經濟、非現場服務業、非現場金融業、非現場實業經濟、非現場制造業經濟，以及非現場區域經濟、非現場公共管理、非現場民主、政治、軍事等非現場意識之中。
因此，我們還能停留在以高度現場為代表的大工業革命社會帶來的各種理論體系之中嗎？不僅不能停留在高度現場化的經濟思維中，也不能停留在傳統的PC互聯思維中。六年前筆者曾指出，非現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將標志著PC鼎盛時期的終結。我們的社會經濟工作者及參與者、社會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都應順應新科技革命所帶來的非現場化新社群結構及活動的變化趨勢，這就是非現場經濟意識。
非現場經濟。非現場經濟（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經濟時代以智能化程度為時間節點，由智慧勞動引起，與質能經濟相對，反映當今社會由非現場活動的加劇而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與社會結構變化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智能化程度時間節點則以三個轉變為標志：模擬傳輸向數字化傳輸轉變、傳感網與互聯網的結合、智能科技與ICT科技的結合，它標志著真正的智慧生活的開始，其主要表現形式是人們非現場的智慧勞動活動。④
非現場經濟的提出不僅僅是一個不同的提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智慧共享體系下的新社會主特征，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重大文明期的符號。我們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社群結構與主活動形態的變化，把以自然經濟為代表的分散式現場交易、分散式現場管理為主特征的古代稱為第一文明期；以市場經濟為代表的兩次工業革命集中式高度現場化為主特征的時代稱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現場經濟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會稱為第三文明期。三個不同文明期各自對應了三個不同社會群體的結構和社會體系。
非現場經濟學。非現場經濟學則是對非現場活動引起的非現場經濟現象的本身及其內在運行規律的研究。這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時代，以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現場經濟對當今社會變革和當今社會協作的綜合影響力及其經濟評價。其研究對象是非現場經濟現象及該現象中的智慧勞動，是對智慧勞動通過智慧共享體系成為新經濟主導者而展現出來的非現場經濟現象及其經濟效能的研究。它是一門專門研究智慧技術與經濟的本質聯系、發展規律及其對社會影響力的學科。包括對智能移動終端、移動互聯、移動物聯、智慧共享體系等支撐非現場經濟的各種現象，以及延伸出來的無人化經濟現象和非現場安全經濟現象等展開的研究。其目標是多角度解析智慧經濟時代帶來的各種社會現象的變化，找出一個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徑，有助于人們從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領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確結論。非現場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給非現場經濟現象下個終結結論，而是希望激發起更多的人去關注它和研究它，不斷地充實和完善這個新學科的理論體系，以便從不同的側面去幫助實現各種實際應用需求。
非現場經濟的技術基礎
非現場經濟現象的出現是由各種智能技術的綜合運用所形成的智慧技術體系所引起的。因此，對非現場經濟的考察應從智能技術的集成開始，至少應包含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3D打印技術、智能終端（如可穿戴設備等）、量子計算等這些核心的技術基礎。
互聯網的新發展（消費到生產）。在互聯網商業化的新時代，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從消費互聯網轉向了產業互聯網。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驅動下，互聯網已經通過不斷的連接和聚合，打破了傳統產業的藩籬，極大地消除了信息不對稱。與PC互聯網相比，移動互聯網的聚合能力更加強大，使得互聯網逐漸從以消費為主的消費互聯網模式向線下實體延伸，向產業靠近。社會已經不再局限于便捷的服務方式以及物美價廉的消費，而是利用互聯網向更廣闊的產業挺進。產業互聯網的發展，意味著各行業，如制造、醫療、農業、交通、運輸、教育都將在未來逐漸互聯網化。其帶來的主要變革將分別體現在生產制造、物流體系和融資體系方面。⑤產業互聯網對物流交付平臺和信息集成交易平臺的建立是傳統企業與互聯網融合的一個重要方向。
超級物聯網。作為歷史上首次智能基礎設施革命，新興的物聯網很可能會推動生產力的巨大飛躍。它將連接一個智能網絡中的每臺機器、每家企業、每個住戶和每輛汽車，而該智能網絡包括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物流互聯網等，一切都將內置到單一的操作系統中。在新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超級物聯網構建的生物圈神經系統的一個節點。
作為發展趨勢的大數據。研究機構Gartner給出了這樣的定義：大數據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在于對這些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單個的數據并沒有價值，但越來越多的數據累加，量變就會引起質變。換言之，如果把大數據比作一種產業，那么這種產業實現盈利的關鍵，在于提高對數據的加工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
3D打印技術的運用。3D打印稱為“快速成型技術”（Rapid Prototype），也稱為“增材制造技術”（Add Material Manufacture），又稱“快速原型制造”（Rapid Prototype Manufacturing）。3D打印技術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它是基于材料堆積法的一種高新制造技術，被認為是近30年來制造領域中的一個最重大的成果。3D打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允許信息化制造者在任何地方打印，并能夠迅速轉移到任何可以連接物聯網基礎設施的地方。隨著3D打印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可以在家生產和使用簡單的產品，消費者變成生產者，整個經濟社會的非現場效應將得到極大拓展。
量子計算技術及其運用。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概念最早由IBM的科學家R. Landauer及C. Bennett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他們主要探討的是計算過程中諸如自由能（free energy）、信息（informations）與可逆性（reversibility）之間的關系。80年代初期，阿崗國家實驗室的P. Benioff首先提出二能階的量子系統可以用來仿真數字計算；稍后費因曼也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而著手研究，并在1981年于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的First Conference on Physics of Computation中做了一場演講，勾勒出以量子現象實現計算的愿景。1985年，牛津大學的D. Deutsch提出量子圖靈機（quantum Turing machine）的概念，量子計算才開始具備了數學的基本型式。量子計算及其應用將導致現有通訊技術和商密技術的革命，從而將再次加速推進人們社會生活的非現場化。
非現場經濟的理論基礎
在理論特性上，非現場經濟終結了“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的統治地位，使得邊際成本趨近于零，改寫了效益遞減原理，繼承了共享經濟的理論品格；非現場經濟要求人與智慧技術體系的有效融合，帶著深深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烙印；而非現場經濟的最根本的理論基礎，即對“非現場”的強調，將可以從哲學，特別是技術哲學對“技術”與“人”的在場問題中找到線索 。
和諧哲學理論。非現場經濟文明時代，無疆界智慧勞動的共享特征，不可阻擋地推動了無疆域社會制度、社會經濟體制的同一趨勢。由全球大眾借助無疆界的智慧共享體系普遍參與而形成的新約定俗成的基礎建立在了自發性與和諧性上，這種認知人類利益共同體的思維基礎，在無疆界的智慧勞動的共享體系里也將逐步地自動生成，這也許就是“數理二進制將承載和諧共享的哲學思維”。
這種哲學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國古典哲學的思想體系里，中國傳統智慧中主張以“和的平衡”來彌補唯物辯證法片面強調“矛盾斗爭”的缺陷。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如何理解儒家哲學中的和諧概念？》⑥一文曾系統闡述了“六合”理論：太和、義和、中和、仁和、協和、共和或大同。依據太和、義和、中和、仁和、協和、共和或大同，我們把儒家和諧概念劃分成六個層次，每個概念都代表了自然物之內及自然物之間的活動、人的活動、群體的活動，以及國家和世界的活動。因此，和諧有多維性和多關系性。
共享經濟理論。各種智慧技術形成的智慧網絡決定了非現場經濟的共享特性，而共享經濟的相關理論和實踐構成了非現場經濟的直接理論來源。共享經濟這個術語最早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發表的論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共享經濟現象卻是在最近幾年流行的，其主要特點是，包括一個由第三方創建的、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市場平臺。這個第三方可以是商業機構、組織或者政府。個體借助這些平臺，交換閑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或向企業、某個創新項目籌集資金。2011年，合作性消費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將改變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行動者網絡理論。非現場經濟現象的出現是智慧技術對社會的塑造而導致的，那么對非現場經濟的考察不僅要涉及人與人，更要涉及人與物的共同行動，從這個角度上說，行動者網絡理論構成了非現場經濟另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以“廣義對稱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為基準，以“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轉譯”（translation）等為核心概念構建而成。廣義對稱性原則力求平等看待自然與社會、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拉圖爾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對他們可能是誰和他們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們可以是任何東西，可以是個體的或者民眾的、擬人的或非擬人的；⑦行動者組成的網絡又是通過“轉譯”聯結起來，所謂“轉譯”，意為行動者經過努力將自己的問題通過商談、翻譯，轉換成其他行動者的問題和利益，從而把其他行動者納入到共同的“行動者網絡聯盟”中來，或者相反。轉譯的實現主要通過以下方式來完成，即問題化、權益化、招募、動員。所謂問題化是指行動者網絡發起者——科學研究或技術創新主體——將不同行動者關注的對象問題化，使得自己面臨的問題成為其他行動者利益實現的必經節點，從而使他們加入到自己的網絡中來，這是建構行動者網絡的關鍵所在。“行動者網絡”理論實際上也就是一種“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⑧
技術與人的在場問題。非現場經濟現象的產生，非現場理念的提出，本質上涉及的是新技術對人與社會的深刻改變，是技術與人相互建構的結果，因此對非現場經濟時代技術與人的在場問題的清理將為非現場經濟的進一步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在場作為事物存在的一種狀態，或者作為存在的“顯現”，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話題。如果將在場的主體限定為人，就提出了人的在場問題，它將時間、空間、相互作用、主體間性等含義集于一體，是分析人的問題的一個重要維度。在信息時代，人的信息化在場成為人的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在場方式，使得人的在場出現了許多新特點。“在場”是海德格爾經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來，對存在的研究必然過渡到對在場的研究。
人的信息化在場可以異時和延后顯現，在場跨越當下，超越實體性在場的時空限制。在傳統意義上在場如果是一種現實性和實在性的話，信息化在場就開辟了虛擬現實或虛擬實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著開辟了人的存在的新方式：人的實際性不在場時可以以信息化在場的方式表現出來，并取得在場的效應，從而使不在場者在場化。
信息化在場是在場現象在信息時代的重要表現，也是技術發展導致物和人的顯現方式的變遷，它既是人的在場，也不是人的不在場，而是改變了在場的方式：一種間接性的在場。因此，我們討論非現場經濟，實際上是基于技術與人的實在性非在場，以及人的主體性在場。
交往理論。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和科學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體—客體兩極圖式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學模式 “笛卡爾—康德模式”。這種模式由于過分強調人的主體性，導致了物對人的統治，即“異化”現象，人與人的關系淪為物與物的關系。以哈貝馬斯、胡塞爾等人為代表的現代西方哲學家通過對近代哲學思維方式和古典主體性理論的反思，提出了主體間交往理論。
哈貝馬斯提出了以“交往”為定向的理性圖式和哲學范式。哈貝馬斯認為，“后現代主義”表明從“意識哲學”向“語言哲學”的轉向，亦即從“笛卡爾主義”向“后笛卡爾主義”的轉向，哈氏稱之為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范式轉換，表現為合理性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的轉換。哈貝馬斯交往理論把“社會”劃分為“生活世界”和“制度”兩部分。他認為，所謂生活世界，乃是積淀在語言中的各種“背景知識”和行為規范的綜合體現，它代表了一個社會共同體的集體行為期待，不但個體的經驗和行為準則，而且社會的文化傳統，都是這種知識的產物。而“制度”則是從生活世界的結構中分化并獨立出來的行為調節體制，如政治體制、行政和經濟管理體制、法律體制等。依他之見，“真實、自由和正義的思想，作為相互關聯的先驗的基本規范……建設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結構之中”。⑨
非現場經濟時代的社群研究也是一個“交往理論”問題，是一個涉及主體之間交互作用和相互關系，以及主體性表達主體在活動關系中的特定屬性等的問題。更困難的問題是，在這第三文明期里一個主體是怎樣與另一個主體相接觸而變化的規律問題。
智慧共享體系
非現場經濟現象使人們從固定勞動時間、固定場所和定點PC中解放出來，且極大地放大了智慧勞動的效能。智慧勞動是人類勞動在信息經濟高級階段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一種人類適應環境、高效快速地發現事物、創造新事物運動的能力。由于ITC和人工智能技術以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發展，使得人們的智慧勞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勞動效能。智慧勞動通過由智慧技術、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體系”，展示出了智慧勞動的“成本極低”和“速率極高”這兩個特征，最終成就了智慧勞動是社會經濟新主導的地位。
進入21世紀，智能科技和數字產品為主導的數字生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轉型，并迅速展現出一種新趨勢：互聯+物聯+云計算+大數據+智能終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智能技術體系”的集成態勢。
這里特別指出，“智能技術集成”是各種智能技術融合與協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單項技術的奇特功效，互聯網僅僅只是其中之一。
“智能技術體系”集成態勢出現，迅速朝向集成的公開性與共享性方向發展，這種共享性的“智能技術集成”體系再結合了社會動力機制和利益交換機制等人類智慧，這就形成了非現場經濟的社會智慧大腦發育，即所謂非現場經濟的“智慧共享體系”開始形成與發力。我們可以用一個非常通俗的等式，來加以初步說明：
智能技術集成+社會動力機制+社會交換機制＝“智慧共享體系”
這里的社會動力機制指社會的各種利益機制，是新時代的新社群交易中各種利益的交換實現機制。這是一個新時代的共享機制，由高度發達的機械性智能綜合技術加人類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構成。概括地說，智慧共享體系由智能技術集成體系及其應用與社會智慧共享機制共同組成。
“智能技術集成”是“智慧共享體系”的物質基礎，“智慧共享體系”是“智能技術集成”的必然產物，智慧共享體系構成了非現場經濟文明形成的基礎與核心內容。智慧勞動就是借助于這個“智慧共享體系”的社會集成大腦而實現了“成本極低”和“速率極高”這兩個特征?，F在我們可以說，非現場經濟的智慧共享體系成就了智慧勞動。
這種智慧共享體系下的新文明共同體的主體思維也不再是單純的個體主張，也就不再是帶有個體評判為前提的分享式思維，而是群體借鑒型的共享式思維。智能終端和移動互聯支撐的非現場經濟文明是一個智慧共享體系基礎上的“非現場經濟”和“局部無人化經濟”大趨勢，是科學技術帶來的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必然，呈現出的是一個智慧共享體系支撐下非現場經濟新時代。
智慧勞動的形成
非現場經濟是由智慧勞動引起的，是相對于質能經濟的新經濟表現形式，反映了當今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主現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勞動?！缎氯A字典》這樣解釋“智慧”（wisdom，wit）：對事物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個質點系統組織結構合理、運行程序優良以及產生的功耗比較大的描述。智慧是一種能力，是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所成長和發展起來的一種適應能力。人類通過勞動改變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無論是有價勞動還是無價勞動，都是可貴的和值得珍惜的。勞動是能夠對外輸出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是人維持自我生存和自我發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類智慧的具體體現。因此，智慧勞動也就是指：人們為適應環境而作出的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運動的最新境界。
智慧勞動是人們對未來即將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的預知速度和精準度，這種速度與精準度直接決定了生命的存在和發展可能性。進入非現場經濟文明時代，人們開始借助于智慧共享體系從而輕易地可獲得這種速度與精準度，智慧勞動與共建智慧共享體系也就成為了人類不斷追求的最終結果。這里的智慧勞動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體系”這個“社會集成大腦”而產生倍增效應的一切勞動（不是單指技術性勞動，不分學歷、不分技術、不分類型的一切借助智慧共享體系放大的社會勞動）。
傳統經濟學中著名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又稱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則認為：在其他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在連續等量地把一種可變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種或幾種數量不變的生產要素上去的過程中，當這種可變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的值時，增加該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邊際產量是遞增的；當這種可變要素的投入量連續增加并超過這個特定值時，增加該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邊際產量是遞減。
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表明了一個很基本的關系。當一種投入如勞動被更多地追加于既定數量的土地、機器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時，每單位勞動所能發揮作用的對象越來越有限。土地會越來越擁擠，機器會被過度地使用，從而勞動的邊際產量會下降。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技術水平不變，并且土地、機器和其他投入要素按照既定數量不做變化，僅僅增加勞動的投入，帶來的產量的變化就是邊際報酬。通常，這種邊際報酬會先增加再減少。可是，當進入非現場經濟時代（人類第三文明期），由于人們的一般勞動借助于由智能科技集成孕育而來的共享型社會智慧大腦演變成了智慧勞動，這一轉變直接導致了人們勞動效益構成和勞動效益分配發生巨變，徹底打破了傳統經濟學理論體系。此時，邊際成本不再是先降后升，而是持續下降，幾乎無窮接近于零；邊際報酬也不會先增加再減少，而是持續增加，無窮接近于智慧勞動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勞動是人類勞動在信息經濟高級階段的最新表現形式，智慧勞動不僅是人類適應當今最新環境的能力，還是一種高效快速的發現事物、創造新事物運動的能力。新的勞動形態產生了新的效用，也產生了新的勞動屬性。“智慧經濟系統”中的各種非現場制作、非現場推銷、非現場的應用或應用推廣和各種非現場消費等的行為也就帶有了某種勞動的屬性，它們的所得同樣是勞動所獲，而不是“不勞而獲”。它是我們新時代更大進步、更高擁有、更深改變的唯一源泉，推動的不僅是貨幣資本的主導，還培育著新勞動力資本的主導，這個“新資本”就是被智慧共享體系所放大的智慧勞動的效能值。
智慧勞動是新時代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高級階段所帶來的新權利和新義務。
非現場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非現場經濟研究是一種有根有源的與時俱進的“現在的思維”（Living Thinking），不是一種“過去的思想”（Past Thought），是從人類文明歷史發展中找到的思想精華。同時它更是一個“未來的思維”（Future Thinking），是站在未來回看現在。
進入21世紀，互聯網經濟和移動電商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加之移動自媒體所展現出來的超強的民眾參與影響力，結合人工智能化、工業4.0、量子計算等最新研究趨勢，再次將非現場經濟學說探討和非現場經濟意識認知力的需求帶到了一個新高潮。非現場經濟影響力正急速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直接導致了非現場經濟環境下社群結構與社會協作關系變遷的加劇。當人類開始進入非現場經濟的無疆界時代，傳統社群一定地域內的基礎被打破。無疆界的新社群逐步覆蓋了地理社群，利益集體逐步被興趣集體所替代，工業革命帶來的缺乏社會接觸和社群意識導致的嚴重社群感缺失得以再次修補與升華?；ヂ摼W（特別是移動互聯）即時通訊平臺已由傳統轉到線上形成龐大的人際平臺，打破了一定界限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即打破了“我是某一個地方的人”“我是某一個單位的人”的觀念。非現場的智慧化共享型促使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等部門越來越快地與各基礎產業整合，改變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從而導致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組。各種不同的新社群建立的基礎也不再是地域和利益，而是以共同感興趣的內容為第一考慮。內容大于品牌的“自時代”到來了，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這種由高新智能科技帶來的社會協作關系的變遷，正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基礎環境，影響并快速改變著我們的幸福社會生活模式。公開與共享的智慧共享體系，引發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組，使得平民可以低成本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也正是這種公開性與共享性撕碎了“無知之幕”⑩，激發了他（她）們爭取社會財富分配平等權的強大動力。非現場經濟文明提供了一個平民平等參與的有效解決之道，那就是平民們積極主動介入到智慧共享體系里去，智慧共享體系讓平民平等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成為了可能。人們開始從關注集體、關注單位、關注企業轉向了關注個體、關注個人、關注個體終端用戶。社會智能化進程證明：非現場經濟正逐步成為我們主流生活最為典型的表現形態。低門檻、無疆界、高效率的非現場經濟特征，無情地沖擊著以地域、身份地位和社會精英契約而建立起來的傳統社會信任體系與社會規范。由此確立的新主體思維中的共享特征，最終成就了非現場經濟核心動力機制——共享型社會大腦——智慧共享體系的形成與發育，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非現場經濟文明階段。
非現場經濟時代的智能技術集成和智慧共享體系改變了勞動的形態，新的勞動形態下的“智慧勞動”極大地提升了勞動的自由度和勞動的綜合效能，導致“智慧勞動”逐步開始起到主導經濟的作用，使得“資本”不再是唯一的經濟主導者。信息經濟發展到這個高級階段，智慧勞動將運用智慧共享平臺的放大功能，逐步開始參與到主導新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中來。?這種新經濟的主導作用，不僅帶來了智慧經濟時代“非現場經濟”現象的新繁榮，還將給我們整個社會經濟的形態、社會經濟的結構以及社會財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規則等，帶來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性影響，以資本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系將受到無情的滌蕩。智慧勞動正通過非現場經濟的智慧共享體系逐步替代資本，成為社會經濟的新主導者。由于智慧勞動與資本的主導地位關系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導致了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制度與體系的變革均圍繞著“智慧勞動”及“智慧共享體系”展開，不再是單一地圍繞資本展開。于是，新的無疆界（及全球化）的社會制度將被重新構建，大工業革命時期為代表的圍繞著資本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體系，也將隨著資本地位的削弱與社會體系的去資本化而逐步瓦解，資本主義終將逐步地自動消亡。
隨著資本主義體系的逐步瓦解，非現場經濟無疆界的社會文明制度將借助于非現場經濟的滲透力而自動趨于完善和同一。這種無疆域社會制度的全球化同一，只是全球化社會經濟體制的游戲規則趨于同一，這不是全球文化的同一，各民族文化共存共榮，沒有哪一種文化是高或者低，更不存在哪個文化將統領世界文化的可能，而是一個此方圓彼方圓的問題。社會經濟體制同一趨勢下的無疆域社會制度再形成，也將不再由少數利益集團（包括地域思維的國家集團）來制訂，而是由全球大眾借助無疆界的智慧共享體系而普遍參與的“數理二進制承載哲學二進制和諧共享思維”下的再次全體約定而自動形成的新社會經濟體系與制度。這也許就是筆者六年前曾暢想的理想“二進制主義”社會。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人們以現場社會活動為主轉向了非現場活動為主時，非現場經濟的研究已超出了傳統的經濟學研究范疇，導致的不僅僅是社會活動形態和微觀經濟層面上的改變，而是直接涉及了社會文明進步的方方面面，直接挑戰著工業革命的傳統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集中體現在了新時代的社會主體認知問題。如前所述，非現場經濟的提出不僅是一個不同的提法問題，而是揭示了智慧共享體系下的新社會主特征，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第三個重大文明期的符號。非現場經濟學說順應了人類文明變遷這種強大的社會需求動力，嘗試著去探索第三文明時代里，實現公正平等最大化的內在社會機制和去資本化的無疆界社會經濟體系重新構建的理路，重構非現場經濟文明的社會信用體系和經濟體系，以應對原本基于地域和身份地位而建立起來的傳統信用體系的崩潰。通過非現場經濟的研究，我們倡導各行各業從社會發展的認知源頭出發，一起站在非現場經濟文明的未來，回頭暢想現在和把握現在。新產業、互聯網經濟的直接從業者、社會政策的制訂者、公共管理者或研究者，應盡快擺脫大工業革命思維慣性和互聯網經濟思維過窄的系縛，重新探索和認知非現場經濟文明的社會發展脈絡。
注釋
①④?張為志：《智能移動終端支撐下的非現場經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②［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③［美］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⑤曹磊等：《互聯網+——跨界與融合》，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5年，第35～37頁。
⑥根據《構建和諧辯證法》整理，《中國哲學》，1977年第4卷第3期。
⑦Latour B, Woolgar S. ,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⑧盛曉明：《巴黎學派與實驗室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3期，第64～69頁。
⑨［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上卷，法蘭克福：蘇爾坎普出版社，1981年，第342頁。
⑩［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On the Off-site Economy and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Zhang Weizhi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off-site economy, the intelligent integrated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have changed the form of labor, and the new "intelligent labor" greatly improves the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labor, resulting in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capital failing to be the only factor domina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proliferating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sharing platform,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begins to participate in lea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new times. This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new prosperity of the "off-site economy" in the times of intelligent economy, but will be of far-reaching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cial trust system,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Keywords: off-site economy, intelligent labor,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sharing economy, super Internet of Th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