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抵制和克服法西斯納粹造成的危機，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關鍵時刻歷史學家們的選擇：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來捍衛歷史進步，制止法西斯納粹的倒行逆施。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參加了反法西斯主義抵抗運動，最后被納粹殘酷殺害；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二戰中成為一名皇家軍隊的工兵，其經歷對理解戰后歐洲新史學的興起影響莫大；另一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二戰中成了一名英國皇家空軍少校，通過揭示德國的歷史要素，為英美反法西斯提供了切實有用的建議。歷史學家們在反法西斯主義斗爭中的英雄行為，從一個獨特的側面揭示出一個真理：反法西斯的斗爭是一場世界性的偉大的人民戰爭。
【關鍵詞】歷史學家 反法西斯主義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納粹主義 知識分子
【中圖分類號】D513 【文獻標識碼】A
人類歷史的進步，總是由無數敢于承擔、敢于戰斗的人民推動的。這里的人民，也包括時刻關注人類進步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們，在世界遭遇法西斯踐踏的時候，挺身而出，做出過非常偉大的貢獻。這些人是誰？他們是如何戰斗的？反法西斯的斗爭經歷對他們的歷史觀產生了何種影響？這些問題發人深省。本文對此進行論述，以說明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選擇。這種選擇引發出一個大問題：個人的發展與民族的命運，是如何在信仰的層面上獲得高度統一的。
馬克·布洛赫：參加抵抗運動被納粹殺害的英雄
人們有時懷疑，用筆尖描繪人類演化圖景的歷史學家，在現實中能否也會沖鋒陷陣，成為捍衛人民利益的實踐者。歷史學家習慣于在史料、事件、古物的圈子里旅行，考證不同時域折射出來的人們的生活舉止，由此構成對歷史進步的認識。通常在史海中進行跋涉之人，對進步和反動最為敏感，他們習慣于把自己的家鄉當作文明的標尺，越是熟知古代文化的落后，也越是珍惜當今文明的珍貴。因此，當一些食人怪獸侵入了家園，圍殲各國軍隊，屠殺各國人民，毀滅一切生靈，把地球淪為人間地獄時，他們無法不挺身而出，成為現實之中的戰士。這個轉變對他們來說是如此地自然，正如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所言：“我的祖父在1793年是個在服役的戰士；……我的父親是1870年斯特拉斯堡的保衛者；……我自小在愛國主義的傳統中長大，對此傳統的摯愛，至今還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從阿爾薩斯走出來的猶太人相媲美。”①
馬克·布洛赫是一位猶太裔法國人，在1930～1940年間，他的聲譽已經達到了高峰。布洛赫曾就讀于著名的高等師范學校；1908至1909年，他還曾在柏林和萊比錫等地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西線的戰壕里轉戰四年。1919年，他成為講師，在歷史悠久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1929年，他與同事呂西安·費弗爾一起，開創了年鑒學派，出版了《經濟和社會歷史年鑒》；1936年，成為巴黎大學經濟歷史學的教授。對于法國鄉村歷史和對封建社會的研究使他聲名卓著。但是，德國法西斯對法國的侵犯讓這個國家蒙塵，也讓布洛赫發展學術的美夢變成了噩夢。
局勢劇變是從1939年開始的。9月1日，德軍集中強大的兵力，在大批飛機、坦克的配合下，對波蘭發動了突然襲擊，英、法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1939年9月，波蘭覆亡。1940年，德國發動“閃電”攻勢。1940年4月9日攻占丹麥和挪威，5月10日攻占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隨后進攻法國。1940年5月10日，德軍完成對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國的占領。同時，德軍繞過法軍重兵設防的馬其諾防線，侵入法國境內。1940年5月，英法聯軍在法國進行敦刻爾克大撤退。1940年6月，德國對法國發動了總規模的進攻，意大利也趁火打劫，對法國宣戰，6月22日，法國投降。②德國侵占巴黎后，以貝當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1940年7月政府遷至法國中部的維希（Vichy）。維希政府在被德國國防軍占領的法國北部領土（即占領區）還保有一些權力，但它主要統治包括其政府駐地維希在內的非占領區，約占法國本土領土面積的2/5。③
法國的突然淪陷給法國境內31萬的猶太人帶來了生命之憂。在這些人中間，大約有15萬是境外出生的，包括1939年之前來自中歐、東歐和1940年后來自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猶太難民，其中的一半是無國籍者。他們來此尋求庇護或進一步移民。法國國籍的猶太人也處于深深焦慮之中，他們更希望能夠得到法國的保護。不過，他們都生活在納粹種族主義政策的陰影下，并不知道在征服者的踐踏下自己今后的命運。④
上述的變化，完全改變了馬克·布洛赫的生活。1939年，他得到了索邦大學的教席，出版《封建社會》的第一部，卻不知道第二部是否能夠完成。在德軍占領法國后，法裔猶太人都被剝奪了擔任公職的機會。布洛赫憑借其個人聲望，最后成為獲得赦免、可以繼續任教的10名猶太教授之一。斯特拉斯堡大學搬到了克萊蒙-費朗（被稱為流亡大學）后，布洛赫在該校找到了一個教職，全家人包括他的母親和侄女，也都移居到這里。隨著德國占領地區的不斷擴大，反猶太的種族主義政策變得非常嚴厲，布洛赫不得不在其他大學謀職求生，生活變得全無著落。值得欣慰的是，《年鑒》雜志還繼續在巴黎出版（為躲避檢查，已經改成了不定期刊），由呂西安·費弗爾獨自在負責編輯、出版，布洛赫則只能用化名來為雜志撰稿。1942年年底或1943年年初，50多歲的布洛赫決定放棄一切，加入法國的抵抗組織。
剛進入抵抗組織時，布洛赫用的是化名，最初的工作也只是傳遞信息。考察期過后，1943年7月，布洛赫進入的核心領導層，同年，成為法國抵抗組織Franc-Tireur在羅訥—阿爾卑斯（Rhone-Alpes）地區的領導人。布洛赫的團隊主要由年輕人組成，過著一種全新的戰斗生活。年輕同志對布洛赫都是敬佩有加，而其時的布洛赫，已經成了一個遠離妻兒，只同抵抗組織戰士住在一起的專業政治活動家。⑤
1944年3月21日，德國占領軍電告，法國的抵抗運動在里昂的總部被警察破獲，其首領為法籍猶太人馬克·布洛克（誤作Block），化名納波那（Narbonne）。他是游擊隊組織“自由射手”在里昂的代表，該組織與“戰斗”和“解放”組成“聯合抵抗運動”（MUR）。他于1944年3月8日被捕，被蓋世太保搜出一部無線電接收機和若干文件。此后便是審問和酷刑，他因此患上支氣管肺炎。1944年6月16日，此人與其他抵抗運動成員30人在一片田地里被處決，法警留下的照片上的老年男人滿臉胡須，首字母MB，他便是20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布洛赫，卷宗里有他使用的假證件，姓名是莫里斯·布朗夏。⑥布洛赫被害于他58歲生日的前一個月。有評論家指出：此后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倒在田地里的布洛赫最后想些什么，我們卻不知道了。不過，布洛赫是將人文關懷貫徹始終的，即使只是風景，也是一幅人類的風景。⑦在布洛赫寫于戰時的未完成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有獻給呂西安·費弗爾的題詞：“國難當頭，誰不感時傷世？草此小書聊以排遣心中的憂憤。如果此書能夠完成，如果它值得后人一讀，如果有朝一日它居然能夠出版，我的朋友，或許你將在扉頁的獻辭上發現另一個人的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你猜得出那是誰，你知道是誰對我愛得如此深沉、如此神圣。但我怎能聽任自己在注釋中偶爾提及你的大名呢？長期以來，我們曾共同致力于拓寬歷史學的領域，為了使歷史學更富有人性而并肩努力。今天，這項共同的事業已岌岌可危，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是這不公正的命運迫使工作中斷。但我堅信，我們定能自由公開地再度合作，這一天終將到來。”⑧
霍布斯鮑姆：工兵連的體驗與戰后歷史學重建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左翼近代史大師。父親是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后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中歐。1919年舉家遷住維也納，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受創至深的德奧兩國度過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并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歷史。霍布斯鮑姆1936年加入共產黨，無論歷史如何變遷，他始終都認為自己是一個“不悔改的共產主義者”。1947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1959年升任高級講師，1978年成為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榮譽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2012年10月1日，病逝于倫敦，享年95歲。⑨霍布斯鮑姆有近20部經典學術專著問世，其中尤以“時代四部曲”——《革命的時代》（1962年）、《資本的時代》（1975年）、《帝國的時代》（1987年）和《極端的時代》（1994年）最為著名。
要精確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霍布斯鮑姆的影響是困難和責任重大的，因為二戰時期他僅僅是一個20多歲應征入伍的學生兵。霍布斯鮑姆后來回憶道：“1939年，當英國首相用他蒼老、干澀的聲音宣布開戰一分鐘以后，我們就聽見宛如洶涌波濤般響起的警報聲。那種聲響直到現在，仍讓每位‘二戰’期間的城市居民回想起夜間落下的炸彈。”⑩應征入伍后，霍布斯鮑姆因為具備一些適用于跟納粹作戰的專長，想要說服軍方讓他進入密碼破解中心，但因為政治因素和父母有濃厚歐洲大陸出身背景而遭到拒絕。結果，被分配當了一名工兵，成為皇家工兵部隊560野戰工兵連的戰士。后來，又被調配到陸軍教育團，據他后來回憶：“職責是教導軍人一些在當兵時無需曉得的東西，以及談論一些非軍事或完全與軍事無關的問題。”?霍姆斯保姆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他一直呆在英國，而沒有真正進入前線，如去法國或其他歐洲戰場與法西斯納粹進行面對面的廝殺。
當工兵的日子讓霍布斯鮑姆收獲良多，因為他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工人階級。“我的軍中生涯因而可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前一階段是待在皇家工兵部隊的日子，過得有意思多了。”?這是因為，野戰工兵連是純粹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單位，除了少數軍官外，霍布斯鮑姆是當中唯一的知識分子，這使他有機會了解無產階級。霍布斯鮑姆覺得：“我這輩子首度發現自己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而其解放行動將意味著給全世界帶來自由，即便我是很不典型的無產階級者。說得更精確一點，我發現自己所生活的國度是這樣的：大多數英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少跟自己頭頂上的階級有所交集。在劍橋應征入伍后，更加深了其中的戲劇性對比，因為我在兩三個月時間內同時生活于那兩個世界。”?
在軍隊期間，霍布斯鮑姆還是表現出了非凡的觀察能力。他發現，工人階級“對集體行動竟具有如此強烈的直覺或傳統。他們十分熟悉集體行動的程序，以及那種持續不斷、幾乎出自本能的戰斗精神。他們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公共領域’表現得非常熟練。”?他發現，自己對“他們正直誠實、厭惡謊言，以及其階級感、同志愛與互助心產生了永恒的敬意。他們都是好人。”結論是：“我知道共產黨員本來就應該信賴無產階級的美德，而值得慶幸的是，我有機會同時從實務和理論來做到這一點。”?霍布斯鮑姆很敏銳地觀察到：野戰工兵連的“工人階級”與首相丘吉爾的想法完全一致，絕對不會對納粹妥協，即便在1940年英國處于生死存亡之秋，他們也無法想象自己將會停止作戰，因為“他們完全無法想象英國會讓步”。這使霍布斯鮑姆明白了一件事：戰斗在第一線的工人階級在重大歷史關頭的正確性，要遠遠高過所有的妥協主義者。這里的背景是：希特勒志在全面占領法國，看不出入侵和占領英國有任何好處，以為那對德國無益，而會讓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獲利。希特勒實際上已提議讓英國保存自己的帝國，被丘吉爾諷刺為“要英國當希特勒的藩屬國”。不過，這種局面卻支持了英國的主和派，甚至在英國共產黨內也出現了反戰思潮。但是，野戰工兵連的工人階級卻堅決主戰，他們與丘吉爾站在一起。這件事情對霍布斯鮑姆觸動非常之大，他這么寫道：“無論如何，自1940年夏季起，即便像我這種熱情奉獻的黨內同志也明白一件事：在部隊里面不會有任何人去聽從（英國）共產黨官方版的反戰路線。它已經越來越不合情理，而且自從德軍在1941年春天橫掃巴爾干半島之后，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那條路線根本失去了意義！”?
二戰期間的工兵經歷讓霍布斯鮑姆學會了獨立思考，特別是用工人階級的視野來看待世界，這對其后他的歷史研究生涯影響很大。
霍布斯鮑姆自覺接受了馬克·布洛赫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據霍布斯鮑姆回憶：“在我那個時代，英國尚未以系統方式來傳授馬克·布洛赫所稱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但是，“除了波斯坦之外，還會有哪一位老師在1936年要求我們閱讀剛問世的《經濟社會史年鑒》（當時它甚至尚未在自己國內成名），邀請偉大的馬克·布洛赫前來劍橋授課，并言之成理地向我們介紹，他是當代最偉大的中古史專家？”?霍布斯鮑姆后來一直對法國的年鑒學派表示尊敬。他注意到年鑒學派實際上是對傳統史學的一種造反，“那是一場論戰，參戰的一方基于傳統假定，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那可以發生在一國之內，也可以出現于各國之間的互動關系；另一方則認為歷史就是各種社會與文化在結構上的變遷。一方將歷史視為敘事，另一方則將歷史視為綜合分析。一方認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類過去的事物，另一方卻認為觸類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那場論證由德國在19世紀90年代首先開端，但在我的大學生時代，最出類拔萃的造反派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之外，全部來自法國：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加上他們通過《年鑒》學報所帶動的風潮。”?
霍布斯鮑姆具體參與了戰后歷史學的重建。他說：“對我來說幸運的是，‘二戰’結束后首次舉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于1950年在巴黎召開。史學機構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權傾一時，因為它們在法西斯主義或其他事物的推波助瀾下，已迫使本國的科學精英移居國外。有意創新者若想尋得落腳處，頂多就只能在經濟史與社會史這個定義寬松的領域內想辦法，例如法國和英國的情況便是這樣。”?霍布斯鮑姆敏銳意識到戰后開創史學研究新局面的時機已經來臨，指出：“戰爭嚴重打擾了舊結構，讓造反派得以短暫進行實際上的接管。例如那次大會的組織者就是一位《年鑒》的成員查理·莫拉澤（他很快就會被費爾南·布羅代爾那位不斷躍升的明星很客氣地逐出那份刊物）。大會的籌備工作走上了非正統的路線，主要由法國人負責進行。協辦者包括了幾位意大利人，以及一些來自低地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再加上幾位非典型的英語人士：波斯坦、澳大利亞歷史統計學家科林·克拉克，以及一位馬克思主義派的古代史學家。德國人當然缺席，美國歷史學家則成群現身——美國人可曾有過不渴望前往巴黎的時候？但別人擺明就是不怎么打算向他們征詢有關會議籌備的意見。”?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使霍布斯鮑姆踏入了戰后歷史學重建的核心陣營。也許是導師波斯坦的推薦，其時僅發表過一篇學術論文的霍布斯鮑姆被指定為一場“當代會議”討論會的主席，負責主持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以波蘭為主題的學術報告。他后來回憶說：“參加我所主持那場討論會的人，是一個由異常人士及未成名者構成的奇特組合，而他們即將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了比森斯·比維斯那位從佛朗哥統治下的巴塞羅那過來的孤獨訪客，他正尋找機會與學術界進行接觸，日后將成為本國歷史學家的啟迪者。此外有自視為馬克·布洛赫與費爾南·布羅代爾之代言人、擔任《年鑒》秘書的保羅·勒約。此外還有本人，正準備成為《過去與現在》雜志的共同創辦者……簡言之，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史學界的面貌已開始浮現出來。”
霍布斯鮑姆在85歲高齡時出版了《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原版于2002出版）。此書不僅處處浸透著他那深沉的博愛和普遍的人性，而且還能讓人感到這位思想家充滿焦急的渴望，坦誠的目光和被嚴酷無情命運鍛造成鐵錘般的堅強。當然，這個非常淵博的人是在苦難中認識到了感情的最強烈的可能性的。他把自己的這種感受與人分享，用的仍是他那種獨一無二的方式。他以激動的口吻給自己的作品收尾：“不管怎么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總結一下，霍布斯鮑姆關于20世紀的看法就是：這是一個充滿著死亡和新生的時代，邪惡的力量越是要毀滅人類，希望的冀盼也越發在罪惡行徑的最狂暴處閃爍光亮。這是因為，只有經歷最劇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來到世界，一種要認識自己本質的渴望，讓每個人都全力以赴，彎腰曲背，即便是經歷最劇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覺和不自覺中促進新生，愈發接近把自己解放出來的力量。當然，最觸動霍布斯鮑姆的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霍布斯鮑姆坦言：“我們若表示那場戰爭（指一戰）的慘重傷亡令人無法忍受（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或者認為假若德皇戰勝的話，受到德國影響的歐洲可能優于《凡爾賽和約》的世界（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現得‘宛如報道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然而，要是有人問起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縱使只是理論上的問題，我也一定無法通過考驗。”霍布斯鮑姆如是說。
在他筆下，我們總是能夠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困境中看到希望，也總是能夠在神經緊繃、幾近斷裂的社會危機之時聽到祝福。在晚年，霍布斯鮑姆坦陳：“全人類已經集體發射了一艘不尋常的宇宙飛船，進入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社會與文化劇變軌道。”面臨這種宇宙大化，他用令人整個心靈都為之顫動的話語道出了自己的信仰：“北半球少數幾個國家與我同樣年邁的人士，就是在發射這艘宇宙飛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們也是親身經歷過這個歷史時刻的第一代人，眼睜睜看著迄今將人們維系于家庭、小區與社會的規矩和習俗如何停止運作。如果你想知道這種轉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們能夠告訴你。如果你想走回頭路，我們也可以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巴勒克拉夫：揭示德國歷史要素以幫助英美打擊納粹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名字在我國家喻戶曉。然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英國皇家空軍少校，戰爭臨近結束時在英國皇家空軍部任職的事情，卻不為人們所熟知。其實，在戰爭期間，巴勒克拉夫是通過研究德國歷史特征來為英、美盟軍服務，即通過揭示歷史上形成的德國特征來反對納粹。他的這種研究，對反西斯主義的斗爭非常重要，他所推薦的政策，常常為英國和美國政府所采納，成為制定反對德國納粹戰略的依據。二戰結束，巴勒克拉夫把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公開出版，即同在1946年出版的《德國歷史的要素》和《現代德國的起源》兩書。盡管出于保密考慮，這兩本著作省略了許多不便公開發表的內容，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啟示。
巴勒克拉夫1898年5月10日生于英國約克郡的布拉德福特，曾求學于約克大學、牛津大學等學校。在牛津奧利爾學院就學時，巴勒克拉夫逐漸培養了對歐洲中古史的濃厚興趣。早年他所接受的史學教育，不僅有英國的自由主義史學思想，而且也受到過德國史學傳統的深刻影響。1929～1931年，巴勒克拉夫在慕尼黑大學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并在那里成家。巴勒克拉夫的學術事業是在羅馬奠定基礎的。1931～1933年，巴勒克拉夫在羅馬的英國學院從事教皇史的研究，1934年，他的第一部歷史著作《公證人與羅馬天主教廷》出版。次年，《羅馬天主教廷圣職委任制》一書問世。兩書的出版，足以說明他當時已是一位超越英國鄉土觀念的中古史研究專家。這個時期，巴勒克拉夫的歷史觀是客觀主義歷史觀，他所要反對的，是不顧歷史事實的主觀歷史學，是為求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勒克拉夫注重研究德國的要素。歷史觀轉變為政治歷史觀（即通過揭示德國歷史特征來反對納粹，進行反法西斯的斗爭），是為求善。晚年，巴勒克拉夫關注人類的幸福，他研究全球史，要告訴人們應當怎么去寫人類的歷史，歷史觀轉變為人類歷史觀，是為求美。巴勒克拉夫用工作、撰著、思索和教學完成了歷史觀上的真善美。
第二次世界大戰“宛如地震來襲或火山噴發一般，具有顯而易見的災難性”，對巴勒克拉夫的思想沖擊很大。仔細閱讀他的《現代德國的起源》，就看得出他要帶領人們穿越迷宮，在打擊納粹的途中插上歷史標記的意圖。巴勒克拉夫探討的事物很多，他夫堅信：納粹的興起有其歷史根源，必須從德國歷史的發展中去尋找答案。
他還認為，政治上長期分裂、缺乏民主傳統和家族帝國，是導致希特勒納粹上臺的三大歷史要素。長期政治分裂意味著德國缺乏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使武力解決爭端成為常態。政治的不統一又必然導致民主因素難以在德國成長，結果在強權下，人民成了“馴服的羔羊”。最后，作為一種結果，家族政治乘機而起：個人崇拜，公權力被私用，法西斯上臺，“第三帝國”建立，無一不是此種家族傳統在作祟。正是這樣，納粹開始在德國和歐洲造孽。
巴勒克拉夫研究了德國的政治分裂問題。他認為，造成德國歷史上政治長期分裂的原因相當復雜，不僅有政治原因、宗教原因、族群原因、國際政治格局、觀念和信仰原因，還有經濟類型不同、文化語言不同、生活習俗不同造成的影響。因此，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封建主義的傳統或諸侯、領主的地方割據，還必須對此進行具體和細致的分析，總結出得失、經驗或教訓。他還認為，俾斯麥其實也未能真正實現德國的統一，因為其后德國的政治環境和社會心態，仍然是分裂的、非統一的。從歷史上看，長期分裂使德國傷痕累累。中世紀的德國實際上是處在政治紊亂和無政府狀態，軟弱的君主為了自己利益又與羅馬教廷勾結，導致教皇勢力在德國境內滲透，并左右、干涉德國的政治。以宗教改革為例，幾乎所有的諸侯都支持新教，但皇帝查理五世卻仍要一意孤行維護天主教，結果導致殘酷無情的宗教戰爭，加劇了德國的分裂。
巴勒克拉夫致力揭示為什么德國常常會出現家族統治凌駕于國家之上、個人意志凌駕于政府法律之上的情況。從歷史上看，這與德國特有的帝國傳統、帝國結構、帝國政治有關。譬如說，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長期統治，是否阻礙了民族國家的發展，進而造成家族、個人凌駕于政府的現象的發生？這些現象與納粹的上臺，究竟有無聯系？
巴勒克拉夫關注暴力統治下民主被壓制的現象。他認為，在政治分裂和強權統治下，民主力量難以生存。他特別指出：“1929年期間的危機造成了德意志共和國的死亡。由于未能爭取的工人階級的支持，該共和國只得依賴于中間黨派的中產階級的選票。但是，中產階級、小業主和店主，早已經被1929～1933年衰退時期的通貨膨脹擊垮，快速下跌的工人的購買力毀了數以百萬計的小店主，商人、工匠，藍領工人和農民，而這些元素，使得工人運動無力崛起，導致了希特勒和納粹似是而非的承諾的出臺。”
對于希特勒上臺的基礎，巴勒克拉夫分析得非常透徹，他指出：“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的上臺，并非得到人民的支持，反而是來自于一個反人民的陰謀。他的上臺，是以興登堡（Hindenburg）所代表的軍隊、帕彭（Papen）所代表的貴族、報業大王胡根堡（Hugenberg）以及蒂森（Thyssen）所代表的魯爾工業貴族推動的。正是這個邪惡聯盟，毀掉了德國的人民，在歐洲制造了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學家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這種斗爭，無論是對反法西斯主義本身，還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歷史科學的重建，意義都是巨大、非凡的。歷史學家們在反法西斯主義斗爭中的作用，從一個獨特的視野，揭示了一個真理：反法西斯斗爭是一場世界性的、偉大的人民運動。
注釋
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1.
http://baike.baidu.com/view/5338.htm#4.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839.htm.
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42.
ibid., p.30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c_Bloc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c_Bloch.
［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 張和聲、程郁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頁。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145.htm.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趣味橫生的時光 我的20世紀人生》，周全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86、199、192、192、193、194、198、341、343～344、344、345、346、494、493～494、490～491頁。
G.Barraclough, Factors in Germa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G.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趣味橫生的時光 我的20世紀人生》，第267頁。
G.Barraclough,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449.
ibid., p.450.
The Faith, Righteousness and Patriotism of the Intellectuals
—Historians i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Zhu Xiaoyuan Zhou Shiting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w to boycott and overcome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Nazis is a problem facing everyone. The historians were noted for their choices in the crucial moments. The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and blood to defend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stop the Nazi fascist's perverse acts. The famous French historian Mark Bloch joined the anti-fascist movement, and was brutally murdered by the Nazis. British historian Eric Hobsbawm became an engineer of the Royal Army in World War II, and this experienc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war European history. Geoffrey Barraclough, another well-known British historian, was a major serving in the Royal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He contributed useful advice to the anti-fascist activities i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by providing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Germany. The heroic acts of the historians in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 reveal the truth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the anti-fascist struggle is a great people's war all over the world.
Keywords: historians, anti-fascist war, Second World War, Nazis, intellectuals
【作者簡介】
朱孝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歐洲史、德國史。主要著作有《宗教改革與德國近代化道路》《德國農民戰爭的政治目標》等。周施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德國史、世界近代史。主要著作有《信仰與生活：16世紀德國紐倫堡的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