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天津衛本是順應京冀需要而設立的，京津冀三地當時在行政上一度是“一家”，津冀等地在一定意義上孕育了首都北京，又從軍事上有力地拱衛北京。京津冀有水陸交通線相連通，在產業、特產等方面互通有無，雙贏互惠。

【關鍵詞】 明清 京津冀 北直隸 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明清時期，北京的名稱曾有變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一度以開封為北京，稱今天的北京為北平。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北平為北京，設順天府管理近京地區，領5州22縣。明清時期順天府范圍比今天的北京市稍大。天津起初稱天津衛，于永樂元年（1403年）啟動設立，清代將天津衛先后改為天津州和天津府。明清北京周邊順天等8府2州（至乾隆間增為11府6州）及萬全都司統稱為京師或北直隸，大致相當于今天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一帶，而與鄰省交界之處古今又頗有出入。明清時期，京津與北直隸其他地區即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表現，主要可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京津冀地區行政上一體化管理

今天的京津冀三地在明清時期行政上一度是“一家”，基本實行一體化管理。洪武二年（1369年）設立北平行省管理北平及周邊地區，洪武九年（1376年）改為北平布政司。永樂元年（1403年）改設北京行部，意思是以六部派出機構管理北京及北直隸其他地區。

天津衛設立后，因為衛所不屬于行政機構，所以該衛和其他布防在北直隸的衛所一樣，歸北京留守行后軍都督府管轄。至宣德三年（1428年）最后廢除北京行部及行后府，至此包括京、津在內的北直隸地區軍政事務，由中央六部及后軍都督府直轄。

大約在正統時期，北直隸設立巡撫，然廢置不常。成化八年（1472年）分設兩巡撫，順天（薊州）巡撫轄順天、永平2府，保定巡撫轄真定、保定、河間、廣平、順德、大名6府，天津衛屬于保定巡撫轄區①。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設立薊遼總督，節制薊州、保定、遼東軍馬。入清以后幾經變化，至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隸巡撫為直隸總督，除了管轄順天8府2州外，還包括北京西北的宣府鎮（康熙間改為宣化府），僅就北直隸而言轄區超過了明代的薊遼總督。

明清時期的順天府除了今北京市部分地區外，也包括今天津市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區，說明京津冀地區密不可分，而負責部分或整個北直隸地區的巡撫及總督的設立更說明了這一問題，因為督撫也有行政權。

津冀兩地在軍事上拱衛北京

朱元璋創立大明以后建都南京，朱棣即位后遷都北京。明遷都北京的原因眾說紛紜，依永樂十四年（1416年）文武百官的解釋說：“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圣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②。這里概括了北京作為都城的諸多優勢：龍興之地，險要環護，物產豐富，交通便利，足以控馭四夷并俯治天下。其實，朱元璋時期正是因為北平一帶山川險要，北有燕山山脈扼守，又處于抵御蒙古的前線，所以才將四子燕王朱棣分封北平（次子等封西安、太原）。靖難之役爆發后，朱棣成功登上皇帝寶座。朱棣取勝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建立了以北京（北平）城為中心的根據地。北京之所以能成為明成祖建都的選擇目標，很多因素都與北京城所在的北直隸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遷都北京以后，天子及國都臨近蒙古。為了抵御蒙古及保衛北京，明朝于北邊在都司衛所基礎上設立了若干軍事重鎮，習稱“九邊”。其中，北京東北有宣府鎮（治河北宣化），北邊有薊州鎮（天順四年后治河北遷西三屯營），東北有遼東鎮。嘉靖間蒙古俺答汗崛起于漠南，多次進攻明朝，明廷于是設立了昌平、保定兩鎮守總兵，加強了北京城西北和南部的邊鎮建設。萬歷時期又從薊州鎮東協分出山海鎮。明代中后期邊鎮軍隊成為國家主力，宣府、薊州、昌平、保定、山海等鎮，同其他邊鎮軍隊一道多次抵御蒙古進攻，使明朝避免類似北宋的南遷之禍。

天津“為京師門戶”，對北京的拱衛尤值一提。明代天津三衛每年都向北京選派駐軍。十六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進攻朝鮮并威脅明朝。于是，萬歷二十年（1597年），明廷一度命保定總兵倪尚忠移駐天津。后金興起以后，天津成為集兵供餉的橋頭堡。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前后，明廷添設鎮守天津總兵官，天啟元年（1621年）設立天津巡撫，總攬轄區內的治民、軍事，當然還負有拱衛京師的責任。到了清代，天津多次充當保衛北京的角色，這在1840年以后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尤為明顯。

總之，與北直隸山川險要、地理位置、歷史積淀等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若干因素孕育了首都北京，某種意義上是借朱棣之手促成了遷都北京，從而使北京在金元之后再次成為首都，并影響后世。明清時期津冀軍隊拱護北京，而且還選派軍隊赴京防守，為保衛首都做出了應有貢獻。

水陸交通線聯絡京津冀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化交通設施，水運已顯便捷。元代再次大修運河以服務于大都（今北京），其中北運河聯系天津和通州，通惠河聯系通州和北京。明初沿襲元朝做法，借助海運運糧至天津。但是，海運漕糧風險大，加之有倭寇騷擾，所以明成祖朱棣便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人疏通會通河。完工之后，《明史·河渠志三》作者稱，“海路并罷”。

北直隸地區另一條運河由天津抵達薊州。明朝天津轉運的糧食除供給北京外，另一個主要去向便是充邊防軍餉。永樂十三年（1415年）江南的漕糧專以河運，海運部分地保留。明朝還要另外通過海路從山東等地運三十萬石漕糧到天津，其中大部分（24萬石）則是要輸往薊州。明朝天順初年以前，薊州運糧“由直沽出東海（東邊的渤海），由東海折入北塘口上達薊州”。后因漕船在渤海屢被風浪漂溺，于是天順三年（1459年），開鑿天津直沽河口至北塘河口的新河。此后，薊州運船不再經行渤海，轉運軍糧到薊州就更加方便了。

明清時期，無論是海運還是河運，天津都是重要的轉運中心之一。天津除了將漕運糧餉轉遞北京外，還提供物資運輸服務。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命撥天津三衛官兵6154人“拽運營建大木”③。

天然河道也具有運輸功能。據民國《高陽縣志》卷九記載，大清河支流流經該縣，明朝時“東南之貨賄，天津之魚鹽，晉恒之材木，畢集于”縣城南洪濟橋旁。

除了水運以外，陸路也值得一提。以清代為例，據雍正《畿輔通志》卷四十三記載，包括順天府在內的北直京畿地區“驛站七十有七”。從北京，“東發通、薊趨山海關以達盛京，北起昌平、宣化出居庸由蔚州以達三晉，出張家口踰長城以通蒙古，南下良鄉、涿州……歷湖南北以盡滇、黔。蓋四海之內，驛路咸會歸于神京”。也就是說驛路以北京城為中心，穿過北直隸驛路可從東西南北四面輻射到全國廣大地區。

大運河供給北京糧食和其他物資，保證了北京生計及軍隊戰斗力。京津冀一帶的水陸交通線，對確保各省在中央領導下有力地支援京師起了很大作用。

京津冀商貿互通有無

明清專門負責漕糧運輸的軍隊稱為“運軍”。明廷為了安撫運軍，“許運船附載土宜，免征稅鈔”④。也就是說這些運軍可以在漕船上攜帶一定數量的土特產往來販賣，實行免稅。這樣一來，便促進了民間貿易的發展。

天津是漕運的樞紐，南北商品匯集于此，這些商品被銷往很多地方，其中也包括北直隸部分地區（今河北省）。據萬歷《任丘縣志》卷二記載，該縣絲織品、紙張、鐵器、稻米等“咸取給于泊頭、天津”。據吳松弟、樊如森等研究，1860年以后由于天津被迫開埠，河北很多地區都成為天津出口商品的腹地。此外，天津及附近渤海岸地區盛產長蘆鹽，鹽運司設立于古長蘆（今河北滄州附近），下分滄州、青州兩個分司，其中青州分司萬歷間移駐天津。長蘆鹽主要行銷北直隸、河南彰德和衛輝二府，以及宣府、大同、薊州等邊鎮。

北京作為都城需要大量糧食。在明清時期，今津冀一帶許多商人來京販糧。據嘉靖《河間府志》卷七記載，青縣、滄州、故城、興濟、東光、交河、景州、獻縣等向京師販賣糧食“皆漕挽”，河間、肅寧、阜城、任丘等處主要憑“陸運”。清代靜海也有到京師賣糧者。另一方面，北京也吸納津冀之土特產等。《河北通史》第六卷記載，明代遵化所產鐵主要供“兵仗局打造軍器、制作軍裝”等，清代涿州附近桃屯的桃子有“秋碧飽京都”之稱。雍正《阜城縣志》卷十二記載，該縣特產斜紋帶、布、被、手巾等也被運到京城販賣，“多聚于花市”。

綜上所述，今京津冀地區在明清時期的協同發展頗具啟示：天津衛本是順應京冀需要而設立的，京津冀三地當時在行政上一度是“一家”，包括京津冀在內的北直隸之內外因素一定意義上孕育了首都北京，津冀從軍事上有力地保衛了北京。北運河、天然河段及陸地驛道連通京津冀，北京借助津冀交通網絡進一步輻射到全國。憑籍交通等平臺，以及京、津等大城市的輻射影響，京津冀在產業及特產方面互通有無，雙贏互惠。首都是國家的心臟，沒有首都無以立國；但首都也需要周邊乃至全國的大力支持。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系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大明會典》卷一二八《鎮戍三·督撫兵備》。

②《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二，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

③《明武宗實錄》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癸未。

④（清）張廷玉：《明史》卷七九《食貨三·漕運》。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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