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地緣政治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東歐從古到今都被周邊大國作為稱霸歐洲和稱霸世界的重點或起點。受制于大國勢力、大國文明，東歐民族和國家不得不在東西方大國的廝殺與博弈中求生存和發展。大國在劃定勢力范圍和構建世界體系的時候往往以自身利益為重，極少考慮東歐民族或國家的利益與訴求，多半將它們當作相互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或爭奪和控制的客體。這種國際政治現象時至今日仍有極強的穿透性，仍然影響著中東歐國家的內政外交。無論是冷戰時期受制于蘇聯，還是如今的“回歸歐洲”，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大國勢力的此消彼長。
【關鍵詞】東歐 大國博弈 地緣政治 社會轉型 文明沖突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東歐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大體上源于冷戰期間，指歐洲二戰分裂后與蘇聯以及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八個國家。在地理位置上，前四個國家地處中歐東部，后四個國家地處東南歐。東歐從何而來？又到何處去？這些國家冷戰之前、之中、之后的社會發展各有什么特點？其中的主線是什么？影響它們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通過縱向的梳理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本文將展示東歐國家社會發展的曲折性、復雜性及其成因。
民族構成的復雜與不同文明的牽扯
比起與它同期相對應的西歐，比起與它相聯結的蘇聯歐洲部分，東歐最獨特之處就是地區的向心力比較差，社會發展主要受控于外部勢力。造成這種特殊之處的原因，一是東歐地區的民族繁多、分布比較復雜，二是東歐民族受不同文明的牽扯。
東歐地區的民族既包括在政治體制和現代國家主權上強制劃分的群體，也包括在歷史傳統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區分的群體。這兩種群體在不同階段各有側重，但在更多的時期是交叉在一起的。東歐民族不僅數量多，而且使用不同的語言和信奉不同的宗教，因而構成就更加復雜。世界各地的語言與民族并不總是對應的，但在東歐則成了各民族的重要標識之一，基本上是什么民族講什么語言。僅就主要民族的語言來說，東歐民族就有分屬印歐、烏拉爾的兩個語系，拉丁、斯拉夫、烏戈爾和阿爾巴尼亞四個語族，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東拉丁和匈牙利五個語支，共有波蘭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語、保加利亞語、阿爾巴尼亞語、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十種語言。如果再將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考慮在內，東歐的語言種類還要更多。
宗教是一種與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適應的社會文化現象，其社會功能除了可以解除人們的精神緊張，調節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之外，還可以整合社會。在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個世界性的宗教中，東歐主要民族所信奉的就占了兩個，即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基督教三大派中，東歐主要民族所信奉的也占兩個，即天主教和東正教。在東歐的主要民族中，有的民族內部也有少數人由于種種原因信奉與本民族主要信仰不同的宗教，如一些塞爾維亞人信奉伊斯蘭教，一些阿爾巴尼亞人信奉天主教或東正教，但是，大多數民族整體信仰的宗教是一樣的。
對民族而言，語言和宗教一方面可以強化民族的構成因素，通過共同的信仰增進人們對本民族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它們又強化了民族的排他性，催生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比較起來，宗教由于自身的特點在這兩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處于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交匯處的東歐地區成了幾大宗教力量此消彼長的場所，從而使這一地區各民族間的關系比較緊張。
除了語言和宗教之外，東歐民族構成的復雜性還有兩個表現：其一，東歐廣泛地存在著許多其他民族，如土耳其人、吉普賽人、猶太人等；其二，各種民族交叉分布，這在東歐民族國家形成之后特別明顯，如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人，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東歐國家中的吉普賽人等。西方學者將民族的這種分布狀況形象地稱為“馬賽克”。①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分裂之后，這種“馬賽克”現象更顯嚴重。東歐民族與宗教上的復雜性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東歐作為一個整體缺乏認同感和凝聚力，不僅形成不了單獨的文明區域，而且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比較多，各民族之間的彼此認同感比較低。
與此同時，東歐的地理位置又特別重要。東歐是連接歐洲東部與西部的橋梁和扼守歐亞非三大洲的咽喉要道，分屬不同文明的東西方大國從古到今都十分看重對這個地區的爭奪和影響，這進一步分化了這里的民族和國家并弱化了東歐整體的內聚力。這些民族的肉體和靈魂被東西方不同文明撕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斯洛文尼亞等民族在人種上與歐洲東歐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民族一樣，都是斯拉夫人，但宗教信仰卻是歐洲西部最流行的天主教。在巴爾干半島上的斯拉夫人中，塞爾維亞、黑山、保加利亞等民族主要信奉東正教，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民族主要信奉天主教，馬其頓人多數信東正教但少數信伊斯蘭教。有西方血統的羅馬尼亞民族主要信奉東方的正教，而有東方血統的馬扎爾人（匈牙利人）信奉西方的天主教，巴爾干半島的古老民族阿爾巴尼亞人則三種宗教都信。因此，長期以來，東歐的民族和國家搖擺和掙扎在西歐文明、俄羅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在東西方大國的廝殺和博弈中求生存。
東歐地區歷史上的“強國”與近代的民族國家
東歐的民族和國家缺少地區向心力，還與它們或輝煌或悲哀的歷史記憶相關。這里的民族有的是直接由當地的土著居民發展而成，有的是外來民族逐漸演化而成，而更多的是由前兩者融合而成。不論哪種民族，在其早期歷史上都曾有過存在時間長短不一、大小不等、強弱不同的國家。在斯拉夫人的早期國家中，保加利亞王國出現得最早。681年，保加爾人打敗拜占庭之后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亞王國，一直存在到1018年。②波蘭在8～10世紀出現以城市為中心的維斯瓦、瑪佐夫舍、波蘭等公國。963年，梅什科一世在這些公國的基礎之上建立了統一的波蘭王國。這個王國興衰交替持續了九個多世紀，直到18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國瓜分后才不復存在。830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了大摩拉維亞王國，只存在了76年。但在波希米亞，捷克人又建立了延續700多年的捷克王國。880年，布拉尼斯拉夫建立了克羅地亞王國，一直存在到1090年。1200年，斯提芬二世建立了統一的塞爾維亞王國。在非斯拉夫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從公元前5世紀起就建立了恩凱萊、陶蘭特、伊庇魯斯和阿爾迪安等王國，但到公元前3世紀陸續消失了。1000年，伊斯特萬建立了匈牙利王國，存留時間長達500余年。羅馬尼亞的瓦拉幾亞于1290年、摩爾多瓦于14世紀中葉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公國。
然而，由于內外多方面原因，東歐的早期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延續下來，能代表它們自身文明最高成就的國家發展全都中斷了，沒有像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等那樣發展成世界性大國。但歷盡千辛萬難東歐各民族始終生活在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只是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都被打上了不同程度的歐洲東部或西部的烙印。與交匯于此的世界性大文明相比，東歐的文明顯得太弱小了；與承載世界性大文明的大國相比，東歐的早期國家大多也處于弱勢地位，偶爾坐大，也是地區性的和暫時性的。除了伊利里亞的幾個公國出現的時間比較早之外，東歐其余的早期國家都出現在7～14世紀。比較一下時間就不難看出，這也是羅馬帝國（公元前27～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國（330～1453年）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1300～1922年）興起和發展的時期。奧斯曼帝國后延的時間雖然較長，但興盛時期還是在18世紀中葉之前。這三個世界性大帝國在征服、統治東歐地區的時候，也強化或推行了它們的文明，如政治文明、宗教文明等。面對這些強大的帝國和帝國文明，東歐地區的各個民族都進行過抗爭，有時甚至還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但是大多數抵抗者或者在抵抗的過程中、或者在失敗之后，自身的文明不斷褪色，而大國文明的色彩不斷加重。
與此相聯系，到了近現代，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的社會發展更是籠罩在大國的陰影之中。甚至可以這樣說，東歐地區近代民族國家的“生”、“死”和“怎樣活”等重大問題都是由大國決定的。東歐的民族只能聽命和認命，而無力抗爭。
歐洲民族國家是在文藝復興以后開始形成的，歷時兩個多世紀。在西歐，原本封建制度發達而民族認同不強的國家隨著封建王權的確立、國際法準則的形成和民族文學文化的發展，逐漸確立了以國家為框架的民族認同。但在東歐，由于歷史上的早期國家一體化程度不強以及長期受異族的統治和不同文明的影響，這里民族的政治發展并沒有像西歐那樣發生明顯的變化。不僅如此，就在許多西歐民族國家崛起為世界性大國的時候，東歐各民族卻處于東西方大國的壓迫之下，為生存和獨立而苦苦掙扎，直到1878～1919年間才陸續建立起民族國家。東歐民族國家的出現固然離不開各民族長期不懈的爭取獨立的斗爭，但是，為它們開具“出生證”的卻是東西歐大國。
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早在1861年底就聯合成為統一的羅馬尼亞并于1866年通過了相應的憲法。但是，歐洲各大國直到1878年7月才在《柏林條約》中正式承認，同時將比薩拉比亞劃歸俄國。保加利亞的“自治公國”地位也是《柏林條約》給予的，但在地域上只包括保加利亞北部和索非亞地區。阿爾巴尼亞1912年從俄、法、英、意、德、奧六國外長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上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實際控制者還是六大國，其領土和人口尚不及阿爾巴尼亞人所希望的一半。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1929年改稱南斯拉夫王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出生證”則是被各大國“放在”了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當中。《凡爾賽條約》的制定者根據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規劃了東歐各國的邊界，因而使這一地區以民族、宗教、領土、歷史為載體的文明更為復雜。歐洲各大國給東歐國家開具的“出生證”都帶有種種限制條件，拿著這些“出生證”面世的中東歐國家或者有“內傷”或者是“肢體不全”的“殘疾國家”。比如，《特里亞農條約》將匈牙利3/4的領土和2/3的人口割讓給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訥伊條約》將保加利亞的西部馬其頓地區分別割讓給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希臘。由此造成的民族分布上的“馬賽克”現象成為這些國家在相互關系上以及與大國的關系上難以愈合的“創傷”。表面上看，凡爾賽條約確立了東歐各國的獨立主權地位并且劃定了它們的疆界，但背后又潛伏著無限的危機。在這里，“很可能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少數民族，其中一些人安于他們的境況，一些人從最初就吐露過他們的敵意，許多人在經歷多年令人沮喪的不平等待遇之后，終于滿懷怨恨”。③
大國交易與東歐的誕生
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東歐產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其突出的特征就是與蘇聯緊緊綁在一起，故有“蘇東”、“蘇聯東歐”、“蘇東地區”等說法。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中，民主德國是法西斯德國的一部分，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站在法西斯一邊，屬于軸心國。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親法國和英國，但都沒能逃過被法西斯國家瓜分、占領的命運。其中，波蘭還是被德國和蘇聯瓜分的。無論哪一類國家都沒有與蘇聯結盟的。這些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有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有的是君主國，德國還是法西斯國家。在經濟體制上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但發展程度上差別很大，有的是發達的工業國，有的是工業—農業國，有的是比較落后的農業—工業國甚至是農業國。
東歐這些國家不論是追隨德意的，還是緊跟英法的，或是試圖在德意、英法和蘇聯之間搞平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命運都很悲慘。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被德國肢解，阿爾巴尼亞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領，波蘭同年9月被德國和蘇聯第四次瓜分，南斯拉夫1941年4月被德意占領。匈牙利在戰爭期間傾全國之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德國，可當它在嚴重失敗面前略有動搖的時候，1944年3月就被德軍占領。羅馬尼亞為了保住在《凡爾賽條約》中從鄰國獲得的領土，20世紀20～30年代先是試圖在東西方大國間搞平衡，后與德意結盟。然而，德國為了平衡匈牙利和保加利亞，1940年8月迫使羅馬尼亞接受維也納仲裁，將領土和人口的1/3先后劃歸蘇聯、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保加利亞為了實現領土收復和擴張在戰爭中與德國為伍，雖然進退都不像匈牙利那樣盡力，但仍沒能避免成為德國的“殉葬品”。
總之，這些國家二戰前沒有與蘇聯結盟的，在社會發展上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共同之處。然而，地理位置上東中歐和東南歐的這些國家怎么成了地緣政治上的東歐了呢？
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世界社會主義等方面的著述都比較強調這些國家某些具有共性的內在因素，如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的意愿、反抗或抵抗法西斯運動等。毫無疑問，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但是，最重要的或許不是這些。比如，從共產黨力量的角度看，在后來成為東歐的這些國家中，共產黨雖然在二戰之前就存在了，但總體上說都是規模較小的，處境艱難，活動有限。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兩國的共產黨之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戰后初期在國內政治生活中還不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在后來成為西歐的那些國家，如意大利、法國和希臘等，共產黨不僅人數甚眾，而且擁有可觀的武裝力量。可是，這些共產黨后來的命運卻恰恰相反，東歐的共產黨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宰，而西歐的共產黨只能在政黨政治中求生存謀發展。
對于東歐的出現來說，蘇美英等大國在戰時的合作和戰后的勢力范圍劃分是關鍵的促成因素。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了國際反法西斯聯盟，而蘇美英則是這個聯盟的核心。它們不是一般的國家間聯合，而是奉行社會主義制度和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東西方兩類國家之間的合作。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與英美正式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它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進行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同時也很復雜，自始至終伴隨討價還價并伴以明爭暗斗。單從歐洲戰場格局看，英美與德國的戰場在中歐的西部和南部，而蘇聯同德國及其仆從國的戰場在中歐的東部和東南部。1944年春，蘇聯紅軍把敵軍趕出國土后，越過蘇波邊境迅速向中歐和東南歐挺進。在這種背景下，1944年10月，丘吉爾和斯大林通過密談就今后各自活動的區域、范圍和程度的劃分達成了默契，這就是后來所謂的“巴爾干百分比”。以后兩國外長又多次協商，這個百分比的具體比例也有改動。最終，中歐的東部和除希臘之外的巴爾干半島都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參見下表）
蘇聯紅軍在追殲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過程中，先后解放了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消滅了匈牙利、保加利亞的法西斯勢力，清剿了羅馬尼亞境內的德國軍隊，配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解放了貝爾格萊德，沒有到過的只有阿爾巴尼亞。戰爭結束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東部由蘇聯占領。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成了戰敗國，盟國在這些國家中設有管制委員會。委員會名義上由蘇美英三國共管，但實際運作中卻本著誰占領、誰負責的原則，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蘇聯。“占領土地的人也要把他自己的社會制度強加在自己占領的土地上。每個人都強加他自己的社會制度。只要他的軍隊有力量這樣做。不可能是別的。”④在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主要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因而在客觀上與蘇聯的聯系十分密切，也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歐洲很久以前就分成兩個各自單獨發展的部分，一部分與古羅馬和天主教聯系在一起，另一部分與拜占廷和東正教聯系在一起。但是，二戰之后，這兩個歐洲之間的邊界向西移動了幾百公里，一些認為自己屬于西方的國家驀然發現自己此時處于東方了。”⑤米蘭·昆德拉的這段話反映了一部分中歐和東南歐國家民眾的心態，也是后來他們逆反蘇聯控制和蘇聯模式的隱形底色。
東歐社會發展的主線
東歐的產生是美英蘇大國之間博弈的結果，這里的民族和國家全部被西歐大國及其承載的文明所拋棄，被置于蘇聯的控制和影響之下，成為地緣政治上的東歐。政治、經濟、外交等“硬聯系”的“切割”容易，可文化上“軟聯系”的“切割”卻不易。在冷戰歲月中，幾乎所有國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過抗爭，或者希望保留自身文明的某些特征，如建立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希望回歸西歐文明的某些方面，如建設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但是，東歐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嘗試開始是“喜劇”，進行過程中是“鬧劇”，而結局都是“悲劇”。
沒有美英蘇之間勢力范圍的劃分，這些國家也不可能與蘇聯結盟和走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東歐國家的社會發展中，社會主義既是連接蘇聯與東歐國家的一條紐帶，更是蘇聯控制東歐國家的一種手段，而且后者從屬于前者。
1944～1948年間，為了維持與西方國家結成的戰爭聯系和維護在戰后的既得利益，蘇聯沒有支持甚至反對東歐國家迅速確立社會發展的蘇聯模式，而推行一種被稱為是人民民主的社會制度。有學者指出：“斯大林之所以讓東歐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不急于實行社會主義，主要是從同西方國家關系的策略角度，也就是從蘇聯當時外交政策的需要考慮的。”⑥其實，人民民主制度就是斯大林維持戰時與西方大國合作關系的一種具體化。問題在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出于對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能敵視和反感，再加上獨霸天下的欲望，不可能將戰時與蘇聯的合作持續下去。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凱南的“遏制政策”，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等都是針對或打壓蘇聯的。
所以，蘇聯與西方國家的戰時聯盟沒能持續多久，很快就被1947年開始的“冷戰”打破。“冷戰”指的是1947年開始的美蘇之間除了直接動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敵對行為，范圍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蘇聯同西方關系發生的變化反映在東歐政治發展上，主要體現為政治上實行了共產黨的一黨制，經濟上實行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計劃管理，對外關系上完全倒向蘇聯一邊，完成與西方的“硬切割”和與蘇聯的“硬連接”。從這時起，“東歐國家國內生活中清楚地出現了一種新的取向，那就是社會組織的斯大林模式”，⑦東歐國家發展的蘇聯模式變成了蘇聯徹底控制東歐的標志，至此，真正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東地區”正式形成。
在以后的40多年里，東歐國家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緊緊地依附于蘇聯，蘇聯則是加強對東歐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控制。原本充滿多樣性的、“萬花筒”般的東歐被迫接受統一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東歐的獨立自主訴求與蘇聯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之間，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矛盾與沖突。完全照抄照搬蘇聯模式、接受蘇聯的領導與尊重本國國情、實現本民族利益相違背，探索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尋求主權獨立和與蘇聯的平等關系又受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的制約。這樣一來，沖破蘇聯模式、擺脫蘇聯的控制和要求獨立自主就成了這一時期東歐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
夾在相互對立的東西方大國之間，東歐這些小國無權、無力也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與蘇聯結盟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無奈之舉。但是，這些國家身上有多種反對蘇聯控制和蘇聯模式的基因。在無法公開抗爭的環境中，這些基因常常以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本國特色等形式表現出來。蘇聯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隨著時間推移也必須對體制中的各方面弊端進行改革，同時也要求東歐國家同步跟進以便牢牢地控制住東歐。原本就排斥這種模式的東歐國家當然樂不可支，不僅跟進，甚至在改革方面走得更遠，企圖擺脫蘇聯模式和蘇聯的控制。于是，改革就時常突破蘇聯所能夠允許的底線。改革還是不改革，改革到什么范圍和程度，實際上也都成為蘇聯控制東歐的一種手段。
蘇聯對東歐的控制甚至到了出兵鎮壓的程度。但因屬于“蘇東地區”內部的事務，西方國家對此只是袖手旁觀，從沒有從國家角度或國際法角度干預過，更不用說武力干涉了。當然，西方在輿論宣傳上攻擊、明里暗中支持東歐國家的反對者等方面不遺余力。但是，這些畢竟拿不到臺面上來。所以，在東西方大國關系和蘇聯控制不變的情況下，連接“蘇東地區”的紐帶就斷不了，東歐國家怎么改革都不可能擺脫蘇聯控制和蘇聯模式。
轉型還是回歸？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各國相繼發生了急劇的社會制度變革，即所謂的東歐劇變，其實質就是脫離了蘇聯控制和蘇聯模式，就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關于東歐劇變的原因，近20多年來，世界上不同的人們懷著不同的心境做出了許多不同的解讀。如果不作價值上的判斷，除了東歐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和民族等方面的深刻危機，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就是蘇聯放松了對東歐的控制和放棄了蘇聯模式。這又反向地證明了東歐的社會發展受制于大國的事實。
戈爾巴喬夫1985年成為蘇共新的領導人之后，面對蘇聯長期積累下來的重重內政外交難題，立即擺出一副與過去決戰的架勢，“竭力推行改革，力圖使黨內和全國人民相信，只有進行某些改革，才能使已經處于病態的經濟不至于更加惡化”。⑧所以，他先是在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在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七大上又明確地提出了根本改革經濟體制的方針。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詳細論述了自己的改革設想和對外政策的新思維。在前一方面，戈爾巴喬夫主張在指導思想上實行多元化，也就是蘇共不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唯一的指導思想；在政治上實行多黨制和議會制；在經濟上搞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蘇聯的經濟基礎；在軍隊里搞非黨化和非政治化。在后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提出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用普遍安全取代軍備競賽；兩種社會制度的國家應當和平共處，國際關系應非意識形態化；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不難看出，與以前蘇聯領導人的改革不同，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是在顛覆蘇聯模式。
在這種“新思維”的指導下，戈爾巴喬夫一改蘇聯以前控制東歐的做法，主張在“自由選擇”、“絕對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礎上發展蘇聯同東歐國家的關系。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蘇東關系的新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絕對的完全平等，這就是執政黨對自己國家事業的負責精神，從愛國主義的角度服務于本國人民；這就是對社會主義共同事業的關心；這就是互相尊重、嚴肅對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進行的試驗，以及進行自愿的多種形式的合作；這就是大家都嚴格遵守和平共處原則”，“社會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學習的‘模式’”。⑨
戈爾巴喬夫不僅推動蘇聯放棄了蘇聯模式、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鼓勵和支持東歐各國擺脫蘇聯模式。比如，他贊成波蘭實行多黨制，甚至認為波蘭的改革就是蘇聯改革的“當今和未來”。⑩匈牙利正式決定實行多黨制后，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對蘇聯改革的巨大支持。再比如，戈爾巴喬夫對試圖堅持蘇聯模式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領導人提出批評和譴責，明確表示“凡是主張保留原來由黨控制的‘行政命令’制度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蘇聯不再給予支持”。?正是在戈爾巴喬夫的鼓勵和支持下，上個世紀80年代東歐才有可能發生以放棄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主要特征的劇變。其實質是不僅拋棄蘇聯模式，而且中止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沒有蘇聯自身的變化和它的允許、鼓勵和支持，東歐國家不可能將蘇聯與它們自己緊緊綁在一起的紐帶掙開，即單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擺脫蘇聯模式。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蘇聯于1991年底解體，分裂成俄羅斯聯邦等15個獨立主權國家。在控制了東歐近半個世紀的大國不復存在的同時，二戰之前控制東歐地區的西歐以及美國啟動北約和歐盟東擴，將這些國家拉入自己的懷抱。對東歐國家來說，由于擺脫了在過去近半世紀牢牢控制它們的蘇聯和蘇聯模式，原本就沒有徹底消失的“西歐基因”重現并且主導了“返回歐洲”的社會發展進程。于是，東歐國家似乎不僅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甚至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
民主德國于1990年5月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德國）合并成新的德國。南斯拉夫于1991～1992年間解體，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馬其頓先后宣布獨立，塞爾維亞和黑山則組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南聯盟）。2003年2月，南聯盟改稱塞爾維亞和黑山。2006年6月，塞爾維亞和黑山分手，成為兩個獨立國家。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正式分離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至此，原東歐8國演變成了大大小小13個國家。?
東歐劇變之后的國家或劇變之后新誕生的國家都不再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價值取向上都從馬克思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絕大多數國家的對外政策也從對蘇聯的依附轉向美國和西歐。與此同時，作為一個獨特的地緣政治區域的東歐成為東中歐和東南歐兩個地理區域。在稱謂上，各種相關研究文獻中出現了“中歐”、“另一個歐洲”、“中間地帶”、“中東歐”和“后社會主義”等各種說法，但最流行的稱謂是“中東歐”。沒有了冷戰的藩籬，沒有蘇聯的陰影，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中東歐國家不再有任何共同的硬性約束，在社會發展各方面上的差異性非常突出。
在政治制度上，中東歐國家都一改單一共產黨執政、單一蘇聯模式的現狀。政黨是多元的，其中不占主導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是多元化的了。除由原共產黨演變或分裂而來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以及堅持信仰不變的共產黨外，這個地區還出現了許多重建的或新建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政黨或團體。與此相適應，這些社會主義政黨中雖然有堅持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但更多的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即便是民主社會主義，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或同一國家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也因在社會上和選舉中所處的地位而做出各自的解釋，國別性、民族性和政黨性特點比較鮮明。總結來說，社會主義政黨也不再是中東歐占主導地位的政黨，而是多種類型的政黨之一。除社會主義政黨之外，這些國家更多的還是極右翼、右翼、中右翼和中派政黨等類型的政黨。同時，社會主義不再是這些國家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只是若干種“主義”之一。除社會主義之外，這些國家中還有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多元化社會主義思想淹沒在各政治思潮當中，多樣化的社會主義政黨生存于不同類型政黨中間。
在經濟發展上，中東歐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都已經確立起來，但發展和完善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此基礎之上呈現出的經濟發展狀況也不一樣。比如，以2013年的人均GDP為例，斯洛文尼亞最高，為22657美元；人均GDP在20000美元以下、10000美元以上的國家有五個，捷克是19243美元，斯洛伐克是18089美元，克羅地亞是13655美元，匈牙利是13344美元，波蘭是13075美元；其余七國人均GDP都在10000美元以下，羅馬尼亞是8778美元，保加利亞是7582美元，黑山是7318美元，塞爾維亞是5667美元，馬其頓是5050美元，波黑是4866美元，阿爾巴尼亞是4108美元。?筆者曾經比較深入地訪問過所有這些國家，GDP排名靠前的六個國家中，老城、老房屋、老街道保存得都很完好，新城、新樓房、新馬路修建得都比較整齊、漂亮和寬闊；公共交通設施比較完善，檔次也較高；窗口行業設施比較完備，服務也非常周到，現代化氣息比較濃厚，人們的開放度也比較高。后七個國家的城市基礎設施都比較陳舊和落后，現代化氣息比較淡，但開放度都比較高。當然，人均GDP并不能完全反映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在這些國家中，相當多的人在海外打工，每年會將大量資金匯回或帶回國。這部分錢不計在GDP之內，而算在GNP中。例如，阿爾巴尼亞360多萬人中有100萬在意大利、希臘、德國、法國及西歐的其他國家打工，每年帶回或匯回阿爾巴尼亞的資金在十億美元左右。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小國中也普遍存在，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很大的。
在“返回歐洲”的程度上，中東歐國家之間的差別也比較大。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既加入了北約又加入了歐盟，阿爾巴尼亞只加入了北約，克羅地亞只加入了歐盟。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加入了申根區，其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還是歐元區成員。馬其頓、塞爾維亞、黑山和阿爾巴尼亞都已獲得了歐盟的候選國地位，克羅地亞是北約的戰略伙伴。雖然有個別國家（如塞爾維亞）對北約心存怨恨，但是，中東歐的所有國家要求加入歐盟，如今多數國家已實現了這個目標，其余的正朝這個方向努力。
綜上所述，由于地緣政治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東歐從古到今都被周邊大國作為稱霸歐洲和稱霸世界的重點或起點。這里的民族或國家雖然時常卷入國際政治的漩渦，可從來不是主角，只能是配角或犧牲品。大國在劃定勢力范圍和構建世界體系的時候以自身利益為重，極少考慮東歐民族或國家的利益與訴求，多半將它們當作相互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或爭奪和控制的客體。這種國際政治現象時至今日仍有極強的穿透性，仍然影響著中東歐國家的內政外交。就東歐近代民族國家而論，它們的誕生是大國戰爭的結果，后來的發展帶有“集體漂移”的特點。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受制于西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受制于蘇聯，冷戰結束之后又受制于西歐和美國。這種“受制”不僅是外交上的倒向，更重要的是社會發展模式的鎖定。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東歐既沒有被徹底征服，也沒有完全獨立。東歐的前生與今世如此，未來又會怎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注釋
①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February 1992, p.9.
②不過，近年來，有的保加利亞學者提出，第一保加利亞王國是庫勃臘特于632年建立的。參見Божидар Димитров,12 мита в бьлгарска история: Фондация. КОМ, София, 2005г. c3.
③［英］艾倫·帕爾默：《夾縫中的六國——維也納會議以來的中東歐歷史》，于亞倫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14頁。
④轉引自［英］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張金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5頁。
⑤Robert Bideleux ＆ Ian Jeffries,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Routledge, 2007, p.8.
⑥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374頁。
⑦Т.В.Волокитина, Г.П.Мурашко, А.Ф.Носкова, Т.А.Покивайлова,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М.:РОССПЭН,2002г, c.56.
⑧［美］達斯科·多德爾等：《戈爾巴喬夫——克里姆林宮的異教徒》，隋麗君、施魯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194頁。
⑨［蘇］戈爾巴喬夫：《十月與改革：革命在繼續》，http://sshtm.ssreader.com/bookinfo.aspx?ssid=11362717&lib=17，2008年6月20日。
⑩參見林軍：《俄羅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420頁。
?［英］雷切爾·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怎么葬送了蘇聯》，張金鑒譯，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210頁。
?根據“科索沃感謝你網站”（www.kosovothanksyou.com），截止到2014年7月初，世界上已有108個國家承認它的獨立，但包括俄羅斯、塞爾維亞、希臘、西班牙、羅馬尼亞在內的近100個國家尚未承認科索沃獨立。由于中國迄今為至尚未正式承認科索沃獨立國家的地位，所以，本文暫不把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網，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s
Kong Hanbing
Abstract: Due to the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starting point or focus of any ambitious plan of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dominate 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Subject to the power and culture of strong countries,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and countries had to survive and develop difficultly amid the fights and game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powers. The great powers often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 defin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establishing the world system and rare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or countries, and in most cases they only make the latter their bargaining chip or the target of their competition.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today and affects the domestic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hem the thing that mainly works has always been the shift of power among the strong countries. It is like this both when they were subject to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when they "return to Europe" now.
Keywords: Eastern Europe, great power game, geopolitic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lash of civilization
【作者簡介】
孔寒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東歐政治與外交。主要著作有《科索沃危機的歷史根源與影響因素》、《中蘇關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東歐政治與外交》、《東歐史》、《寒冰走蘇東》、《寒冰訪羅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