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中亞地區特殊的地緣政治和地理環境,歷來是戰略家必爭之地。雖然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擁有高科技便利,但要克服中亞地區獨特的地理障礙仍然困難重重。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占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在中亞的關鍵原因。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斗力。中亞和印度洋地區與我國的戰略安全緊密相關。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爾”高原在塔吉克語中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昆侖山脈、昆侖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群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峰群立,聳入云天,號稱亞洲大陸的屋脊。這樣的地形使世界霸權擴張勢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讓遠道而來的歐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國人屢戰屢敗,并因此視為“天獄”①畏途。
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在帝國擴張實踐方面相當有經驗的英國人對此頗有體會。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的“距離的摩損”理論,為“世界霸權的墳墓”說提供了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當有擴張邊界領土的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么隨著每一次帝國半徑范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范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著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②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因為過度擴張導致財力透支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以致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如果將這近乎力學伸展規律的分析結合前述歷史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印度洋不僅僅是古今帝國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是帝國擴張力量由“一鼓作氣、再而衰”轉入“三而竭”的地帶。
平面與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如果考慮到地理障礙的因素,現實中的帕米爾高原的區間距離就不能簡單地用思維中的平面距離來衡量。奧沙利文說:
相關的距離應該反映陸地和海洋的地勢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對移動造成的不同運動磨損??朔嚯x的耗費并不是一個常量,即便是在同一傳播媒介里也是這樣。當旅程延長而運輸的邊際費用下降的時候,量度點位之間距離的問題便產生了。相應的端點是國家最近的邊境線還是主要城市或軍事結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誠然,國家與強大的陸權勢力相對位置的變動,決定于測定距離上所選擇的終點和米制單位??拷K聯港口符拉迪斯托克③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內④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000英里,美國港口圣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托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⑤
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于(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后者屬于(相對)有障礙距離。只有介入“立體距離”的概念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系。翻山越嶺、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中國云南省從緯度看,其位置只相當于從雷州半島到閩、贛、湘、黔一帶的地理緯度,但由于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663.6米,這大大提升了云南與其東部各省的立體距離。如此,就不難理解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的結論。從這個視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其間任意兩點并不遙遠的平面距離,由于4000~7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這是歷史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臥于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重與路線長度成反比。”⑥同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為何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知到了這個規律,并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⑦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不管用什么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面積的真實關系。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⑧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涌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說:“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⑨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⑩。根據上述關于距離研究的新推進,可以補充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斗爭必勝的天堂。
有人會說,現代科學技術會縮短國家間的距離。但要知道,我們所說的距離并不是用于孤立的個人即馬克思所批評的“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那種“天馬行空”式的空間移動,而是指人類社會群體及其所需的相應生活物資在不同空間的移動,其運動規模與移動著的社會群體的大小相適應,一小隊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與遠征軍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規模是不同的。如19世紀的英國已有機械動力艦船和威力巨大的機械槍和炮火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蘇聯和美國已有航母、飛機、導彈,美國還有世界一流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技術,即使如此,它們在中亞的戰爭往往是在贏得初次戰役后便很快為這里的地理條件所消耗并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這是因為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中亞帕米爾高原有著幾乎無限大“立體距離”,而克服這樣的“立體距離”需要的是幾乎無限大的物質資源支持。麥金德說:“動物的人的第一個政治特質是饑餓。”11歷史上多有不遠萬里來到帕米爾的登高探險者,但沒有遠道而來的長期占領者。這不是因為遠道而來的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大部隊解決不了如馬克思所說的“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馬克思批評一些空想理論家時說: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2
馬克思在寫兩段文字時,曾在“個人存在”后面刪去了“這些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并不是在于他們有思想,而是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在手稿“必須能夠生活”邊加寫批注:“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些說明,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想象出來的,而是“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物質資料,同時也離不開物質資料。所謂技術改變距離的觀點有相當的想象成分,但若將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爾地區,他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這就是他將人與自然的聯系歸結于脫離物質制約的個體感覺而不歸于人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科技幫助少數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幾百萬人也可以占領珠峰的結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類社會群體的地理空間的大規模移動,并不取決于“沒有任何前提的”個人的運動能力,而是決定于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相應的物質資料能夠移動的規模。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占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北中亞的關鍵原因。
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用地緣政治的觀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點太落后了,說現代技術已超越地緣政治。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確。13
阿富汗是這個觀點的經典案例。在這里最先進的技術和最落后的部落進行了幾個世紀的較量,每一次總是技術落后卻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的一方取得勝利。19世紀初的英國可謂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英國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議和外,其他兩次作戰都是英方損兵折將且無功而返。20世紀冷戰時期,蘇聯依靠強大的常規作戰力量和地緣優勢,在阿富汗進行了為時六年的持久戰,結果還是被迫分批撤軍。2001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對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打了十多年,用盡了先進武器,結果西方聯軍還是碰得焦頭爛額。蘇聯當時在國防科技方面領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與其接壤,硬是打不下來。如果說蘇聯科技不如美國,那美國入侵結果還是一樣。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學》,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專門論及飛機出現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他寫道:
許多論現代軍事戰略的作家都說:大部分后方勤務的問題可以由運輸機來解決。他們建議拿能運載許多噸貨物的大型飛機來代替輪船與火車。大戰的經歷和零星發表的數字說明了,盡管僅僅是部分地說明了,現今作戰部隊所需物資量的龐大。這說明飛機雖然能夠協助和補充行動較慢的運輸工具,但不能代替這些運輸工具。對一個地區施加空軍力量,不僅要飛機飛到那里,而且還要保持它們的作戰能力。那就是說,要有一條供應充足的中間基地線、大量的特種汽油、炸彈、軍火、零件、備用的機器、修理隊、地面部隊和防空隊。就空軍由空中運輸自己必需品來講,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空軍是能自給的。德國人在這方面大概比其他國家較為先進,但他們在歐洲的作戰地區是一個完整的地塊,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個空軍基地,同時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互相連接。美國無須它的空中勢力在自己的大陸的周邊起作用,而是要它越過海洋和北極的荒漠。對美國來說,飛機在運輸物資方面不能起顯著的作用。15
盡管制空權日見重要,但實際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除了運送最特殊的項目外,在運輸一切物資方面占壓倒性優勢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國地理政治學者P.奧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獨到的研究,他寫道:
自16世紀歐洲人開始征服全球以來,距離的屏障在不斷地削弱,并帶來文化上的匯合,把我們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類共同體中來??臻g的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說,隨著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盡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的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7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教授1962年出版《沖突與防御:一般理論》一書,其中提出“力量遞度損失”理論,他認為:
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于海軍,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衛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說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在7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說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的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19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
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人心向背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如果擴張的利益與當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會更加增大擴張者因距離拉長而出現的阻力。博爾丁教授分析說:
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少。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磨擦效應之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21
事實上,當技術和人比較時,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當人與自然比較時,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術、人民和自然地理環境三位一體地優化結合形成的戰斗力,才是不可戰勝的。辛棄疾說的“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孟子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22,都是這個意思。人只能是環境中的人,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于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于人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斗力。而技術的作用多在于戰爭初期的戰役層面,這就是“點火”即挑起戰爭的手段更為方便了,但滅火得靠人,還要看能否控制火勢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還需東風,火勢蔓延的方向是由風向而非技術決定的。風向即民心,挑起戰爭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會引火燒身。美國人喜歡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國大兵卻被占據地緣政治優勢的阿富汗武裝部落打跑了,這些說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結束地緣政治。
還會有人說,科技可以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如果世界發展到把糧食、資源等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無限增長時,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與發展就可以無限持續下去。
這也不可能,因為這個假設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支持;也就是說,它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歷史經驗,不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判斷。比如,人類五千多年間發展了很多技術,但還是沒有解決糧食大幅增長遑論無限增長問題,不同的只是名稱的改變。戰國時期糧食畝產可達到幾百斤,雖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目前最高可達到畝產千斤。即使如此,這樣的產量也很難普及。糧食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規模催生,多少耕地大體能生產出多少糧食,這是農民都能算出的賬。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產生的。24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25 結果是子彈打倒了圣像。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26,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我們還是要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而地理條件和地緣政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面對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基本事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要衡量一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根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資源是決定一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7
一般說來,當一個民族處在被壓迫的時候,其外交政策還是有節制的,這時的國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難就可以了;當它崛起后轉向世界性擴張并因此壓迫其他民族,它就必須和世界人民作戰,這時的國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節制,即使以自毀的方式與帕米爾這樣無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歷史上唯一自覺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從希臘開始東征,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馬爾馬拉海岸的格拉尼庫河附近打敗波斯后,一路征戰南下敘利亞、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隨后他率軍北上返回亞洲,向波斯腹地進發,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高加米拉再次擊敗波斯,隨后進入波斯首都蘇撒和巴比倫。公元前330年,繼續東進攻占波斯舊都波斯波得斯。隨后便北上??税瓦_那,然后再到??D比勒,來到里海邊。后繼續東進蘇西亞,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爾,穿過開伯爾山口于公元前327年來到印度。越過印度河后受到當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與18世紀的英國人不同,此時的亞歷山大不是繼續深入更不是占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然后決定班師。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結論很明顯,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8 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折東返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斯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亞歷山大畢竟曾師從于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臨終前終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馬其頓帝國的有限邊界。麥金德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為英國政府提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亞是大國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地帶,但他卻沒有為英國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國的有限邊界,相反卻將他的國家驅趕到一個無法征服的“心臟”地帶。似乎是歷史的諷刺,盡管麥金德的理論使后來的世界圍繞中東熱鬧至今,而他的祖國——英國卻在來到印度洋、其海權事業達到頂峰后,其帝國事業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29的雙重感受合二為一地落在麥金德身上。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上帝卻讓他看到了帝國的黃昏。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是英帝國全球霸權的支撐點,印度獨立敲響了英帝國的黃昏暮鼓。
實踐說明,麥金德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理論邏輯上是通的,但實踐邏輯上是走不通的。那么麥金德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理論與實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錯呢?因為戰線拉的太長。鞏固長距離的戰果要比從它本身獲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國擴張方面也相當有經驗的美國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視,《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寫道: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并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用于創造財富,那么,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么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后又衰落的歷史說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系。30
從邏輯上推演,麥氏的理論符合幾何力學的原理。但圖上的邏輯與能力邏輯(或說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并不總是一致。如前所述,中亞是世界上區間平面距離與立體距離極不成比例的地區,一段不太遠的平面距離卻包含著極為巨大和極難克服的立體距離。戰爭本質上是拼裝備的,在國力不及之處開展軍事活動將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31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邊緣島國,它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歐洲中世紀時期,在大陸無法傳播的許多先進思想在英國落根并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640年,英國發生了開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資產階級革命,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辟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辟新市場,就成了英國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在世界擴張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為此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說英國“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用于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32。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英國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33;“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34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35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36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極力擴張,在戰役上基本沒有輸多少,而戰略上卻日益接近失敗,因為消化不了那么多戰果。他們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財”的道理,結果大量的戰果背面都是越燒越旺的被占領國對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人已沒有哲學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敗中國和俄國之前,還是比較節制,知道不可過分,因在適當的時候及時止戰才贏得了對華對俄的戰爭。當時日本人是借錢打仗,在獲利最大化時及時停戰。1905年,對俄作戰時日本方面在戰爭開始前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結束戰爭。那個時候日本軍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難,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幕府內戰中打出來的軍人,所以說話有譜。打贏中國和俄國后,日本的陸軍大學很多人都對戰略不感興趣,一副舍我其誰、敢作敢為的“少帥”作派。學戰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則需要時間和等待。由此發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勢,槍桿子失去政治節制的結果就是國家無法消化日本軍人抱回來的大堆戰果。1931年,日本軍費占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戰線也開展拉長,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戰線已遠超出日本國力的極限,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34.6%,至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戰線已拉到印度洋并進入緬甸,與此相應,其軍費與國民總產值的比例也迅速沖至98.5%,37也就是說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但這時的日本還是一味蠻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后才徹底認輸。與此相反,1943年是中國在戰役上失敗得較多的時候,可我們的國際地位卻進入開羅會議的四大國之中,盡管在其中比較勉強,但是中國畢竟是參加了開羅會議,成了后來的四大戰勝國之一。還沒有戰勝就進入了戰勝國行列,這其中輸贏,全在哲學境界的高下。
石油、美元迫使美國對印度洋有越來越深的依賴
進入21世紀的美國也在進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說,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并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當時很多報紙、媒體都將這則新聞解讀為蓋茨意在警告中國不要搞軍事競賽,不要發展軍備。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尼赫魯“有聲有色”曾作出誤讀的經歷相似——都沒有抓住要害。
美國是在蘇聯解體后開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帝國。布熱津斯基說:
美國對手的垮臺使美國處于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帝國,盡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39
布氏寫下這句話時是1997年,三年后便發生了“9·11事件”,隨后美國便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國便決定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美國也由此迅速衰落。這一幕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也發生在布熱津斯基面前,美國在新世紀起步時豪情干云,在結束時變成一場鬧劇。
美國這幾年的國防部長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這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美利堅民族利益與華爾街利益的分裂。美國這幾年因戰線拉的太長,以至今天已經打不動了。真正要為美利堅民族做事,就要收縮戰線,但美國現在沒有自己的實體工業,底特律老工業基地也垮了,美國也沒有國有銀行,只有華爾街控制的私有銀行。這樣美國就成了一個華爾街金融財團獨控的國家。華爾街是身處美國的國際人,他們并不反映美利堅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華爾金融的基礎不是美國的產品,而是中東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著美國人民去到中東打仗。但華爾街要石油不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價值。它要保證石油必須用美元交換,獲勝后是華爾街美國而不是華盛頓美國發財,華爾街按戰時表現再發點“補貼”給白宮。蓋茨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為美國做事,上任后就發現不是那回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聽華爾街的,所以每個任上的總統或防長都得沖進印度洋到海灣地區去打仗。但當他們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發現,比如蓋茨、鮑威爾、奧爾布賴特等。蓋茨說中國別學蘇聯,意思是別學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來這個世界是美蘇共同劃分的,美蘇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系,不能當真。結果勃列日涅夫當真了,打得美國沒有退路了,以至美國全民動員起來一致反蘇。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與蘇聯已恢復了雅爾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在聯合國聯手把英法趕出了地中海;當時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國只是喊話而不介入,就是因為美國承認那里是蘇聯的勢力范圍。但1962年,赫魯曉夫跑到古巴搞導彈基地,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國的勢力范圍,結果惹得美國輿論不滿,古巴導彈危機后,美國就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沒有斯大林有限哲學的智慧,他們有執行和貫徹上級命令的能力,但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鮮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就想對朝鮮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40,斯大林覺得蘇聯已無力在戰后繼續擴大戰爭。
現在我們再回來重讀蓋茨說的那句話,其意思是讓我們汲取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莽撞的教訓,外交上不要重復他們的錯誤。這話顯然善意的。
可這句話被我們有的一些媒體解讀為中國不要發展裝備,這客觀上是會使我們自廢武功、向西方妥協。這是不可以的。我們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們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澤東曾說:“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41所以第一島鏈42必須突破并堅決守住。中國東西兩面安全要有個平衡,東海的“安全帶”還沒系好又往西跑,這是跑不遠的。安全帶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釣魚島,除了主權的因素外,這里既是中國暢通太平洋的關鍵出口,更是“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接榫”地帶,釣魚島回歸中國可以斷絕了“臺獨”分子對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沒有系好東海“安全帶”系扣之前,空論西進很危險。
世界大國為什么都要爭奪印度洋,這是因為他們的擴張使其經濟發展與印度洋有某種依賴關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世界性的體系,誰占有了世界貿易和世界資源,誰就會擁有世界財富流向的主導權。而占領世界市場和資源,從地緣政治上看,就必須控制印度洋。英國和美國略為不同的是,英國基本上打的是市場,其占領印度是因為需要印度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與今天的美國不同,當年英國依靠的是民族工業的產品。英國人起家的時候對民族工業要求特別嚴,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后,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43所以英國本土的工業原創能力特別發達,發達的生產力要求更多的產品銷售市場及其利潤回流。由此英國與印度形成了依存關系,同時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國財政并由此拉倒英國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國就這樣給生生地耗倒了。今天的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石油美元使其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因為支撐美國金融的基礎在中東石油。這樣,與以工業產品為基礎的英國相比,美國的國力尤顯不足。這就是擁有同等擴張規模的美國比英國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對更弱,退出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美國的教訓及其啟示
從小生長在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44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于中世紀教皇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
最近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發生在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的當口,這是因為華爾街不喜歡這些民族的企業,因為它直接威脅到華爾街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黃金結算,這時美元靠勞動產品支撐。尼克松上任以后與華爾街有個交換,就是將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樣華爾街的錢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美國,同時只給世界提供各式債券。尼克松是用戰略收縮挽救了美利堅民族,同時又把黃金美元換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華爾街,一舉兩得。即使這樣,華爾街財團還不滿意,最后還利用“水門事件”讓尼克松下臺。最近美元為什么衰落,因為它跟石油脫鉤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國為什么打薩達姆,因為薩達姆要用歐元買石油。拿歐元買石油的話,就動了美元的根本了,這對華爾街美國壓力太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將來還是要發展本國實體產業。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現在也有人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若真如此,我們就得將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關系,中國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亞歷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國自從將美元的支撐點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灣后,它就與戰爭有了孿生關系:戰爭拉動軍火,還控制中東石油,這一舉兩得的結果使華爾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都高興。為什么今天美國的禁槍法案屢試屢敗,因為軍工集團不愿意。美國現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還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話,華爾街就來“財政懸崖”,不給白宮發工資。“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人已對國家沒有感情了。法國大革命時,人民占領巴士底獄、占領市政府,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有忿恨情緒不到華盛頓的白宮發泄,而是去“占領華爾街”。這說明美國政府已被華爾街控制,其本身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衰落。這個衰落將會持續下去,因為華爾街不會向美利堅民族讓步,而美國對外戰爭又步步受挫,支出已遠遠大于收入。為了華爾街,今后美國白宮的目標將是中國,如果其反華行動持續受挫,那就還得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抓中東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應該致力于在全球范圍以盧布來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他表示,使用美元作為能源貿易中單一的定價貨幣正在傷害俄羅斯的經濟。普京是在當天訪問克里米亞地區時做出該表態的。他說:“我們應該謹慎從事。我們目前正在說服一些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來開展貿易。”45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國家放棄石油美元。如此,華爾街更將雪上加霜,其反撲也會更加變本加厲。
注釋
1南鄭縣位于陜西省漢中地區南部。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6頁。
2 5 17 19 20[英]P.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第12~13、93、11、12頁。
3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亞歐大陸東面,阿穆爾半島最南端。
4 河內,越南首府。
6《維基百科·權重》。
7《史記·六國年表第三》,《二十四史全譯·史記》,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第247~248頁。
8 15 16[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9、86~87、47頁。
9[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5頁。
10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1頁。
11 [英]哈·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28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2頁。
13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
14 1838年,英國以阿富汗拒絕和英締結反對波斯和沙俄的同盟為借口,入侵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即位后,致信英印總督,要求廢除英國的外交控制權,英國拒絕并于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8月雙方締結和約,英國承認阿富汗獨立。1979年12月,蘇聯因不滿阿富汗阿明政權,出兵阿富汗并占領喀布爾。
18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910~1993年),1910年出生于英格蘭,畢業于牛津大學,1948年成為美國公民。1949年至1967年,執教于密歇根大學。1967年,執教于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直至退休。
21 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第三》,《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64頁。
22《孟子·卷四·公孫丑下》。
23 戰國李悝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漢書·食貨志》)陳文華先生說: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禮·小司徒》的標準,只能分到“下地”,因此,這則這應該是當時最低水平,根據吳慧先生《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的計算,這“畝一石半”合今一市畝205.8市斤。由此得出結論:“西周每個勞動力可耕18.63市畝地,則最后可以生產3834市斤糧食(粟)。”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頁。
25 “由于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后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圣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23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27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41頁。
28 [法]魯保羅:《西域的歷史與文明》,耿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
29 沙靈娜:《宋詞三百首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
30 32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譯,北京: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2、96~97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8頁。
33~36[英]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英國和英帝國危機》,蘇仲顏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第8~9、8、68、60頁。
37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88頁。
38 《蓋茨聲稱美不會遏制中國發展 警告中國“別學蘇聯”》,http://www.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39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40 《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535頁。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8頁。
42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的講話,針對太平洋地區軍事安全形勢,提出美國的亞洲政策。艾奇遜提出一條將朝鮮半島排除在外的“從琉球群島延伸至菲律賓”的防御線。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頁。
43 [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王玫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4頁。
4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3頁。
45《普京呼吁終結石油美元 稱其傷害俄羅斯經濟》,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08/5107097.html。
責 編∕凌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