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敘利亞在歷史上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可以說它既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也是歐亞力量交鋒的晴雨表。敘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緬甸具有無可替代的聯通中國與印度洋的特殊的戰略通道作用，云南特有的地緣位勢使其成為中國經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門戶。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印度洋北岸和中國有什么關聯呢？如果特別注意一下立體地圖上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這條山帶，就會看到這條山帶對中國西南安全是一條巨大戰略屏障。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連接成線且難以逾越的山帶，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它幾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帶。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近代的法國人（拿破侖）、英國人和現代的蘇聯人、美國人都沒有征服這道山帶，再先進的科技在這里都不起作用。這個屏障給中亞地區和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地緣政治優勢，也給中國大西南帶來優質且低成本的安全環境。由于這個屏障的存在，當年亞歷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來；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四萬軍隊越過這道屏障進入中國四川，但最終還是困死在重慶釣魚城下；①1914年，占領印度的英國人曾打到拉薩，最終還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凡事都要兩面看，保護中國的屏障同樣也是限制中國的屏障。連通中國西域與中亞繼而西方的絲綢之路被今人賦予了過多寓意，其實這條路最初的開通是為了中原政權的安全需要。漢朝時，為了聯合西域部族合擊匈奴、而不主要是為了商業的目的，張騫冒死率人西進開發出這條道路。同理，我們今天的絲綢之路建設也不會只是一個田園牧歌的進程。當前，我們有些研究提議以修建整合亞洲大陸鐵路的方式推進中國西進的“新絲綢之路帶”，這想法非常好但也很浪漫。回想一下當年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修的那條中東鐵路，開始說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來竟演化為兩國的宿怨，這種怨氣一直影響到20世紀50年代；相反，幾乎是同期開工的在俄國境內修建的橫貫東西的那條近萬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②迄今卻一路暢通。設身處地，今后我們在其他國家境內修建道路，難道不會再碰到同樣的尷尬嗎？沒有歷史經驗支持的建議，提出來還是要謹慎些。目前，我們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修的鐵路已經出現類似問題。一個國家在別國領地上修鐵路而不加以控制，這是說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矛盾大了就難以避免沖突。以前，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今后，我們也要知道商業尤其是國家間的重大商業經貿往來也是政治的延續。可見，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處，路不可過于深入，重資產投資還得做相應收縮。

世界視野中的“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與中亞的絲綢之路，關乎中國西陲安全，而在向當地人民學習的過程中，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國西陲安全風險的政策基線。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于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都說明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遠不只是一個物流過程，更多地應是交心的過程。通關貴在通人，通人貴在通心。如無這些，僅有武帝的“武功”而沒有武帝的“文治”，絲綢之路就不會有后來的延續。習近平主席“一路一帶”構想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已經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思路來理解，而應當從“環球同此涼熱”——即世界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共產黨人的大情懷來理解。

絲綢之路也是東西方相互影響之路。目前北約東擴已經合并了東歐的部分國家，地中海南岸也為歐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辦？依據歷史經驗，就是打通敘利亞。敘利亞是歐洲人進入麥金德所說的控制世界的“心臟地帶”的門戶。拿下敘利亞，也就打通了經伊朗高原③進入中亞并經此即可由帕米爾高原④進入中國新疆的道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軍團、十字軍和蒙古人的東進和西出，這里都是必經要路。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里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么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⑤

從敘利亞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那條路在歷史上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之一。這條屏障的最西端是敘利亞，這里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也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也可以說它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羅馬人東擴，蒙古人西進，都是到了這個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東西方的政治格局。由于他們的斗爭關乎漢朝的安全，張騫出使西域時派副手訪問安息帝國，安息國王派了2萬多兵騎迎接，⑥因為他們也需要中國的支持。當時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敘利亞，位于今天歐洲東擴的前線。今天的北約東擴就是昨天羅馬東擴的重演，在敘利亞激烈抵抗前，今天歐洲的妥協也是昨天羅馬在此妥協的再版。可見，敘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1904年，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說：

這里是早期文明地帶中最脆弱的地點，因為蘇伊士地峽把制海權分成東西兩部分，而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勢力總有機會打到那一片把東面的印度、中國與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開來的大洋邊緣。每當巴比倫、敘利亞和埃及綠洲的守備薄弱的時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開闊的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作為前進的據點，從那里穿過旁遮普而進入印度，經過敘利亞而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斷橋而進入匈牙利，維也納地當歐洲內地的入口處，抗阻著從兩方面——直接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里海以南而來的游牧民族的襲擊。⑦

15年后，哈·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以更為簡煉的語言再次重申這樣的觀點說：

誰占有大馬士革，誰就有旁門通向另一條路——在兩洋之間沿幼發拉底河谷而下之路。這同一個區域，既是歷史的發祥地，又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點，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巧合。⑧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國家，但對中國西域安全權重排序上卻不是最重要的國家。常有媒體看著平面地圖說印度對中國有大威脅。如果看看歷史，再看看立體地形圖，就會知道印度沒有大規模北上強攻的能力，當然中方也沒有大規模南下并實行控制性占領的能力。這還得歸因于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歷數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時候打到過西藏、占領過拉薩？沒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從西面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當然，這也不能說印度人沒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說中原人沒有南下念想，只是說在這一地區雙方實在沒有實現這種想法的地理條件。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后為什么馬上退回來呢，因為地形不行。喜歡讀三國的毛澤東自然會注意曹操占領漢中后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后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回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啟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上文說敘利亞是歐亞格局的轉換門，現在再加一句，敘利亞也是歐亞板塊交鋒的晴雨表。所以，從中國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較之于印度，敘利亞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線的國家對于中國西域安全有著更大的地緣政治關聯。

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在印度洋北岸的東面，對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的是緬甸。緬甸位于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和云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09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25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為山脈環繞。北部為高山區，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靠近中國邊境的開卡博峰海拔5881米，為緬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稱獨龍江），發源于中國境內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源于緬甸北部山區。獨龍江東南流經云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后折轉西南，進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后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達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長2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并與其北南平行的還有薩爾溫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于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后進入云南境內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溫江，或丹倫江。入緬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曼海的莫塔馬灣，并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河長1660公里，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于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和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⑨——更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云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東海被困之后，緬甸就成了中國大西南與國際聯系的重要通道。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⑩

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11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提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后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于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12 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13，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4”，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15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6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17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8。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19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0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21，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后毛澤東向在座的同志提問并回答說：“《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22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陜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23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并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于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并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24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于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在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緬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緬甸之于中國的戰略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鑒于這樣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國際通道建設。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與伊朗、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得活了，對于毛澤東提出的“黃權之問”，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讓毛澤東滿意的答卷。

在中國安全問題上，最令人擔憂的是東西共振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西南往往擔當著絕地翻盤的特殊的戰略作用。

東北亞對中國西南的戰略聯動作用

我們研究歷史會發現，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拿下東北、揮師過江后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和沖突，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對越南內戰的聯動結果。

對東北亞問題有較早直覺的是隋朝皇帝楊廣。楊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對中華民族有大貢獻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國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與秦始皇及其業績出現的歷史背景相仿。有了這樣幾乎持續了三個半世紀（公元220～581年）的動蕩背景，他們那一代人對國家統一就有了強烈的共識。楊廣在位期間為中國統一和安全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貫通北南的大運河，想一舉貫通中國大江南北——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沒有這條大運河，明朝不可能把國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識到未來中國邊陲的安全威脅將來自東北亞。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鮮，想一舉而定萬世太平——這件事卻辦砸了。

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議，他們諷刺隋煬帝好大喜功。但事情沒有那么簡單，后來歷史上的顛覆性的力量——比如導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國覆亡的沖擊力量，不都出于東北或東北亞嗎？唐太宗曾也認為煬帝好大喜功，可他執政后也同樣認識到東北亞的危險性，并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東征高麗。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25明乎此，再重溫毛澤東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意義就深刻了。毛澤東說的不僅是李自成政權甫立即腐的教訓，更是說他沒有守住山海關的教訓。面對吳三桂的變節，李自成并沒有做認真準備，僅帶了五萬兵過去了，26不及半月便全線崩潰，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殺于湖北通城九宮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及后來日本又從東北入侵中國的歷史教訓說明，東北亞對中國安全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東北破，北京就得遷都，隨之而來的后果不是政權易手就是國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國抵抗力量絕地反攻的唯一地方。東北一帶一馬平川，勢逼中原，且距離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剛入北京，清兵就過來了；1949年年底我們剛踏入北平，1950年下半年美國就來了。如不死，李自成接下來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緬一帶。如果當時認為美國來了僅僅是為了朝鮮，與我們無關，那李自成的悲劇很快就會來到眼前。故此，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鮮戰場的勝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來的西藏解放的難度將會大幅提高。

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的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著這條線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27為墟。”筆者理解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只有朝鮮半島穩住了，我們的大東北方可無憂，反之，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28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便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乃至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

毛澤東早就看到“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并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29 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抗美援朝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從這個視角觀察，中國東北通道乃至朝鮮與西南通道乃至緬甸，對于中國全局穩定具有緊密的戰略聯動的意義。

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大西南”，一般說來應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顧祖禹云：

云南古為荒服，自漢以來，乍臣乍叛。蓋疆域遼闊，部落環伺，崇山巨川，足以為保據之資。故時恬則牛馴蟻聚，有事則狼跳虎噉，勢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緬甸恣睢于后。蠶食鄰封，志欲漸廣。尾大之禍，議者早見其端矣。說者曰：云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沾益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30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足以籌云南矣。雖然，云南者，南臨交廣，晉太康初，陶璜為交州牧，言寧州諸蠻接據上流，水陸并通是也；北時川蜀，諸葛武侯欲專意中原，慮群蠻乘其后，乃先南討。蒙氏據有云南，屢為唐劍南之禍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之麗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31

顧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學者，一部《讀史方輿紀要》集中國地緣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國古代地緣政治領域的巨擘地位。但顧先生的著作有極大的局限性，這就是他更多地是從穩邊安民和國內治理的角度考慮包括云南在內的中國國內各區域的地緣政治作用。這在經濟已卷入世界經濟體系及中國已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巨大發展的今天，顯然不適應了。今天，我們應當從中國與印度洋的關系角度思考中國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戰略地位。

云南東接廣西、貴州，北接四川，西北與西藏接壤。省內南北相距8個緯度，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663.6米。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在中國大西南諸省中，云南是與緬甸交界最長的省份，滇緬邊界由北至南約1997公里，連貫云南西陲，與緬甸的兩條南接印度洋安達曼海的水上運輸大動脈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不僅接源而且幾乎全程同向南行。這樣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走向印度洋極具戰略價值。

若再進一步結合前述顧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可總結如下：

首先，如就國內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緣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慶是大西南進入中原的橋頭堡。正因此，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首選重慶為全國抗戰的政治中樞。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并跨越長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澤東復電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于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32 10月19日，毛澤東復電林彪等就明確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33

顧祖禹也有同樣見解，他說：

云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有事天下者，勢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無與于利害之數者也。其地曠遠，可耕可牧，魚鹽之饒，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玀、獠、爨、僰（玀、獠、爨、僰，可能指當地部落的名稱—引者注）之人，率之以爭衡天下，無不可為也。然累世而不一見者，何哉？或曰：“云南東出思、黔已數十驛，山川間阻，倉卒不能以自達故也。”吾以為云南所以可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34

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后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35

其次，如果我們由北調頭轉南、放眼印度洋，從對外開放和世界治理的視角審視中國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就會產生新的認識，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第三，鑒于前述緬甸之于中國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聯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戰略通道作用，云南的這種特有的地緣位勢使云南成為中國經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門戶。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注釋

1、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進攻鄂州、察塔兒進攻兩淮及兀良哈臺進攻云南，自己則領兵往四川。1259年2月，蒙哥大汗親自率領4萬軍隊到釣魚城下，派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堅嚴辭拒絕并殺了使者，蒙哥開始進攻釣魚城，然而釣魚城主將王堅與副將張玨頑強抗擊，大將汪德臣戰死，蒙哥被城上火炮擊傷，后逝于溫泉寺，蒙古軍因此撤退。直至1279年，在守將王立帶領下釣魚城軍民投降，正式結束了釣魚城之戰36年的抵抗歷史。

2、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橫貫俄羅斯東西的鐵路干線。東起莫斯科，總長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鐵路。

3、伊朗高原（Iranian plateau，又稱Persian plateau）是亞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帶，亦是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伊朗高原由小亞細亞和高加索開始，一直向東延伸，包括現今阿富汗的絕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

4、“帕米爾”是塔吉克語“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米～7700米，擁有許多高峰。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昆侖山脈、昆侖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號稱亞洲大陸地區的屋脊。

5、［法］魯保羅：《西域的歷史與文明》，耿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6、公元前129年，位于小亞細亞的拍加馬王國起義，羅馬鎮壓后將其劃入羅馬行省。公元前124年，塞人與安息（帕提亞）沖突，安息王敗死。安息向西敗西徐亞人，西北敗亞美尼亞人，與羅馬締訂和約；同年中國張騫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兩萬騎迎中國使者。

7、［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63頁。

8、［英］哈·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85頁。

9、多瑙河是歐洲第二長河，僅次于伏爾加河。它發源于德國南部，自西向東，流經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最后注入黑海。馬克思說：“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亞洲的大道，同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的貿易，首先是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的貿易。如果他還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關閉黑海的門戶，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拿過來就行了。占領了高加索山脈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過在里海的統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帶。”《帕麥斯頓勛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頁。

10、［美］馬漢：《海權論》，第218頁。

11、［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南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5206～5238頁。

12、［英］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95頁。

13、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國軍隊在滇西和緬北大反攻勝利后修通的自印度東北部雷多終至中國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槍林彈雨中為中國抗日戰場運送了5萬多噸急需物資，被稱為“抗日生命線”。

14、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系史（1945～2002）》，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26頁。

15、《戰爭準備要放在兩個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28頁。

16、《要很好地分析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962年10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151頁。

17、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確定，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北方一些地區要立足于頂住敵人，南方一些地區則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這一思想后來被概括為“北頂南放”。

18、《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964年9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265頁。

19、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5頁。

21、川漢鐵路是清朝末年計劃建設的一條鐵路線，最初計劃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全長3000公里。此條線最終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鐵路。

22《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276～277頁。

23、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于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指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出《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示：“由于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攔阻我們，更由于黨與中革軍委不愿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83、490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55頁。

25、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54頁。

26、樊樹志：《崇禎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6頁

27、“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于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后亦指朝鮮半島。

28、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時贊揚說，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里，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見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02頁。

30、車里，土司名。一作徹里、撤里或車厘。元世祖至元末置軍民總管府，明改為軍民宣慰使司。治所在今云南景洪，轄境大部分相當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31、［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南一》，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057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3～554頁。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1頁。

34、［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南一》，第5026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