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當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構成的基本特征。“一個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與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這不僅是因為中亞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而且是因為這里也是世界工業礦物質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地緣和資源這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并為此展開了生死博弈。
印度洋是古今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必然關注但進入后其結局都不好的區域。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①，圍繞“兩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②的宏偉藍圖，研究并提出時限于2049年的中國印度洋的政策構想，對于中國平穩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是有益的。
“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權和陸權是地緣政治的重要范疇。但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從分割孤立的角度來看海權問題，而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審視海權。美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年，荷蘭裔美國人，地緣戰略學家、國際關系學者，被稱為“圍堵政策之教父”，是美國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發起者之一）的見解完全正確，他說：“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戰爭的時代，軍事戰略必須把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而且必須從所有戰線的相互關系去考慮全部的戰線。”③實際上陸權也是一個世界體系，只是相對于海權體系來說，陸權因國家領土關系導致其分割性更大，關系更為復雜。比較而言，海權關系要單純一點，因為它所面對的主要是一望無際的公海。從經濟體系上看，自從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以來，歷史就完成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④這時的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與海權的聯系更為密切。
在這方面，西方學者尤其是英美學者作了開創性的貢獻。第一個把世界地理納入政治體系來看待的學者是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訴人們：“世界是一個整體，它已經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體系。”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沒有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小于或大于整個地球表面。”⑤緊接著就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麥金德評論馬漢的理論說：“這個單一連續的烏黑分散的島狀陸地的海洋，當然是制海權最終統一的地理條件，也是馬漢船長和斯潘塞·威爾金森（1903年任《祖國的需要》雜志主編，后擔任牛津大學地理委員會委員——引者）先生等這些作家們所闡述的當代海軍戰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論的地理條件。”⑥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貢獻也相當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中說：“目前由于地緣政治學所研究的任何國家都處在這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世界上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能影響到遙遠地區的實力關系，所以進行這種分析的地域單位必須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現代國家不論是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都要以全球的觀點來進行政治的和戰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們的實力地位。”⑦當然，在麥金德和馬漢之前還有馬克思。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是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這些都是近代市場經濟，尤其是歐洲的市場經濟走向世界舞臺之后留給世界的重要的認識遺產。同時期的中國人的眼光還是區域性的，那時，我們更多的是從亞洲范圍思考問題。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不太適應從世界體系思考問題。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眼光才實現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全球戰略思維、世界戰略視野等概念這時也更多地進入政府文件，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⑧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更具劃時代的意義。過去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場上看世界，現在是胸懷祖國、胸懷世界，從世界體系的視角看中國。這個思想用鄧小平的話來表述就是“三個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鄧小平為景山學校題詞）。從“三個面向”到“兩個大局”，中國人已經有了從世界體系看待和解決中國問題的視角。如果從世界體系的思想提出問題，我們看問題、尤其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就有了革命性的變化。
美國、蘇聯早年也是從國內看問題，有事先看國內地圖；后來隨著它們的經濟走向世界，政治家們就先拿起世界地圖，從世界情勢的變動中理解國內政治。比如美國國務院所關注的多是其他國家外交部管的事。未來中國的學者乃至軍人，也要學會從世界體系的視角觀察問題，目前中國的發展已進入這個階段。這是一個全新的視野。
海權研究必須有世界體系的坐標，這樣才能理解地緣政治所包涵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受到大國的關注。只要瞥一眼亞洲地圖就不難看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這兩個地方是東南亞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印度尼西亞地形破碎且地域廣大，本身就是一個四戰之地，南邊有澳大利亞，北邊有菲律賓和越南，這使得印尼的安全形勢非常脆弱，其國防成本及遠交大國的外交需求也相應增大。所以從自身考慮，遠交近防是其外交的優先選擇。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還是馬六甲海峽的三個共管國。從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亞可作為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戰略支點。支點國家不單是受惠國家，而且是必須重視的國家。
地緣政治戰略要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
地緣政治戰略要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與誰都是“伙伴”，其結果就是跟誰都不是伙伴。與鄰為伴、與鄰為善都沒有問題，關鍵是與誰為伴、與誰為善。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島，越南是問題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緣政治的優點是海岸線漫長，其脆弱性也在于版圖狹長。這一特點使柬埔寨成為中國解決中南半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統一后的越南也意識到其狹長版圖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拿下整個中南半島，以改變其地緣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當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對于亞洲和平的深遠的歷史意義。
為什么這么說呢？
大家看歐洲地圖就會明白這點。在北半球北美、亞洲、歐洲三大板塊中，歐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點是從中心即意大利北部開始破碎的。“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公元800年，繼羅馬帝國之后，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用一紙《凡爾登條約》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
地區版圖破碎并不怕，最怕的是像歐洲那樣的對稱性破碎。一旦對稱性破碎局面形成，這個地區就沒有希望了，因為地區被攔腰斬斷了。司馬光可能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寫《資治通鑒》時以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為開篇，就在這一年，晉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其后果與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條約》一樣，造成中國幾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⑨的戰國形勢。司馬光評論說：“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自壞也。”⑩若將這句話移至公元843年的歐洲，我們也可看到“非三晉之禮壞”，而是查理“自壞”，即查理大帝對羅馬教廷缺乏足夠的警覺，其無原則地扶持羅馬教廷政策是導致歐洲后來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國的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被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11而歐洲——盡管他們也出現過法國黎塞留樞機主教（1585～1642年）、拿破侖一世和德國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試圖統一歐洲的強勢人物——就沒有這樣的幸運。
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當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構成的基本特征。“一個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與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這不僅是因為中亞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而且是因為這里也是世界工業礦物質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貨殖列傳》）地緣和資源這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并為此展開了生死博弈。
為什么說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僅豐富而且關鍵，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海路必經之地。其中，馬達加斯加、迪戈加西亞和斯里蘭卡，是控制印度洋的關鍵島嶼。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馬達加斯加是歐洲進入印度洋的必經之路。蘇伊士運河開通后，我們現在所說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為從這里可以經蘇伊士運河直接進入歐洲，馬達加斯加的地緣政治位勢也就相應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對控制西印度洋以及東部非洲沿岸地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蘇伊士運河開通后，迪戈加西亞、亞丁灣和馬六甲海峽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們可以將印度洋中的這些島嶼列入地緣政治的一級位勢，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維—拉克沙群島、索科特拉島和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則居于二級位勢，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亞一道鎖住了從阿拉伯海經印度洋東入太平洋進入亞洲、西入紅海進入歐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鎖住了馬六甲的西北出口。
第二，印度洋是現代工業所需資源、尤其稀缺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帶。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對此有著不厭其詳的大段介紹，他寫道：
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于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于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后這幾十年里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如果蘇聯有力量關掉中東的石油龍頭，它就會有力量使工業化西方的大部分國家向它屈膝。為了做到這一點，蘇聯人沒有必要像他們接管阿富汗那么實際接管波斯灣國家。他們通過外部壓力或內部動亂，使西方得不到這些國家的資源，也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蘇聯人長期以來就知道這一點。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追述了蘇聯一位高級官員1955年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一次談話。這位官員解釋說，蘇聯在中東的政策的長期目標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給歐洲國家在獲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難，從而獲得對它們的影響”。這番話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十八年說的。
在21世紀的某個時候，核能、太陽能、地熱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發展，以滿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現在我們生活在石油時代。在今后幾十年里，這一點使波斯灣地區具有特別的戰略重要意義。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穩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P88～89
最近，蘇聯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當時還是蘇聯的盟友）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P28～29
美國只是部分地依靠進口石油和戰略礦物，而歐洲和日本則絕對地依靠海外來源。我們用的石油有一半是進口的，但是歐洲進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進口百分之百。至于礦物，西歐進口百分之八十，日本進口百分之九十五。進口的小規模中斷只會給美國造成不便和煩惱，但卻可能在我們的工業化盟國中造成恐慌。因此，它們比我們甚至更有理由對于蘇聯向“西方所依靠的兩個大寶庫”推進感到關注。P28～29
蘇聯領導人把眼睛盯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支柱上。他們的目的是破壞西方工業機器。西方工業國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國來源，這一點是我們的主要脆弱性之一。這一點以及許多生產國固有的不穩定，決定了蘇聯在像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種地區的戰略。
大多數美國人對于非洲地圖像對于南極地圖一樣是不熟悉的。大多數人分不清馬里和馬拉維；他們也不知道索馬里或者厄立特里亞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為什么在那里發生的事件可能決定世界的未來。他們也說不上像南也門、阿曼、霍爾木茲海峽、巴林或者卡塔爾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這些地方以及同它們類似的其他地方，對于美國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卻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對莫斯科未取得戰略統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國對這些地方的無知或不感興趣，使蘇聯人得到了他們的最大有利條件之一。P29
如果蘇聯在向非洲滲透方面繼續取得成功，它將在它的更大的戰略中取得很大進展，這個戰略就是包圍世界這個“城市”，使工業化西方得不到它賴以生存的資源。甚至是資源豐富的美國，有幾種現代經濟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源，是非常依賴進口的。鉻就是說明這種依賴性的潛在危險的一個例子。
大多數人在想到鉻時，就想起汽車上的高級裝飾。但是，對戰略計劃人員來說，鉻意味著滾珠軸承、精密儀器、導彈等東西。一架噴氣飛機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鉻。正像一位專家所說，“如果沒有鉻，就沒有高質量的飛機引擎”。沒有鉻，就生產不出不銹鋼。全國科學委員會最近得出結論說，美國在鉻方面的長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鉻已經供應不足，而我們迫切需要它重建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本國的鉻礦石數量小，質量差；我們所需的鉻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須進口。最近，我們的兩個主要來源是南非（33%）和蘇聯（25%）。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鉻礦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聯邦和津巴布韋—羅得西亞。
這種重要的依賴性說明蘇聯為什么特別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許多人對其有強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為干涉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很少是沒有目的的，而他們目的總是戰略性的，從來不是道義性的。因此，必須從世界這一地區的資源以及從這些資源對西方的重要性這種背景，來看待蘇聯為了在南部非洲這塊已經是渾水的地方進一步推波助瀾而頑固地進行的努力。據一種權威的估計，光是南非共和國就擁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鉻礦的四分之三，世界鉑類金屬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黃金，三分之一的錳礦，五分之一的鈾礦，三分之一的金剛石：具有幾乎是無法估計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一個礦物寶庫。
扎伊爾的銅和鈷，羅得西亞的鉻，南非的黃金、金剛石、錳和鉑類金屬——這些就是蘇聯在南部非洲所賭的一部分經濟賭注。他們已經控制了在好望角兩邊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優良港口。如果南非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將能夠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約的歐洲國家所需戰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過這些海路運輸的。南非也是這個大陸上的主要經濟強國。光它一國就提供整個非洲的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四十，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五。12 P36～38
“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在這里，波斯灣、從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區成了圍繞資源而構筑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核心所在。
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地緣政治尤其是現代地緣政治學的本質特征，其表現最為集中和充分的地帶就是印度洋。毛澤東同志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13資源是地緣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資源和礦物質稀缺資源最集中的地帶，因而也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14，它與麥金德說的歐亞大陸結合部的陸權“心臟地帶”南北呼應，形成大西洋與太平洋結合部的海權“心臟地帶”。
注釋
1、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參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2、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3、7［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5、20頁。
4“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系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于“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說：“我們對于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參閱［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后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頁。
5、6［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引言》，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9、64頁。
8“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16頁。
9、10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頁。
11、毛澤東非常重視秦王嬴政的這一貢獻。1964年，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筑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之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1973年他在寫給郭沫若的《讀〈封建論〉》一詩中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7、83頁。
12、以上引用均選自尼克松：《真正的戰爭》，常錚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
13、《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頁。
14、“心臟地帶”，地緣政治開山學者哈·麥金德的術語。麥金德把歐亞大陸稱為世界島，從東歐到中西伯利亞的中部地區為心臟地帶，其外圍則依距離的遠近分為兩個新月形地帶：一是內新月形地帶，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二是外新月形地帶，指歐亞大陸以外的大陸和海島，包括英國、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他的中心論點是：心臟地帶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并遠離海洋，幾乎與世隔絕，海權國家的勢力無法進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在歷史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機動性強大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邊緣地區，給周圍的文明帶來極大威脅。有時麥金德也用“大陸心臟地帶”或“地理樞紐”來表述。參閱［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48～7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