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學說對尼赫魯的影響

印度版圖如大象長鼻南拋至印度洋中心，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權有了無與倫比的價值，使控制印度洋與控制印度合二為一；也就是說，不占領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須有效地占領印度。明乎此，再讀尼赫魯的代表作《印度的發現》，就更理解他在書中對印度的前途所表現的遠見和無奈。他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①

我們很多同志都將這段名言解讀為尼赫魯有野心，其實這只表明尼赫魯的擔心。尼赫魯生長在地緣政治理論在西方已成顯學的時代，他1905年就讀于英國哈羅公學——這一年日本在遠東海戰中打敗俄國，1907年后入劍橋大學就讀。此前英國地緣政治先驅學者哈·麥金德已聲名鵲起。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后一篇論文則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并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②英國牛津大學還為哈·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并于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哈·麥金德擔任系主任。哈·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尼赫魯就讀的劍橋大學離牛津大學不遠，當時流行的麥金德學說包含著對印度地緣政治地位的解釋，尼赫魯不可能對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哈·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說的基礎部分即“心臟地帶”的內容在當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一書中提煉為更富有沖擊力的如下表述：

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③

與此同期，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也響起了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名字。馬漢分別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發表《亞洲的問題》、《歐洲的沖突》、《美國的利益》及《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等重量級論文，提出與哈·麥金德相對應的海權論學說。

提出制海權理論的馬漢在英國、德國和日本受到特別高的禮遇。馬漢1890年出版《海軍戰略論》，此書很快“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世界暢銷書之一”④。在英國，馬漢這本書被視為“國家的福音書”。

海軍理論家普勒斯頓說，《海軍戰略論》好像是專門為英國內閣寫的，書中的思想對內閣成員來講是正中下懷。一位英國海軍上將含蓄地評論說：“自1900年以來，英國海軍的條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發展，對此我們既不感謝保守黨，也不感謝自由黨，應感激的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而不是任何別的人。”⑤1893年馬漢應邀訪問英國。訪英期間，馬漢受到英國女皇和首相的接見，并出席女皇和首相為他舉行的國宴。1904年馬漢再次訪問英國，僅一周內，他就被授予劍橋大學——三年后，年滿18歲的尼赫魯進入該校就讀——和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稱號。1914年馬漢病逝，《倫敦郵報》在一篇悼詞中稱：“英國人民對這位偉大的美國公民的恩情是報答不盡的。”⑥在德國，馬漢的書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視，他形容自己閱讀《海軍戰略論》的心情時說：“我不只是在閱讀這本書，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艦上時，它一直是我的案頭書。”⑦在日本，馬漢的《海軍戰略論》被列為日本海軍軍官的必讀書之一，人手一冊。日本政府還頻頻與馬漢聯系，就日本的海軍發展征求馬漢的意見。日本政府還試圖聘請馬漢為日本海軍的特別顧問，遭馬漢拒絕。大概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馬漢本意是為美國政府寫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國“反應遲緩，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強”。⑧

尼赫魯主政時的印度外交戰略

1912年，22歲的尼赫魯回到印度，投入國大黨領導的爭取印度獨立的運動。此時的尼赫魯在思考印度未來命運時，不可能不從麥金德和馬漢的地緣政治視角中看到未來印度面臨的真正危險并對印度未來可能出現的“銷聲匿跡”的前景充滿憂慮。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紀入侵印度的勢力多來自北邊帕米爾高地。他們橫越伊朗高原進入印度有兩條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興都庫什山高聳而窄狹的山脊，沿喀布爾谷（Cabul Valley）下來，穿過盡頭的開伯爾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經過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繞過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峽（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緊靠印度河東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從海邊一直伸展到離喜馬拉雅山不遠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線和開伯爾的路線在旁遮普的前廳會合成為一條路線，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脈之間留出來的正是這條路。路的盡頭屹立著德里。”⑨正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英國人占領印度后，發動了三次阿富汗戰爭以鞏固印度北方防線；同樣也是為了牽制印度，英國人在印度獨立前夕，將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出去，而從中亞進入印度的關鍵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內。近代入侵印度的勢力則是不定期地來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它的國防重點逐漸南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指出印度的地緣政治特點和英國在印度安全防務的特點，他說：

印度的陸上邊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后翼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⑩

與馬漢同時代的陸權理論的開山人物哈·麥金德也有同樣的論述，他寫道：

印度、蠻子(11)（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的。(12)

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拉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3)

我們看，印度北邊喜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脈，扎格羅斯山、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一線是難以翻越的屏障。中國西藏與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近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來形容。除藏南地段，沒有大部隊南北直線自如運動的條件。正因此，幾百年甚至近千年間罕見有南方印度大規模揮師北上成功和北方中國中原漢族政權南下得以長期占據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認為，中國“這個地區被從喜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廣闊沙漠和山岳地帶的一條屏障，同大陸心臟地帶完全隔絕起來。……緬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脈一直延伸到海上，在這兩個大國之間豎起一道阻斷接觸的大障礙。佛教從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國才到達中國這一事實，說明保持直接接觸的困難。在它們的全部歷史期間，這兩個東方文化中心彼此一直相當地隔離著，它們僅有的接觸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14)

潘尼迦(15)是印度現代海權理論的奠基人，尼赫魯派他來做駐華第一任大使，就是因為潘尼迦認為獨立后的印度的國防安全重點應在海洋。印度在北方與中國發生邊境沖突的1962年，潘尼迦出版《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書，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作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印度未來的危險來自海上。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制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16)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17)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1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19)

潘尼迦得出結論：

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20)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獨立，1950年1月26日建國，當年4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在當時資本主義陣營中，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為什么當時尼赫魯要和毛澤東結好，因為印度北邊要穩定。顯然尼赫魯采納了潘尼迦的建議。潘尼迦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將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權從英國手中轉到美國手中，印度當對海上安全保持警覺。潘尼迦提醒尼赫魯：

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軍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聯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21)

令人敬佩的是，潘尼迦發表上述見解的時間是中國和印度雙邊關系最吃緊的1962年。而持這種觀點的潘尼迦又能被任命為首任駐華大使，(22)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面臨的“要么有聲有色”、“要么銷聲匿跡”的前途及與此相關的安全大戰略的考慮有關。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邊界沖突后的一年半時間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魯（1964年5月27日）相繼逝世。此后，中印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冷淡下來。

盡管有1962年的沖突，但尼赫魯的南向戰略并沒有為后來的印度政治家所改變。1999年，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23)

尼赫魯的悲觀判斷部分應驗

尼赫魯是成長于麥金德陸權和馬漢海權理論風靡及西方殖民擴張達到高峰時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對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的理論，尤其對是其中關于印度次大陸地緣政治意義的分析了然于胸，(24)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對印度獨立后的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慮。實際上，在“有聲有色”和“銷聲匿跡”的兩難判斷中，尼赫魯最擔憂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完整統一且有獨立性的印度對于某些大國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對印度前途所表達的悲觀判斷很快就得到部分應驗。1947年6月，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意印巴分治。這導致巴基斯坦于當年8月14日獨立，斯里蘭卡于次年（1948年）2月4日也從印度分離出來并獲得獨立。這樣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國”地位，又可以從南北兩面牽制印度的崛起。將斯里蘭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發展；把巴基斯坦從印度北方劃分出來，目的是為了將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這只是印度“銷聲匿跡”過程的開始，20世紀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蘭卡北端之間出現泰米爾猛虎組織發動的“獨立”運動，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出現亞齊獨立運動，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筆。凡是地區性的分裂勢力，后面必然有大國的全球謀劃和安排。巴拿馬、埃塞俄比亞、厄里特里亞、吉布提等都是這種安排的結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的地方劃出小國，這是大國實現對其控制的重要手段。條件成熟的話，印度南邊和斯里蘭卡北面再生出一個“民族國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角度看，位于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25)也會有同樣的結局。馬六甲海峽東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來亞齊，這有利于一些大國實現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制。與泰米爾猛虎組織一樣，亞齊有一個“自由亞齊運動”組織，主張以暴力手段爭取亞齊獨立。(26)盡管目前亞齊獨立運動和猛虎組織與政府達成某種合解，但它仍是歐洲為重返亞洲隨時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著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侖戰爭后，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1773～1859）說：“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為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27)西方人擅長用搭積木而不是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說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是威靈頓公爵（1769～1852），那么埋葬拿破侖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系的梅特涅。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28)不能消滅，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化解而不是消滅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注釋

1.［印］賈瓦拉哈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第57頁。

2.［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頁。

3.9.13.［英］哈·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第134、96、95頁。

4.～8.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影響世界歷史的16本書》，纓軍編譯，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51～53頁。

10.［美］馬漢：《海權論》，第218頁。

11.蠻子，系對中國南宋王朝的蔑稱。

12.［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61頁。

14.［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1965年，第75頁。

15.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曾于1948至1952年任印度駐中華民國大使、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1952至1953年任駐埃及大使，1956年至1959年任駐法國大使。

16.～21.［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德隆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1～2、81、87～88、87、89、83～84頁。

22.在1948年至1949年期間，潘尼迦是印度駐中華民國的大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蔣介石逃往廣州前通知各國使節撤往廣州時，印度大使潘尼迦拒絕撤走。這實際上代表了當時尼赫魯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隨后，中印兩國正式建交，潘尼迦便順理成章地擔任了印度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任期從1950年至1952年。雖然是短短的兩年，但這是中印建交的最初階段，為中印關系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3.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265-267.

24.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對麥金德“心臟地”“邊緣地”理論作了介紹并認為有“部分真理”。參見［印］賈瓦拉哈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第716～717頁。

25.亞齊（Aceh）是印度尼西亞最西部的一個省，面積5.7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萬，其中穆斯林人口占90%。

26.1976年12月，一些反政府人士開始利用亞齊經濟凋敝、人們生活貧困等因素，與中央政府進行武裝對抗，并成立了“自由亞齊運動”，要求在亞齊成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印尼歷屆政府都堅決反對亞齊獨立，并對其武裝進行軍事打擊。2005年8月印尼政府和亞齊分離主義人士，在芬蘭達成和議，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2006年7月11日，印尼國會通過了《亞齊自治法》，賦予亞齊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權。

27.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8頁。

28.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