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評價不能埋沒學術成果的亮點，但要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和謬誤。一般而言，學術評價多半是理性與平和的，不過，也難免因見仁見智、難分軒輊而有出言不遜的爭論和交鋒。無論言辭如何激烈，只要基于學術范疇，都會對學術精進和創新大有裨助。

在學術發展歷程中，某一學科內部或跨學科之間的質疑一直是學術繁榮之魂。質疑者需要有“旁觀者清”的獨特視野，也必須在占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從相異的角度進行審視；而被質疑者則能夠在遭到質疑時減少和糾正“當局者迷”常犯的錯誤。可以說，這是一個共贏的結果。

近代學術史有一個經典案例：進化論的標志性成果、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年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爭論，受到了來自政、學、教各界名流的猛烈抨擊。其中神創論的代表人物、牛津大主教威爾伯福斯更是以激烈的言辭來羞辱和譏諷進化論的堅定支持者赫胥黎，但是后者則以“準備接受火刑”的勇氣來捍衛達爾文的進化論。正是在這種飽受質疑和抨擊的環境中，進化論在英國非但沒有湮滅，其影響反而越來越大，并最終成為轟動世界的劃時代科學理論。

其實，進化論最早萌芽于法國。早在18世紀后期，生物物種思想已在法國露出“尖尖角”。著名生物學家拉馬克建立了第一個用進廢退、獲得性遺傳的進化理論。但是，他受到了當時“生物學界的獨裁者”居維葉的強力壓制，進化理論最終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學術的繁榮昌盛不憚質疑，但絕不能被壓制。質疑就是進行學術挑刺，既有溫言細語式的柔情，也有面紅耳赤式的犀利，不論是何種方式，都不過立場不同、觀點相左的探索。質疑是為了更好地厘清真相，明辨事理。在學術領域中，許多問題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簡單，只有通過嚴肅認真的探討和切磋，才能推動學術研究走向更高、更廣、更深。權威學者或后生晚輩，無論其研究時間長短、水平高低，均有追求真理的權利和義務。任何人都不可能處于絕對正確、毋庸置疑的境界。在任何領域，只要質疑之聲缺位，必然導致這門學科裹足不前，甚至危及其他學科。

某些學科由于熱衷于近親繁殖，逐漸形成了學術體系的世襲制。一個領域的學術泰斗門下，常常云集著一大批門徒，有身居官場高位的要人，有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所以，往往某一位學術“大佬”提出一種觀點或出版一部專著，或有其他學術活動，便會在圈內迅速得到響應，頌揚之聲不絕于耳。這種學術圈子，不可能形成質疑和批判的氣氛。誰一旦不懂規矩、“以下犯上”，就是不可饒恕的“大不敬”，必然馬上受到圍攻，甚至被“清理門戶”，在課題、項目、評獎和發表成果等諸多方面進入“定點清除”的“黑名單”。假若有圈外人敢于對“大佬”們的“一畝三分地”指手畫腳，更會遭到密集的“炮火”反擊，甚至是人身攻擊。哪怕是“大佬”出現諸如抄襲、剽竊等學術丑聞或其他問題，徒孫們也是三緘其口、環顧左右而言他。學術門閥制度加劇了黨同伐異、派系之爭，易使后學患上“軟骨癥”等各種“先天性疾病”，缺乏先賢圣哲那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追求。

在質疑并未形成常態的學術語境下，即使是學者之間的“單打獨斗”，也難以做到心平氣和，學術之內的質疑容易變成與學術無涉的互掐和沖突。某些學者能否以愛因斯坦和波爾為楷模，學習他們的風范？20世紀，兩位科學巨人時常質疑對方的觀點，甚至針鋒相對、口誅筆伐，但這絲毫不影響兩人之間的友誼，而且他們還能從對方的質疑中深受啟發。后來波爾由衷地感慨：自己的每一步發展過程都有來自愛因斯坦強有力的心靈的微妙批判，這些批判激勵自己不斷改進。

只有在寬容的環境中讓質疑和批判成為學者的研究習慣，才能真正做到風清氣正，推動學術創新。“抬轎子”式的相互吹捧以及用學術威權壓制他人的行為，只能讓后學晚輩們噤若寒蟬，不敢提出“異見”，從而導致整個學術喪失靈魂，毫無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