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烏克蘭動蕩的國內局勢再次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議會解除總統職務，國家政治格局被迫再次面臨重組。新組建的臨時政府極力“向西”，而歷史上原屬于蘇聯的克里米亞實現“歷史的回歸”，重新納入俄羅斯的版圖。美國、歐盟、俄羅斯三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治角力正愈演愈烈，內戰甚至是分裂的陰影仍然像魔咒般籠罩在烏克蘭上空。自蘇聯解體之后，政局混亂、經濟衰敗、社會和民族分裂等一系列問題便成為困擾烏克蘭的西化、民主化之殤。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烏克蘭今天的亂局？未來的烏克蘭究竟應該去向何方？這些都成了已經背負沉重包袱的烏克蘭難以回避的政治難題。
西化道路上的民主迷失：烏克蘭最大的轉型之殤
在俄語中，“烏克蘭”一詞有“在邊緣”、“邊沿地帶”的意思。近代以來，烏克蘭的立國之路一直都是歷盡曲折，命途多舛。“在漫長的數百年時間里，烏克蘭人作為一個民族，頑強而艱難地書寫著自己的歷史。然而，烏克蘭此時只是作為一個地理學概念和民族學概念而存在，卻不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因為不存在烏克蘭這樣一個國家。”①直到蘇聯解體前后的1991年，烏克蘭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獨立之初，烏克蘭首任總統克拉夫丘克躊躇滿志，夢想著自此能夠迅速擺脫經濟危機，擠進民主、文明、富強的“歐洲大家庭”。然而，20多年過去了，烏克蘭卻幾乎淪落到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發展程度“墊底”的境地。2012年烏克蘭的實際GDP僅相當于1990年的69.5%。如果考慮人口逐年減少的影響，人均實際GDP為30953格里夫納，僅為波蘭的1/4，相當于1990年的81.1%。②回顧烏克蘭20多年的轉型之路，我們不難發現，西化之路上的民主迷失無疑是困擾烏克蘭最大的轉型之殤。
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正式宣布獨立。在歐美等國提供的經濟“援助”和改革“指導”等“畫餅”的誘惑下，烏克蘭盲目地進行了大刀闊斧式的“西化”改革。激進的市場化政策得以強力推行，西式“三權分立”原則和議會民主制被強行移植入本國政體。這些非但沒有在烏克蘭“生根發芽”，反而成了引發隨后20多年持續性政局動蕩和經濟衰敗的“定時炸彈”。“由于缺乏明確的經濟目標和戰略，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未收到應有的效果。”③因此，獨立之初的烏克蘭不僅沒有實現經濟的迅速繁榮，反而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在內憂外患的沖擊之下，克拉夫丘克在1994年的總統選舉中黯然下臺，讓位于高舉“改革”大旗的庫奇馬。庫奇馬上臺后，力主推進國家權力結構改革，不斷加強總統職權。1995年5月，《烏克蘭國家政權和地方自治法》在議會獲得通過，它“不僅改變了憲法關于總統與議會聯合組織政府的規定，將組織政府和行政權力全部轉移到總統手中，而且加強了對地方政權機構的領導，形成了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垂直行政權力體系”。④經濟方面，庫奇馬政府糾正了克拉夫丘克時期的一些政策失誤，經濟危機有所緩和，惡性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抑制，經濟發展步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然而，對國家政治制度的“矯枉過正”并沒有從根本上使烏克蘭走上有序和穩定的正常發展軌道。空前強化總統權力的總統議會制雖然暫時得以推行，但總統與議會及其內部各黨派之間的矛盾卻變得日益尖銳化。在庫奇馬執政時期，烏克蘭各項經濟和社會改革進展緩慢，腐敗程度進一步加深，地區、民族矛盾不斷積累發酵，這些都為后來烏克蘭走上激進的“顏色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筆。
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了轟動世界的“橙色革命”。在這場以總統選舉中的舞弊問題為導火索的政變運動中，尤先科最終戰勝時任總理亞努科維奇，成功當選烏克蘭總統。當選后的尤先科迫于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對國家權力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根據2004年12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自2006年1月1日起，烏克蘭由總統議會制轉變為獨立之初的議會總統制，政府由對總統負責轉為對議會負責。雖然仍是國家元首，但總統的實際權力已被大幅削弱。但是，這一權力分配結構改革仍未能從根本上化解政府與總統之間的矛盾。當總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時，頻繁更換總理往往成為政治斗爭的必然結果。而在議會內部，支持總統和總理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激烈斗爭也在不斷加劇。由此，總統、政府和議會之間無休止的斗爭伴隨著尤先科政權的始終。在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利用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兩派勢力分裂的契機，亞努科維奇順利當選總統。亞努科維奇執政后，廢除了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烏克蘭的政體又改回總統議會制，總統的權力重新得到了加強。然而，2013年底，以亞努科維奇放棄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為導火索，反對派勢力在全國迅速掀起要求亞努科維奇下臺的浪潮。對示威游行處置失當的亞努科維奇被迫與反對派妥協，并最終被議會驅趕下臺。2014年2月21日，烏克蘭議會投票通過決議，恢復2004年憲法，這標志著議會和政府的權力重新得到擴大，總統權力則再次受到削弱，烏克蘭重回議會總統制的改革起點。
針對國家權力分配和制衡制度的改革從未停止，始終是烏克蘭國內政治斗爭的核心議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烏克蘭并未在該問題上實現質的突破，各派勢力在改革問題上陷入了“進一步，退兩步”的怪圈。筆者認為，從事物內外因的辯證關系來看，由制度失范而導致的“政治無序化”無疑是烏克蘭政局長期持續動蕩的根本原因。歷史地看，這種制度性缺陷也正是烏克蘭獨立20多年來盲目推行西化道路以致最終陷入民主迷失的必然結果。
烏克蘭政治傳統的深刻弊病
自蘇聯解體以來，脫胎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的烏克蘭，在國家認同上長期難以達成共識。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烏克蘭飽受外族欺凌，國土長期被分割統治。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造就了烏克蘭傳統上的“東西”之爭。根據1989年的統計數據，“烏克蘭總人口為5170.7萬人，其中烏克蘭人占72.7％，俄羅斯人占22.1％”。⑤近年來，雖然烏克蘭族人口比重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俄羅斯族仍舊占據較大比重，尤其是在南部的克里米亞地區，俄羅斯族的比重更是超過一半。從族群分布情況來看，烏克蘭族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區，俄羅斯族則主要分布于東部和南部。從民族歸屬感上看，“歷史上由于長期處于俄國和蘇聯管轄之外，西烏克蘭人要求建立獨立烏克蘭國家的愿望更強。烏克蘭西部地區成為歷史上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活動區域，與較早并入俄國的東部和南部相比，表現出更多的親西方特性。”⑥獨立以來，雖然東西烏克蘭之間在維護國家統一問題上持相近立場，但由于語言、宗教信仰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東西兩地區之間的分歧有逐漸擴大的趨勢。1992年，作為烏克蘭自治共和國的克里米亞就曾以議會決議的方式宣布脫離烏克蘭，重新并入俄羅斯聯邦。“獨立以來，烏克蘭歷屆政府為消除區域發展之間的失衡和減少族群關系中的不和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歷史上形成的東西部之間的差異，以及族群之間的隔閡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徹底改變。”⑦可以說，在獨立后的烏克蘭，這種由族群差異而導致的“東西”之爭在歷次政治紛爭中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而在國家制度建設方面的嚴重缺失，也是烏克蘭始終難以克服的轉型障礙。獨立之初，在尚未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的背景下，急于擺脫舊體制束縛的烏克蘭便邁出了民主化的步伐。可以說，烏克蘭獨立以來的20多年，也是西式民主大行其道的20多年。然而，歷史卻已經充分證明，在烏克蘭，西式民主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美好愿景只是一幕幕虛假的民主化幻影。在歷盡“民主”洗禮后的今天，烏克蘭人不得不無奈且辛酸地承認：民主并不是一劑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名義上的西式民主帶來的不是人民生活的安定與富足，更不是國家的穩定與繁榮，而只是無休止的政治紛爭與社會動蕩。從這個意義上說，來自國家內部的民主迷失無疑是造成今天烏克蘭陷入轉型陷阱的根本原因。
蘇聯解體之后，陷入西式民主化歧途的烏克蘭非但沒有擺脫在國家發展道路上的迷惘，反而陷入一輪又一輪的政治動蕩，患上了嚴重的蘇聯解體“后遺癥”。獨立之初，烏克蘭在國家道路的選擇和國家政治建設方面一時陷入制度的真空期。于是，在“逃離”蘇聯、“擁抱”西方的口號之下，烏克蘭幾乎將美式的議會民主制全盤照抄。在烏克蘭大多數政治精英看來，美國的兩黨制和三權分立無疑是實現政治穩定和國家繁榮的必然選擇。然而，事實證明，美式民主在烏克蘭遭遇到嚴重的“水土不服”。理想中的西式政黨模式在實踐中演化為少數寡頭之間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三權分立”的制衡原則也在強權政治和腐敗橫行中變得形同虛設。以憲法為例，烏克蘭1991年獨立，由于來不及制定新憲法，因而仍沿用蘇聯時期的1978年憲法。直到1996年6月28日，烏克蘭才頒布了第一部正式憲法。但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1996年憲法又被以修正案的形式推翻。而在2010年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后，2004年憲法修正案又被廢除。2014年2月21日，2004憲法再度被恢復。短短十幾年間，作為國家根本制度框架的憲法已經歷了數次反復，完全淪為了政治寡頭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政治工具。
2004年，烏克蘭爆發了“橙色革命”。對此，國際上一些政治勢力無不感到歡呼雀躍、欣喜若狂，以為這是繼冷戰結束后國際民主化的“第四波”。然而，沒過多久，當“顏色革命”的狂熱褪去之后，一切又都復歸了原形：憲法繼續形同虛設，議會、政黨和總統之間紛爭不斷，掌控國家的寡頭們在不同政治勢力的支持下繼續上演著一幕幕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治鬧劇。在獨立后的烏克蘭，國家的政治經濟大權依舊掌握在少數幾個寡頭手中。他們或在幕后扶植代理人，操縱議會和總統選舉，或憑借雄厚的資本實力，直接參與競選。以近期重新復出的季莫申科為例，被稱為“天然氣公主”的她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的烏克蘭私有化浪潮時期就通過成立石油公司賺取巨額利潤。1996年，季莫申科又成立了“烏克蘭聯合能源系統”公司并出任總裁，該公司是烏克蘭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主要經營商。在寡頭橫行的烏克蘭，自上而下的腐敗已經達到了空前嚴重的地步。根據“透明國際”2013年公布的世界廉潔指數，在總分為100分的測評中，烏克蘭僅得到25分，在參評的177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144位，連續多年被評為“嚴重腐敗”國家。⑧長期腐敗得不到有效遏制，社會經濟日益凋敝，廣大普通民眾的生活境況長期得不到改善，由此導致的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一觸即發。在此次烏克蘭危機之中，正是因為亞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才引發了來自西部的親歐洲民眾強烈的反對浪潮，并最終導致了亞努科維奇的下臺。而早在三年前的2011年，時任總統的亞努科維奇以季莫申科涉嫌在2009年越權同俄羅斯簽署天然氣購銷合同為由判處其7年有期徒刑。可以說，自“橙色革命”以來，烏克蘭政局已經演變為尤先科、季莫申科和亞努科維奇三人你爭我奪的角力場。期間，一場場翻云覆雨式的“政治清算”無一例外都打著“民主”與“法律”的旗號。烏克蘭與其說是“民主化”，不如說是政治商業化、市場化、幫派化、地區化；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對抗政治、幫派爭斗、清算政治和復仇文化。
與其說美國在輸出“民主”，不如說在輸出“動亂”
蘇聯時期，烏克蘭一向以工業基礎雄厚和制造業發達著稱，經濟發展水平位居15個加盟共和國前列。蘇聯解體20多年了，烏克蘭是所有獨立國家中經濟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至今仍沒有恢復到蘇聯解體前的水平。經濟深陷谷底，政治動蕩不已，除政治人物治國無方、缺乏責任之外，西方大國難辭其咎。自冷戰結束以來，包括烏克蘭在內的獨聯體地區就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關注對象。因此，無論是前幾年的“顏色革命”，還是此次“街頭暴力”、“廣場暴動”，都不乏西方大國和“民主謀士”們策劃、煽動的影子。針對當前的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3月12日在白宮會晤烏克蘭臨時總理亞采紐克時，再次警告俄羅斯不要干涉烏克蘭“內政”，并強調美國“將與烏克蘭站在一起”。⑨克里米亞公投后，奧巴馬則強調，克里米亞公投是在俄羅斯軍事干預的“脅迫”下舉行，違反烏克蘭憲法，“美國絕不會承認公投結果”。奧巴馬表示，俄羅斯的行為破壞了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在歐盟伙伴的協調下，我們準備讓俄羅斯為其行為付出更高代價”。但是，在表態堅決支持烏克蘭的同時，奧巴馬也“呼吁烏俄兩國通過外交渠道解決紛爭”。與2004年大力支持“橙色革命”有所不同，美國的上述表態反映了其在面對變化了的國際地緣格局和本國戰略利益時的一種調整。
實際上，蘇聯解體后，美國雖然“沒有一項明確闡述的統一的和始終如一的對獨聯體政策，但歷史地看，美國對獨聯體政策的總體脈絡卻是十分清晰的”。⑩對于美國而言，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和輸出美式民主和自由，始終是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而言，向這些國家輸入美式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促成“顏色革命”并建立親美反俄政權，自然成為美國對獨聯體民主輸出戰略的重要目標。庫奇馬上臺之后，推行更加西化的政治經濟改革計劃，美國也由此開始加大了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力度。而在“橙色革命”之前，鑒于俄羅斯在烏克蘭所具有的傳統意義上的影響力，美國雖然也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斷加強對烏克蘭的滲透力度，但一直未能打破俄羅斯在烏克蘭長期保持的相對優勢。直到2004年，在美國的積極鼓動之下，烏克蘭爆發了“橙色革命”，親美的尤先科最終當選總統，這也標志著美國對烏克蘭的民主輸出戰略取得了“重大進展”。
從實施手段和方式上看，美國對烏克蘭實施民主輸出戰略的手段是多樣的，總體而言，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首先，通過經濟援助等利益手段不斷促使烏克蘭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造”。在與獨聯體各國的交往中，美國往往將自身的西式民主樹立為獨聯體國家民主化改革的終極目標。同時，充分利用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經濟普遍落后的弱點，向這些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以此來促進它們在與俄羅斯逐漸疏遠的同時與美國建立起緊密聯系。冷戰結束以來，為了在獨聯體國家中樹立“民主樣板”并達到反制俄羅斯的目的，烏克蘭一直是美國最大的經濟受援國之一。在此次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為了幫助烏克蘭應對“俄羅斯出于政治動機而采取的貿易行動”，奧巴馬政府宣布向烏克蘭提供10億美元緊急援助，并推動國會批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0年份額改革方案，為烏克蘭爭取更多IMF貸款。
其次，通過培養和扶植親美反俄的反對派領導人，尋求從內部瓦解并控制烏克蘭。例如，尤先科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最為倚重的反對派領導人之一。早在1999年，尤先科就曾出任烏克蘭政府總理。盡管標榜實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但尤先科卻一直將烏克蘭加入歐盟和鞏固西式的價值觀念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據美國媒體報道，在“橙色革命”前后的兩年時間里，美國政府一共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至少650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資助。這些資金除了為尤先科與美國領導人會面提供方便之外，還用于支付總統大選前后的各項政治開銷。而尤先科的妻子卡捷琳娜在2004年放棄美國國籍之前，曾在美國國務院供職長達6年。除尤先科之外，剛剛被釋放出獄的季莫申科也一直是美國扶持的重要對象。在過去的10年間，親美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與親俄羅斯的亞努科維奇三人之間無休止的政治斗爭與清算，正是烏克蘭政局混亂、民不聊生最真實的寫照。
再次，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不斷向烏克蘭進行民主滲透。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中，以成立于1983年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最具影響力。該基金會的宗旨是“促進及推動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團體提供資助”。實際上，除了一小部分民間捐助，該基金會絕大部分的經費都來自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進行的年度撥款。
最后，通過扶植各種“自由媒體”來進行思想輿論滲透。一方面，通過長期灌輸，促使廣大民眾從思想上接受美式自由民主理念，徹底瓦解烏克蘭民眾針對西方的思想防線。另一方面，在總統和議會選舉等關鍵時期，利用媒體來誘導輿論支持親美的反對派勢力，肆意攻擊競爭對手。
總之，在冷戰結束后的獨聯體地區，雖然始終標榜“美國的首要利益是幫助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保證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攔地在財政上和經濟上進入該地區”。然而，在揭開美國全球民主輸出戰略的表象之后，暴露的則是其赤裸裸的全球地緣戰略企圖。從本質上而言，烏克蘭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格局中的一顆棋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民主的旗號，向烏克蘭輸出的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僅僅是導致無休止的混亂與無序的劣質民主。
略
The Pain of Ukrainian Transformation: Lost on the Road to Western Democracy
Zhang Shuhua Zhao Weitao
Abstract: Political disorder caused by "institutional anomie" is undoubted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long-standing political turmoil in Ukraine. Historically,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al defec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as Ukraine has blindly adopted a Westernization road and eventually become lost in democrac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Under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only exported inferior democracy to Ukraine, which resulted in endless unrest and disorder there. In the face of the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pressure, if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in Ukraine still fail to reach a consensus as soon as possible over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 to be sinking in the mire of partisan,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flicts and struggle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financial magnates, oligarch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kraine to completely shake off the shackl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escape the "periodic" political unrest, or change its marginal existence status.
Keywords: Ukraine, political disorder, Westernization, lost in dem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