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中國大學治理、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獨特實踐領地。特別是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進，在加強內涵建設、提高質量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戰略主題的背景下，完善大學治理結構、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日益成為學術界和實踐部門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

單從教育學出發無法透視宏觀問題

總體來看，現階段關于大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學領域，大致包括三種進路：一是從大學治理的基本理論出發，借助法人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委托代理理論、教育消費理論等理論框架對中國大學的治理走向進行設計、建構和規劃；二是從國外大學治理的經驗模式出發，致力于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歐美現代大學治理的價值理念、組織結構、運行機制進行引介、比較和移植；三是從中國大學治理的歷史演進出發，集中于對清末一百余年來特別是民國時期大學治理的變革演繹、環境生態、群體行動、精神價值進行鉤沉、整理和再現。

必須承認，這有力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擴展與深化，也較好地牽動了實踐領域的改革與發展。但是，遺憾的是，單一教育學科的進路往往無法透析大學治理背后宏大的政黨、國家、社會背景；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相關理論的套用往往無法深入大學作為學術共同體的獨特屬性、組織結構與運行機理；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學治理模式的模仿和復制往往無法充分觀照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歷史傳統與文化基因，面臨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國實際這類“削足適履”的尷尬境地；對歷史特別是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大學治理經驗的總結、提煉始終面臨如何與現時代體制環境、理念趨勢、目標任務的對接難題。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雙重局限，迫切需要我們從新的視角和新的進路對中國現代大學治理問題進行考察和分析。

有機銜接國家建構研究與大學治理探索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趨勢就是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及其在相關領域的遷移和擴展。比如，徐勇等學者將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延伸至鄉村治理領域，實現從“深入鄉村”到“回歸國家”的研究轉向；郭圣莉、史云貴、任劍濤等學者將這一理論擴展至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和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等領域，提出國家與社會有機合作、良性互動的理論框架和實踐路徑；陳瓊則從組織變遷的視角考察現代國家建構與婦女公共參與的演變等。

這樣一種新興的學術動向啟發我們思考將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研究與現代大學治理探索有機銜接起來。所謂“現代國家”一般包含四個維度：一是權力集中的維度；二是組織構造的維度；三是職能行使的維度；四是憲政發展的維度。“現代國家”的內涵指向及其建構歷程，本身就與現代大學的誕生及其發展緊密關聯，也決定了其自建構伊始就必然對大學治理進行滲透和干預。事實上，中西方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大學的改革發展絕不僅僅是個教育問題，現代大學的治理已經深深地嵌入現代國家的治理框架之中。伴隨著現代大學職能的擴展、逐漸由社會的邊緣步入社會的中心，大學也越來越成為國家政治權力進行干預和規制的重要領域。

對于中國來說，兩千多年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加上百余年后發趕超與政治整合的雙重使命，無疑都為國家權力嵌入大學治理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理由和動力。這種國家權力與大學治理之間的深度關聯提示我們，研究中國現代大學治理問題，一個新穎而重要的思路，就是從政治學的視角切入，綜合運用教育學和歷史學的分析方法，緊緊圍繞國家與大學這一核心問題，在深入分析現代國家的理論基礎和目標指向的基礎上，借助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路徑分析，提煉和概括出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與現代大學治理之間的理論關聯、歷史脈絡、互動機制。

現代大學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基于這一新的視角開展研究，前提和基礎就是要建立現代國家建構與大學治理的理論關聯，更深層次的要求就是在現代國家建構與大學治理之間找到一個共同的理論紐帶。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基礎性理論命題就是國家與社會合作互動中各自職能范圍、權力邊界的厘定與塑造。如果以“強”、“弱”來表征國家與社會在制度建構、資源汲取和秩序塑造等方面的基本類型，現代國家的構建總體可以歸納為四種組合模式：強國家—強社會、強國家—弱社會、弱國家—強社會、弱國家—弱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這種關系和不同模式選擇成為我們分析現代國家與現代大學治理合適的理論基礎。這是因為，研究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大學治理，其本質并非要大學完全擺脫國家、實行單純的自治，而是要解決這樣一些問題：現代大學同現代國家的適度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國家權力進入大學這一領地的合法性和動力源是什么；當國家與社會不可避免地在大學治理這個節點上交匯之時，它們是沖突還是合作，各自的優勢與邊界在哪里；國家建構與大學治理之間是否具有普遍的模式與路徑。研究現代國家建構與現代大學治理之間的關系，其實質就是在現代大學治理這個理論平臺上討論國家與大學之間的互動演繹。

在此基礎上，還要充分觀照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與大學治理之間的特殊關聯。這是因為，在現代國家建構這種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各個國家因歷史傳統、文化基因、現實際遇的不同，不僅將在現代國家建構中形成獨特的實踐邏輯和發展進路，而且勢必在現代大學治理探索中孕育出自身的理論成果和實踐路徑。從中國近現代歷史來看，一方面，現代大學的功能擴展與價值突顯，特別是中國作為后發趕超型國家的現實需求和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歷史和文化傳統，共同決定了政黨—國家對中國大學治理的積極干預和深度介入；另一方面，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特性，以及龐大的大學體系和急切的發展需求賦予社會對于大學改革和發展的參與。百余年的“同生互構”，使中國現代國家與現代大學呈現出一幅包含國家建構與社會成長、國家強勢與社會弱化、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復雜歷史畫卷。特別是對于現時代的中國來說，在國家和教育共同面臨轉型發展的大時代背景下，探索現代大學治理無疑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無疑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件。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發展規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