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有關經濟、政治問題的著作，主要是議論國內問題。他對封建主義的批判較為尖銳，但他的社會改革主張并不具體細致；他特別重視農業問題，而對商品貨幣經濟的態度比較消極。他把歷史分為治世、亂世、衰世三個階段；又以早時、午時、昏時比喻三個世代。他從財富分配狀況探尋治亂興衰的原因，認為一個朝代的興衰取決于貧富懸殊的狀況。
上述觀點說明龔自珍的歷史觀中具有合乎唯物主義的要素，但他否定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只是懾于農民起義，才提出改革主張；而改革的關鍵在于改革人心，特別是在位者人心；認為人心變，世俗才能變，才能撥亂反正。因此，其歷史觀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觀點。
農業經濟思想
龔自珍的農業經濟思想，具有濃重的農本主義色彩。他認為農業生產十分重要，“天下之大富，必任土”。他之所以特別重視農業生產，一方面與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農本思想有關，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財富主要來自于農業生產，這是從生產物的使用價值的認識出發的；另一方面，當時農業危機十分嚴重，失地農民不斷增加。為了解決農業危機特別是流民問題，他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農宗”，二是移民開發邊疆土地。
“農宗”方案。龔自珍制訂“農宗”方案的思想前提是反對農業中劇烈兼并和“大不相齊”，而“小不相齊”則是合理的。這一方案的基本點是，以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為基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范圍內，實行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地主階級之間的再分配。他想借此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保住中小地主階級的土地，由于土地兼并的迅速進行，不僅廣大農民大量喪失土地，就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土地也經常有被侵吞、兼并的危險。第二，“農宗”是改善經營管理，提高農業生產的好的組織形式，以此來遏止農業生產力下降的趨勢。第三，解決流民問題，把失地的農民安置在“農宗”這一生產組織中，可以防止動亂，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該方案的大體內容是：在土地占有的份額上，按宗法制度分為兩個等級，即大宗和余夫；在雇傭關系上，大宗、余夫（土地所有者）為一方，閑民（被雇傭者）為一方。他的具體設計是：“大宗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余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①
這就是龔自珍解決流民問題的設想，亦即他所謂的“為天子養民”。他以一個大縣為單位，估算了實行這個方案可安置流民的數量，即：“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群宗四，為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為天子養民萬八千人”。②他所謂的“養民”，不過是把失地農民重新束縛于地主的土地上，以保證封建地租剝削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由此可見，龔自珍的“農宗”方案，完全是改良主義的。
“農宗”是一個在封建宗法關系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農業生產單位，帶有濃厚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色彩。龔自珍的這一設想，作為交換的只是一部分剩余產品，而且不借助于貨幣，完全沒有考慮專門經營為出售而生產的商業性農業。顯然，這是排斥商品經濟發展、維護自然經濟的觀點。
這一方案中，對閑民的剝削量是很大的。可見，此改革方案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如果說“農宗”方案解決流民問題，是在不觸動封建主義的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而只是在地主階級內部實行土地再分配的基礎上，通過役佃的辦法安置失地農民，那么在移民開發邊疆的方案中，則是試圖進一步解決流民問題和進一步解決農業危機問題。③
移民墾疆。龔自珍認為，封建國家單純依靠無限制地掠奪、壓榨人民，只會導致民貧國弱，流民不斷增加，封建政府財政短絀。最好的辦法是移民開發邊疆土地，一方面可以解決流民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生產，保證貢賦。因此，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中主張：“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陜西、甘肅之民，令西徙。”④特別是在福建、江西種植鴉片的農民，盡行移墾西北。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內地無地之民，變為西邊有地之民。在開墾方式上，他提出了把封建壟斷的土地變為自耕農民的土地關系，以便激發農民的自利心和個人求富的動機，發展農業生產。這些建議如果能夠被采納，就會涌現出大量的自耕農，大大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
如前所述，移民開發邊疆的目的，一是為了試圖解決大量喪失土地的流民問題，以削弱農民的起義斗爭，挽救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危機；二是在于通過對廣大西北的開墾，促進農業生產，以增加封建國家的賦稅收入。外國資本主義商品侵略對沿海農村經濟的摧殘，也是龔自珍考慮移民開發邊疆的一個因素。這出于他的愛國思想，但卻是一種消極的辦法。
龔自珍的“農宗”方案和移民開發西北的方案并沒有超越封建主義的范圍。其目的也還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封建主義的統治秩序。盡管如此，他的方案肯定不會被當權派所采納，因為“農宗”方案設想的土地再分配直接地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而移民墾疆方案的積極性是不容忽視的，它反映了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逐步加深、農村自然經濟逐漸解體的情況下的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的要求。這是因為它如果實現，就會出現大量的自耕農，從而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這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前提。⑤
商品、貨幣觀點
龔自珍對流通領域的研究較少，他認為財富來自于生產領域，在流通領域不會增加財富，進而認為商業只會起兼并財富的作用。他在《平均篇》中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⑥他反對巧取豪奪、危害民生的封建大商，對于一般商業，他是同意存在的。他認為商品只能起“以有易無”的作用，不能隨意操縱商品價格，必須等價交換，即“使相當”。至于“使相當”的共同基礎是什么，他沒有加以說明。怎樣“使相當”？他的辦法是“使市官平之”。這說明他還停留在權威決定公平價格的認識水平上。⑦
龔自珍既然把商業限制在“以有易無”的范圍里，與此相適應，他也把貨幣的職能局限為流通手段，主要是基于他認為物質財富的生產是基本的思想。從全國角度看，物質財富的生產是基本的，而貨幣財富則是次要的。他只是把貨幣看作為便于商品流通的媒介物。
綜上所述，食重于貨，龔自珍認為貨幣只能作為流通手段的思想是極為明顯的，至于回避的其他貨幣職能，他是不重視的。他極為反對貨幣作為貯藏手段，認為貨幣私藏不僅不能“使吏民使之”，并且會影響經濟的正常活動，甚至會造成動亂。
從商品貨幣觀點和食與貨的關系的議論，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把國民經濟限制到極大的自然經濟狀態；另一方面，他把貨幣職能局限為流通手段，而忽視了其他職能，特別是貯藏貨幣在商業資本發展中的作用。
外國資本主義商品侵略，開闊了龔自珍對商品貨幣關系的認識視野。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的輸入，特別是鴉片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形成嚴重銀荒，銀價不斷上漲，影響了人民的經濟生活和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白銀“有所化，有所潰，有所不返”所造成的這些后果，使得他的輕貨思想有所修正，形成了“食貨并重”的思想。⑧正是在這個“銀漏于海”的問題上，他的愛國反英情緒很激烈，極力主張嚴禁鴉片進口。對國內吸食鴉片的統治者們，他極為痛恨，稱他們為“食妖”，他尤其主張禁止在國內種植鴉片。
由此可見，龔自珍的抵制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經濟思想，仍然是從農本思想出發，以保護本國物質財富生產的發展。不同的是，他把貨幣問題提高到一定的地位，已經不是食本貨末，而是“食固第一，貨即第二”的平列起來了。這是防止白銀外流，發展國內農業生產，標本兼治的抵制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新的經濟思想。⑨
“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⑩在中國近代動蕩時期之初，龔自珍便敏銳地感覺到封建社會的厄運已經開始，對于封建政治進行了猛烈批判，勇敢地提出了變革主張，雖然由于時代的局限，他未能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但他卻開創了為國為民、勇于進取的一代新風。
（作者為遼寧科技大學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注釋】
①②④⑥《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7頁，第206頁，第269頁，第283頁。
③⑩王延濤：《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流派》，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4年，第11頁。
⑤張錫勤：《中國近代思想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頁。
⑦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29～630頁。
⑧李文治：《明清時代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7頁。
⑨袁繼成：《近代中國租界史稿》，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1988年，第26頁。
責編/韓露（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