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當前已進入了大轉型、大治理的時期。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后，發展與治理正成為新的時代主題。在這樣一個新時代主題背景下，如何在發展中推動有效性治理、在治理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重大課題。不妨說，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大治理”時代。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在大治理時代，內部需要統籌運用治權治理國家，外部需要聯通國際開展國家外交治理。

我國是大治理時代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其內部的治理以及對外關系的良性治理事關國際社會的發展與治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但當下中國仍然大而不強，在社會經濟的大轉型時期實現大治理，面臨著多重挑戰，突破這些挑戰和障礙，需要綜合的“大治理”思維和戰略。

2010年，我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2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8.3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0%以上，超過美國經濟總量16萬億美元的一半。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國雖已成為經濟大國，卻還遠不是經濟強國。2012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依據聯合國[微博]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國民生活富裕程度指數中，中國僅僅排在第102位。這對于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不但是個諷刺，也是個警醒。而且，中國城鄉間、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社會結構性矛盾突出，資源環境等發展的瓶頸制約突出，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至于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

2010年，我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大而不強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且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在國際產業體系和貿易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世界500強品牌中，美國有239家，我國只有25家，并且這25家大都是能源、鋼鐵、電力、銀行等企業，并非高新技術企業。另外，更讓人不安的是，我國企業核心技術、高端技術的80%掌握在外資手里。

無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仍將是個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集中精力推進現代化，解決發展和民生問題。

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減速狀態，世界也因此憂慮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由兩位數高速增長放緩到2011年以來的中速增長。美國《新聞周刊》有影響的國際版編輯法里德·扎卡里亞在《后美國時代》一書中就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到2007年增長水平的大約一半，中國的體制面臨著其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考驗。考驗的結果對于全世界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若考驗合格，將表明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還能繼續存活，而如果考驗不合格，那么中國將會淪為又一個其發展模式只能管用一時的新興市場。

實際上，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過熱正采取多種手段調控。看最新的一系列政策動向，在未來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將更多注重提質增效、注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注重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提升、注重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引領作用的建設以及經濟競爭力的增強。與此同時，中國還將加強海外經濟利益的合理布局，提高中國在全球配置經濟資源（投資、貿易、金融、貨幣等）的能力，強化經濟力量向政治、安全和戰略方向的轉化能力，并提升中國的國際經濟援助的水平。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認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的決策者會繼續努力使年經濟增速保持在7%以上。中國為此可能會繼續采取措施深化金融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以實現這一相對強勁的經濟增速。

一言以蔽之，中國需要“大治理”。

首先，經濟發展需要大治理。以資源、勞動力大量投放和出口主導為特征的傳統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亟須轉變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和內需為主的軌道上來。中國經濟能不能順利轉型，硬實力的基礎能不能進一步夯實，既關系到軟實力的發展能不能有足夠的物質支持力度，也是對中國模式的優化、完善和發展，這事關中國軟實力的未來。

其次，社會矛盾需要大治理。回顧東亞和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走過的歷程，人均收入停留在5000至1萬美元時很容易出現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經濟停滯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國人均收入約5000美元，恰好處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人員流動規模的擴大、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以及社會群體利益的分化，各種影響和諧與穩定的不安全因素逐漸累積，一有機會就會宣泄和爆發出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環境惡化、社會不公正、腐敗奢靡之風等問題的存在，既破壞了社會和諧，也是我國最容易遭受西方主流媒體攻擊的“軟肋”。

大治理思維，需要有犧牲和放棄的精神。而這種犧牲和放棄，將贏得一個國家的良性和健康發展，因而是值得的。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