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釋放出和平的意愿和能力。中國的和平不僅是結果的和平，更是過程的和平。中國崛起靠的是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的延續性。中國文化結構的穩定性和流動性是不同的，卻互相依存；是對立的，卻不互相排斥。中國崛起例外論是基于中國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思想產物。

中國和平崛起的實質在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晚清以來的百年激蕩，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們走到了離實現“中國夢”最近的時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在復興中進一步演進的“文明特征”，也是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基礎。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穩步提升，中國崛起的話題引發了廣泛而熱切的論爭。如何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崛起？筆者認為，至少需從理論上回應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中國崛起能否成為大國崛起中的一個例外？這需要從全球視野進行宏觀考察。中國崛起例外論是針對其他大國崛起的盛衰成敗做的初步回應，需要與其他大國崛起相比較，才能理解中國和平崛起有著更為悠久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淵源。

二是中國崛起應持什么立場？中國崛起本質上是一種和平的、文化的崛起，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復興。中國崛起需要堅守民族的、文化的立場。

三是中國崛起具有什么時代特質？這需要考察近現代以來中西方文化交流與互動過程中，中國文化具有的穩定性與流動性雙重特質，需要把握中國文化結構的基本形式及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文化的型塑。

四是中國崛起需要什么文化理論支撐？我們要建構一種立足國內、指向世界、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自覺擔當建設文化強國先行者的深圳，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破題，率先提出并點破國家文化主權和公民文化權利是構成當世一切文化理論的基點。這即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的“深圳表達”。

1、中國崛起是觀念和文明模式的擴展過程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崛起能否成為大國崛起的例外，成了一個困擾大國外交戰略研判和地緣政治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回答這一問題，要從理論上認真解讀中國文化對中國崛起意愿和能力的界定，力證中國會走上和平的、文化的崛起道路。

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和平崛起，重在強調中國和平崛起是一種文化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目前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中國經濟不是已經崛起，而只是尚處于崛起過程中，離真正崛起目標還比較遠。

目前，一方面，中國還未呈現出大國崛起的文化氣象。如中華文化雖開始逐步走出去，但其傳播范圍、影響力還很有限，傳播媒介和技術手段比較單一。目前，真正走出去的還主要是以中國制造為表現形式的器物文化，而制度文化特別是觀念文化還很難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國承認并尊重世界文明傳統的多樣性，通過吸納其他文明優秀基因、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來實現和平崛起，而不是要建立一個排他性的霸權。中國文化本身并無排他性，也正因此更顯其卓爾不群。中國也沒有采取強制性措施來保護自身的文化安全。中國的各種文化可以并行不悖。這并非新中國成立后才有的文化現象，而是古已有之。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釋放出和平的意愿和能力。與西方那種通過戰爭來獲取和平的文化傳統不同，中國的和平不僅是結果的和平，更是過程的和平。這種和平崛起的意愿，主要是指中國愿意通過改變自身來推進世界新秩序的重構，表現在文化上，就是吸收外來優秀文明，活化本土文化基因，創造出人類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價值觀念。這種和平崛起的能力，主要表現為中國參與制定國際規則和設定國際組織活動議程，承擔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及重建新國際秩序合法性的能力。

只有回答了中國是可以和平崛起的，我們才能說中國崛起是大國崛起的例外。從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看，除中國外，沒有一個大國是和平崛起的，其他大國崛起總是與武力征討相伴。如古羅馬帝國，既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搖籃，也是不斷通過戰爭擴張成為橫跨歐、亞、非的龐大羅馬帝國，其崛起始終伴隨著血腥的戰爭；又如亞歷山大帝國，通過東征西討，在橫跨歐、亞的遼闊土地上建立起龐大的帝國，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同樣伴隨著血腥的武力征戰。自15世紀以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以及彼得堡時期的俄羅斯帝國，也都是通過殖民戰爭、武裝占領或霸權擴張，競相登上世界舞臺中心，崛起為大國。然而，追求和平、維護和平，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鄭重承諾。因此，唯獨中國，能夠“棄武從文”，與時俱進，傳承弘揚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文化，實現和平的、文化的崛起。

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是實力提升的過程，更是觀念和文明模式的擴展過程，這源于我們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中國和平崛起首先是基于歷史和現實的理論論證，進而表現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意愿和能力，最后達到對未來世界文明新秩序的一個歷史性創新。

2、中國崛起有悠久的和平文化基因

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理論建構，既不照搬他國模式，也不固守本國模式，而是采納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品性之上的開放、包容的模式，始終恪守鮮明的民族立場。

“六經”是將中華民族帶入文明門檻的中華元典，是中華民族垂范久遠的指針和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中華元典所闡揚的“窮變通久”的變易哲學，及由此引申出的剛毅自強、剛柔相濟的社會—人生哲學，構成了中華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根本思想。

諸子百家爭鳴，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建構了基本的、扎實的文化心理根基，孕育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中華文化的博大精神和包容品性。秦朝的文化一統，順應了戰國晚期諸子百家思想合流的趨勢，為最終形成中華文化共同體奠定了堅實基礎。漢王朝統一后，從百家爭鳴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文化立國根本。其后，中華文化歷經漢魏以降儒釋道三家爭勝到宋元后“三教合一”的演進，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政治文化經過多次“更化”、“改制”，最終形成了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社會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

中華文化尊崇主流、存亡續絕的不息精神，始終與時代相適應。從傳統儒學，到兩漢經學，再到宋明理學，儒釋道三教合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兼容并包、多元融合、價值整合能力，處處彰顯著文化的軟實力。特別是孔子提出無信不立思想，使“信”成為中國文化符號。這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曾經以兵、食為依歸的殖民戰爭崛起完全不同。中國崛起有著悠久的、和平的文化基因及傳統。

中國崛起靠的是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的延續性。中華文明既歷史悠久，也是可持續的。這是它與其他文明的區別，如古希臘文明早已經流斷，古印度文明已在流變中改道。

如何把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轉化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是當今的一項重要工作。這也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建構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中華民族文化具有超越時代與地域的強大凝聚力，理應能夠轉化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文化軟實力。

3、中國崛起奠基于文化結構的穩定性與流動性之上

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的時代精神，首先體現在近現代以來中西方文化交流與互動過程中，中華文化的救亡圖存、思想啟蒙及轉型復興等方面。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多年中，中華文化在曲折中艱難前行，不斷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曾經的文化危機使中華民族逐漸離失了原有的精神家園，使國家和社會處于長期劇烈動蕩和變革中——中華文化危機成為最深層次的民族危機。從此，延續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在“亡國滅種”的倒逼中，走上探索出路的漫長而曲折的征程。

近代中國文人志士開啟的“救亡圖存”，成為近現代中國文化歷史的主旋律。救亡圖存迫使民族文化覺醒和國民素質再鍛造，推動文化啟蒙運動走上歷史舞臺。五四新文化啟蒙思想家對傳統倫常世界觀的否定和批判，是中國人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標志著中華文化在現代轉型中邁出了關鍵一步，為中華文化的開放發展、多元發展、繁榮發展掃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礙。從救亡圖存到建設文化強國，從文化啟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個視角下反思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可以從歷史軌跡中窺見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走向。

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的時代精神，更體現在中國文化結構的穩定性與流動性雙重特質上。中國文化結構的穩定性和流動性是不同的，卻互相依存；是對立的，卻不互相排斥。從靜態看，中華文化具有豐富的多樣性，既有黃河主干文化，又有長江主干文化，既有燦爛輝煌的雜糅儒釋道的主體性中華文化，又有多姿多彩的區域性地方文化。這種多樣性文化結構必然具有相對穩定性。從動態看，中華文化在多樣中存在，在流動中發展。流動性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品性。流動意味著豐富與多樣，不同性狀的多樣性流動文化基因，給中華文化發展提供了活力與新的可能。

僅有文化的時間縱向流動不能說明中華文化興盛不衰的原因，文化還有空間橫向的流動性。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13多億人口，這樣一個地大物博、人文復雜的中國，文化的流動理所當然豐富多彩、蓬勃興旺。確認文化流動的重要性，為文化的縱橫流動創造日益廣闊的空間，使流動的文化能夠得到充足的養分，生根壯大，同時利用各種各樣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動的渠道，過濾文化流動中帶來的雜質，喚醒沉睡中富有生機活力的傳統文化優秀基因，應該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戰略選擇。如果這種文化戰略選擇極大地帶動了中華文化的流動，增強了中華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培育了中國文化結構中新的文化因子，加固了文化的穩定性，那么這種文化戰略選擇就因應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特性和內在需要。

今天又到了新的歷史時代。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暢談“中國夢”，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極大地凝聚了全國人民的共識，振奮了民族精神，也由此揭開了中華民族一段更為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這個夢想的背后，流淌的是中華民族的血脈，蘊藏著近代以來中國人傳承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文明穩定性的又一次延續，也是“舊邦維新”的新的探索與奮斗。

4、中國崛起例外論是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產物

中國崛起例外論是基于中國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思想產物。中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尊重和包容，可以追溯到中國經典文化思想中的“禮不往教”。

中國曾經積聚了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就，仍在不斷借鑒、吸納、尊重和包容他種文明基因。這正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建構的基石。如何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緊密地結合起來，以此構造中國崛起文化戰略的“現實的理想主義”思想基礎，可以說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建構的又一重大課題。

現實的理想主義戰略文化塑造，要求我們基于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作出綜合判斷。作為國家戰略能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文化強國戰略的理論構建，需要承擔起兩個層次的戰略文化建設：一是在國內層次上，在人類文明的普遍意義上，從文化權利的角度，創造性地融匯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和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重鑄中華文明的最高理想；二是在國際層次上，需要整合中國傳統以及世界大國的戰略文化資源，通過文化主權的鍛造和張揚，拓展國家利益，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5、文化立國強國的深圳表達和深圳實踐

為什么我們能夠立足深圳文化實踐來談國家文化戰略？這主要源于深圳的歷史方位感和使命感。深圳毗鄰港澳，在經濟發展、社區建構、移民文化等方面勇于探索實踐，是工商發達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地。深圳在成立時就自覺肩負著獨特的文化使命，有自覺的文化理論擔當。

理論高度決定了行動質量和水平。看深圳十大觀念，就知道深圳如何實現從文化沙漠到文化綠洲的蝶變。深圳始終在思考文化未來和文化走向。這種使命感不是源自市民或管理者個人，而是自發的集體意識。

筆者認為，深圳的文化擔當意識與文化創新實踐，不僅是一城一地的文化探索和文化實踐，更是文化立國強國的深圳表達和深圳實踐。“文化深圳”的戰略定位，應該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中，與文化立國強國的偉大創造和宏偉目標密切關聯，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強烈的時代精神、鮮明的國家立場的“深圳表達”。深圳能夠緊跟世界文化的潮流和趨勢，密切關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態勢，正確理解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區域文化建設的發展要求，催生新的文化自覺，進行理性的自我定位。

深圳文化創新實踐立足國內現實，指向世界，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破題，率先提出并點破國家文化主權和公民文化權利正是構成當世一切文化現象、文化活動、文化理論的基點與根源。文化主權和文化權利理論的提出，是深圳在新的歷史關鍵節點上，為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一次文化自覺和文化維新的嘗試。

如果說“經濟特區”是物質文明的“中國樣板”，那么“文化深圳”無疑就是精神文明的“中國樣板”。深圳肩負著民族的希冀，承載著歷史的重托，有著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深圳不辱使命，率先提出的文化主權和文化權利理論，前者照應國際體系層次，后者照應國內制度層面，應該且可以成為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理論的基本分析架構。

立足深圳，我們有這種文化認知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