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十八大報告涉及關于我國社會現實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回顧這一年，學界圍繞社會結構與階層流動，新型城鎮化、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生態社會學等熱點問題，從不同視角和面向展開深度研究，產生一些有影響的理論成果，從而彰顯了社會學研究社會、建設社會、服務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價值追求。

　社會結構：階層流動乏力

社會結構和分層是社會學研究的傳統課題。眾多學者深入到社會結構和社會內在分層機制展開研究，以期揭示諸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結構性根源，從而為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和政府決策提供依據。

一是社會階層固化趨勢導致底層社會向上流動乏力。錢兆成研究表明，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王偉宜通過對7所重點大學學生情況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獲得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教育機會公平逐漸喪失成為社會流動之憂。

二是高房價影響社會流動。一方面高房價影響社會流動，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劉志偉根據全國性面板數據對城市房價與勞動力流動關聯性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房價升高會阻礙勞動力流動，尤其是青年人的擇業流動，同時高房價還剝奪青年人的夢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還房貸的高壓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價使得大部分欠發達地區有為青年——大學生及農民工群體無法更好地進入城市生活，阻礙了地區間人口流動。

三是流動性缺失導致“社會病”流行。主要體現在：第一，社會擁堵。郭強、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層社會群體有向上流動的需要而現實中流動渠道狹窄，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必然導致社會擁堵。第二，階層固化。馬西恒等人提出階層固化，意圖強調處在上層的社會和處在下層的社會同時出現流動乏力的情況。

　新型城鎮化：人的城鎮化

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新型城鎮化成為2013年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從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無論是城鎮空間規劃、功能設置、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研究，還是城市產業布局、就業機會的研究，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將人的城鎮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的城鎮化而非土地的城鎮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過土地出讓，政府積累了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投資環境。一些地方建設用地的無序蔓延、房價飆升超過絕大多數人的購買力及忽視“人的城鎮化”，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國的城市化產生了人口急劇過度聚集、資源能源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城市病”。對“城市病”的關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員加大對城市空間規劃、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設置等問題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鎮化的“中鎮模式”研究。2013年同濟大學科學發展研究所與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聯合成立的新城鎮化中鎮模式研究小組對新型城鎮化的“中鎮模式”進行了深度闡釋，“中鎮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鎮快速的優點，克服了大城市過載、小城市浪費的缺點。從以上總結來看，2013年城鎮化研究充分體現了人的城鎮化，旨在用文明發展來增進人的幸福和幸福感，從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態美好、社會發展的可持續城鎮化。

社會建設：價值、結構、制度與關系

近幾年，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一直是社會學高度重視的研究領域。從2013年的研究文獻來看，學者們分別從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雙管齊下，對我國轉型期的社會價值建設、社會結構建設、社會制度建設和社會關系建設進行了多個層次的研究。

一是社會價值建設。學界認為，社會價值建設旨在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學界也試圖構建個體或群體對政治共同體之成員地位（包括自我安全、歸屬、團結、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認知和主觀感受的公民身份認同。

二是社會結構建設。學界主要從社會結構化的角度展開，尤其是備受爭議的“單獨二胎政策是否放開”的問題直接關系到未來社會的家庭結構、人口結構、就業結構等等與之相關聯的諸多問題。有區別地判定社會結構現狀并試圖預測社會發展的可能，從而通過對當前社會改革調整入手，通過制度設置來規避社會風險，塑造結構合理的社會發展態勢。

三是社會民生制度建設。十八大以來，社會民生制度建設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會保障機制、社會福利體系、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公共衛生建設和公立醫院體制改革等眾多領域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從頂層制度設計到底層民眾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制度建設取向，一方面將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為制度設計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斷提升我國制度化建設水平。

四是社會關系建設。學界認為，社會關系建設在于重建社會信任，尤其是現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傳統道德觀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時不斷激發社會活力，培養社會組織能力，通過“社會人”和“共同體”培育來抵消“經濟人”的冷漠。

　社會治理：從管理到治理體現全面創新

從理論來看，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理論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掛牌成立也充分說明其中的淵源；從實踐來看，社會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會參與自身建設的制度與能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治理提高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從2013年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于我國社會治理理念和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的創新以及新形勢下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第一，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管理的觀念創新。社會轉型也是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型的過程，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和重申了市場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進一步厘清與市場的關系。因此，社會治理體現在政府與社會共治，它是對社會管理的創新發展。

第二，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管理的手段創新。通過社會治理發揮社會組織、單位的主動性、能動性，發揮社會自身的調解、凈化作用。通過法治手段、社會規則和市場秩序來規范和協調社會利益群體，使其正常發展。

第三，網絡社會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體為代表的網絡社會治理成為社會關注的又一焦點，當在政府與市場、社會、公眾這三者互動關系的反思中產生的社會治理是有限政府視域下的延伸。

　生態社會學： 由環境危機引發的熱議

生態社會學的崛起與其說是生態環境進入社會學視野，還不如說是社會學回歸關注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態社會學跨學科視野和多學科交叉的理論方法，對社會的反思富有啟發意義。

一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反思。生態社會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經濟增長的反思。生態社會學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態補償制，通過將生態代價計算入經濟增長的成本，轉移經濟收益用于生態補償，從而修復已經受損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模式轉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調整經濟增長結構，發展綠色經濟等等。

二是對社會發展目的的反思。生態社會學在社會哲學層面進一步反思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對傳統社會發展的目的進行質疑，試圖重新厘清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如何選擇既要人類發展，同時又不對人類未來發展構成危害的發展方式成為難題，或許當前科技能起到調節矛盾的作用，但具體作用有多大，還有待證實。

第三，社會學研究回歸現實生活中。生態社會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回歸到對現實中人的關注。首先，人的生存危機作為人類的問題被提上日程；其次，資源能源的枯竭已成必然，未來的人類將如何生存？因此，生態社會學的反思不斷推向經濟、政治、文化的歷史和現實層面，還進一步推向未來社會的發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