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批準了經過調整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 。這個“學科目錄”的頒布順應了我國藝術學界長期的、強烈的訴求，“藝術學”由一級學科升格為“學科目錄”中的第13個學科門類。當時我曾撰文，認為“藝術學”的升格主要不是學理建構的效應而是學域擴張的影響。我曾指出：對于藝術學的學理建構，事關學科門類獨立后的學科品質。藝術學各藝術樣式學理建構的特質，在于其具有極高藝術含量的實踐性。如何將這種“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 ，是藝術學學理構建的核心課題。兩年過去了，我總覺得藝術學學理建構似乎還缺點什么，而這個所“缺”之“點”不只是在“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方面顯得薄弱，而且在“學理性”轉化為“學理對策”方面顯得極度疲軟。

　一、必須正視藝術學研究的“短板”現象

我們所說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 。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說成“藝術學研究對策” 。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說的“對策研究” ，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

對一個事物水準高低的總體評價，不在其“高圍”而在其“短板” 。盡管多年來藝術學學理建構成就斐然，但它在“對策研究”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1 .對策研究的“短板”在于“問題意識”的薄弱

我們所說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 。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說成“藝術學研究對策” 。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說的“對策研究” ，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較而言，應用研究過于把重心放在基礎研究，強調的是基礎研究的“應用” ；而現狀研究則過于把重心放在現狀的描述，不強調提出“問題”并進而提出“對策” 。很顯然，我們較少提“對策研究” ，本身就意味著針對性“問題意識”的薄弱，也意味著有效性“價值關懷”的缺失。

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性出現了某種“斷裂” 。基礎研究是普遍性的學理研究，對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學識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積與升華，后者是前者的推演與修正。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礎研究”研究程序的“內在化” 。也就是說，“基礎研究”過于沉迷于純粹的學理研究，不關心“對策”因而也難以在對策研究中獲取新的“學識” 。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聯，這個“關聯”的斷裂，在于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這一哲學命題。基礎研究的學理，是對既往眾多“特殊性”的分析與歸納，是藝術學研究的存量；對策研究的學識，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將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與修正，是藝術學研究的增量。我們當前亟須的，是不斷通過增量的“特殊性”學識去構建存量的“普遍性”學理。

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對策研究的明顯不足，但對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礎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板短” 。基礎研究的“書齋化”與對策研究的“急就章”是這一“斷裂”必然給雙方都帶來的后果。事實上，當基礎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時，也同時是對策研究失語于“現象”之際。一方面，是基礎研究的“書齋化”隔絕了“源頭活水” ；另一方面，是對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現為“水上漂萍” 。這需要我們同時加強基礎研究的“對策”指向和對策研究的“基礎”意識。就藝術學對策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基礎”意識而言，我以為近年來《中國藝術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僅今年以來，就有顏榴《叩問國家美術館》 （1月14日） 、楊瑞慶《期盼戲曲新流派脫穎而出》 （1月18日） 、陳友軍《青春偶像劇中的“人”與“城” 》 （1月2日） 、喬燕冰《能否詩意地棲居在自己的屋檐下》 （2月4日） 、趙勇《從搖滾到民謠：“批判現實”的音樂軌跡》 （2月4日） 、周思明《對當前相聲的思考和諫言》 （2月25日） 、慕羽《中國音樂劇發展要樹立“多變目標” 》 （3月4日） 、劉厚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戲曲怎么辦？ 》 （4月15日） 、喬燕冰《中國舞者，為何難走出生存魔咒？ 》 （4月17日） 、汪人元《優秀戲曲唱腔的“新”與“高” 》 （5月15日） 、賈方舟《寫實主義在當代的可能性》 （5月29日） 、劉星《中國民族管弦樂隊之思》 （6月17日） 、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藝術終結論”對中國藝術發展的現代隱喻》 （6月19日）等多篇佳作問世。可以認為，關注對策研究不僅強化了《中國藝術報》對藝術學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而且極大地提升著該報的影響力和美譽度。

2 . “問題意識”是時代的聲音并指向“價值關懷”

北京大學教授何懷宏出了一部“思辯集粹”的文集，書名就叫《問題意識》 。書的“代序”是何懷宏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題為《問學之路》 。講演中，他杜撰了一副對聯來區別“學術”與“學問” ，聯曰：“學術是大家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有規有界；學問是個人的，學問乃自我之心得，無端無涯” 。他為這副對聯做的“橫批”叫“有學乃大” 。這里的“學術” ，即我們前述基礎研究的“學理” ；這里的“學問” ，也就是我們所說對策研究的“學識” 。學術、學問關注的是過程，而學理、學識強調的是結果。在我看來，“學識”不僅是“學問”追求的產物，而且也是“學問”價值的支撐。因此我認為，“學問”從“無端無涯”來說是“自我之心得” ，但從“有用有效”來說也應是“天下之公器” 。

在何懷宏看來，“學術”首先是“學述” ，即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的“述” 。“述而不作”作為學術，意在“以述代作” 。當然，要“述”得周全、述成系統、述出新意也并非易事。現在的“基礎研究” ，當然不會“述而不作” ，其“有規有界”的方式是“先述后作” ，也即馮友蘭所言先“照著說”再“接著說” 。如果“對策研究”缺失，這種“接著說”恐怕只會是“照著說”的邏輯推演，而非基于“對策研究”成果之“看著說”的自覺修正。與“學術”不同，“學問”的本質在于“問學” ，也就是學由“問”起、學解“問”惑、學釋“問”疑。我們說“學問”既是“自我之心得”也應是“天下之公器” ，在于“對策研究”強調的“問題意識”是時代的聲音，應對“問題意識”所指向的“價值關懷”是大眾的情懷。

何懷宏指出“學問”有“知識性的問”和“思想性的問”之分，前者如孔子的“子入太廟，每事問” ，后者如蘇格拉底對知識“果真如此？ ”的詰問。我把這兩種“問”視為“求知之問”與“求真之問” 。其實，我倒愿意視這兩“問”為我們做“對策研究”的兩個步驟，即先“求知”再“求真” 。只是在求知、求真之后，我們還要“求策” ——求有針對性、講時效性的“應對”之策，這個“求策”就是我們應對“問題意識”所指向的“價值關懷” 。鑒于對所求之策的“價值關懷”還會有“價值”評估與考量，我們對策研究的“問題意識”一不要“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二不要“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問題意識”是時代的也是社會的。

　二、必須關注大數據時代的思維轉變

“經典思維”是基于知識的思維，在對“過去”的關注理解中強調著“因果律” ；而“量子思維”是探求未知的思維，在對“未來”的預測把控中強調著“關聯性” 。尋找“關聯性” ，如舍恩伯格所說：“即使不能找到事物發生的原因，也能發現促使事物發生的現象和趨勢，這就足夠了。 ”這也是我們“對策研究”的主張。

當我們正視藝術學研究的“短板”現象和“問題意識”薄弱之時，我們發現不斷產生“問題”的時代自身也是我們亟待關注的“問題” 。無論是解決時代的“問題”還是應對“問題”的時代，我們都必須關注“大數據時代”的思維轉變。

1 . “大數據”將改變我們理解社會的方法

牛津大學網絡學院互聯網研究所教授維克托·舍恩伯格著有《大數據》一書，認為“大數據”會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法乃至價值觀念。 “大數據”又稱為“海量數據” ，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目前主流軟件工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并整理成我們決策時實現更積極目的的資訊。 “大數據”由于數量巨大，且來源龐雜、非結構性強，它通常用“概率”說話而并不給出“精確”的判斷。就對策研究而言，無疑要求我們日益增強數據的分析能力，有效實現對未來的預測能力。

關于“大數據”的特征，業界解讀的關鍵詞是“4V” ，即Volume（容量） 、 Variety （種類） 、 Velocity （速度）和Value （價值） 。Volume指的是巨大的數據量和數據完整性， Variety指的是在海量、繁雜的數據間發現其內在關聯， Velocity指的是更快地滿足實時性需求，而Value指的是獲得洞察力和價值。 “4V”中最重要的是Value，這是“大數據”應用的最終意義。正如學者們所說：“大數據”時代是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數據挖掘等技術迅速發展所驅動的一個歷史進程。這個進程要求我們將信號轉化為數據，將數據分析為信息，將信息提煉為知識，以知識促成決策和行動。

鑒于“大數據”時代的“4V”特征，舍恩伯格認為它將為信息分析帶來三個轉變：一是信息分析“更多” ，我們將面對全體數據而非隨機樣本；二是信息分析“更雜” ，它要求我們在擴大數據規模時要學會擁抱“混亂”；三是信息分析“更相關”，這需要我們善于找出原本毫無關系的數據間的“關聯性” 。其中第三個轉變，也即對信息分析“更相關”的認識至關重要。如舍恩伯格所言：“有了大數據后，人們會認識到：其實很多追因溯果的行為都是白費力氣，都是沒有根據的幻想，會讓思維走進死胡同。如果轉而把注意力放在尋找關聯性上，即使不能找到事物發生的原因，也能發現促使事物發生的現象和趨勢，而這就足夠了。 ”

2 .對策研究需要放棄“因果”尋找“關聯”

放棄“因果”尋找“關聯” ，是學者們應對“大數據”時代信息分析的重要主張，是這一時代最應強化的思維轉變。我曾讀到錢旭紅院士關于“思維之變”的演講，主題談的是由經典力學促成的“經典思維”向量子力學影響的“量子思維”的轉變。為什么要強調“思維之變” ，一個重要的動因在于我們需要預測把控未來，而關注理解過去并不能勝任這一任務。在錢旭紅看來，“經典的世界及其思維強調機械、肯定、精確、定域、因果、被動、計劃；而量子境界及其思維帶來的是差異、可能、不準、離域、飄忽、互動、變幻” 。用我的話來說，“經典思維”是基于知識的思維，在對“過去”的關注理解中強調著“因果律” ；而“量子思維”是探求未知的思維，在對“未來”的預測把控中強調著“關聯性” 。尋找“關聯性” ，如舍恩伯格所說：“即使不能找到事物發生的原因，也能發現促使事物發生的現象和趨勢，這就足夠了。 ”這也是我們“對策研究”的主張。

思維是人的思維，是在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發達起來的。認識世界是關注理解過去，改造世界則需要預測把控未來。馬克思曾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定義“人” ：在論及人的“類本質”時，他說“人是全部世界史的產物” ；但他更認為“就其現實性而言”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很顯然，人的“類本質”指向的是因果關系，而人的“現實性”強調的則是相關關系。在“全部世界史”的因果關系和“一切社會關系”的相關關系之間，我們的基礎研究指向前者而對策研究強調后者。對策研究成為我們研究工作的“短板” ，其實并非僅僅發生在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我們顯然不能因為“彼此彼此”而“安然現狀” 。

“大數據”時代誕生了數據科學家，他們當然知道追求事物的起因是人類的天性，知道人們視“尋找原因”為終級思維。但他們堅信，在大數據時代追求因果的過程往往是無果，通過關聯性而不是因果關系來認識世界，才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這是因為，我們認識、了解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而這個“現實世界”的真相，要從“一切社會關系”而非“全部世界史”中來探求。在這個意義上，扁平地看世界是為了能更透徹地看到“相關性” ，看到更多在傳統思維中原本被忽略的復雜關系。當舍恩伯格告訴我們，認識了解世界“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知道為什么”之時，其實是說真實的、準確的“是什么”要透徹地去分析種種相關、潛相關、或貌似不相關的“相關性” 。這正是對策研究的思維取向。

　　三、必須探索藝術學對策研究的“求策”能力

我們的對策研究先要明了藝術學研究的本質是“情感與形式”的相關性研究，而要使這種相關性研究具有針對性并實現有效性，就要樹立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研究理念。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核心層，核心是創作思維，包括思維的材料、邏輯、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

如前所述，藝術學對策研究要從“問題意識”導入，要以“價值關懷”應對，這個研究的過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脈相承。

1 .對策研究要反思“歷史—美學”的方法

藝術學研究，曾經有過“新方法”的探索與選擇。探索“新方法” ，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視角并呈現新氣象。但因為在整體研究格局上，我們切割成藝術史、藝術原理和藝術批評三塊，同時又糾結于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使得“新方法”的抉擇在藝術學研究中給人一種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給人一種在變著法子闡述既往而非需求路徑預測未來的印象。其實，我們既往“歷史-美學”的方法已經從歷史的因果律和美學的相關性架構起研究理念的坐標，只是我覺得要將這個坐標深化到發生學的“認知建構”和格式塔的“整體把握”中去。因為“認知建構”是指向未來的“因果追溯” ，而“整體把握”是提出對策的“相關檢索” 。

有了這個認識，我們的對策研究先要明了藝術學研究的本質是“情感與形式”的相關性研究，而要使這種相關性研究具有針對性并實現有效性，就要樹立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研究理念。正如“藝術創作”不能脫離對社會生活的藝術把握，不能走向藝術語言自我運演的“內在化” ； “藝術學研究”也不能脫離對藝術創作的學識建構，不能走向普遍學理循環論證的“內在化” 。“情感與形式”的相關性研究，重點是藝術創作中情感與形式在相互關聯中“雙向建構”過程的實現。這個“雙向建構”的過程既是犬牙交錯、足履異碼的過程，也是相互匹配、相互激揚的過程，如何使前一過程的矛盾狀態轉換到后一過程的和諧存在，是我們藝術學對策研究的核心理念。

“情感與形式”的相關性研究是充滿異數、充滿變量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由這些異數、變量而造成的研究的復雜性，會由研究的核心層波泛到相關層乃至外圍層。在我看來，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核心層，核心是創作思維，包括思維的材料、邏輯、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相關層主要是創作語境，包括創作者的言說語境和大眾的接受語境，包括語境的歷史“給定”和未來“生成” ，包括語境的“局域”讀解和“互聯”共謀。而所謂“外圍層” ，是那些看似“不相關” 、點擊“無鏈接”但可能在更深層面上影響、制約相關層乃至核心層的種種要素。在大數據時代反思“歷史-美學”的方法，一要拓展二要深化，在拓展和深化“相關性”中預測把控未來。

2 .對策研究的角度選擇、協同應對和集成創新

對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相關性” ，先要確立自己的視角。大數據時代使人們獲得了視野，但不能定位視角的視野有可能讓我們身陷沼澤且四顧茫然。定位視角就是我們所說的“角度選擇” ，在數據處理時叫做“關鍵詞”或者“主題詞”的確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問題意識”的產生、構成及其未來的預測和把握，都深深維系于“角度” 。角度窄了會把問題看得褊狹，角度闊了會把問題看得稀松，角度的俯視會把問題看得輕巧，角度的仰視又會把問題看得繁縟……更重要的還在于角度的切入點，雖然不能不受“個人之心得”的影響，但切入點一定要有“天下之公器”的胸襟。對策研究作為特殊性的學識研究，角度選擇是切入點也是關鍵點。想起羅丹所說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應該指的是缺少“發現的角度” ，因為沒有“發現的角度”也不會有我們的“問題意識” 。

如果說“關鍵詞”定位著數據處理時的“角度選擇” ，接下來的工作是通過“相關鏈接”來思考“協同應對” 。相對于基礎理論研究而言，我們之所以不提“應用研究”而主張說“對策研究” ，就在于當下“問題意識”的應對，往往不可能從既往基礎研究的普遍學理中找到現成的對策。大數據時代之所以格外強調放棄“因果”尋找“關聯” ，一是在于“關聯”本身就可能蘊藏著“因果” ，二是在于“關聯”才可能為對策提供更為豐厚的舉措。事實上，就對策研究的進行而言， “相關鏈接”一點也不比“角度選擇”來得輕松。 “相關鏈接”要求我們開闊眼界、開放思維、開拓疆域，不必糾結于是否超出了個人的認知水準和應對能力，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跨界結盟、協同應對并在此基礎上實現“集成創新” 。

“集成創新”現在主要應用于科技進步的自主創新，與原始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三位一體” 。其實，孔老夫子因對先賢高論的“述而不作”就被稱為“集大成者” ，他其實也就是“集大成創新”者。回望我們數千年文明史，其實交替著“集成創新”和“繼承創新” ，后者往往體現為文脈的延續而前者往往意味著文珍的搜集。在我看來，繼承創新講的是“通中求變”而集成創新講的是“變中求通” ，我們先賢更看重的是“變則通，通則久” 。

“集成創新”是大數據時代進行對策研究最應強化的意識和能力。在角度選擇、協同應對之后，“集成創新”通過要素的集成和模型的建構提出“價值關懷”來化解“問題意識” 。實現“集成創新” ，我們一要有大視野，實現要素的充分占有；二要有厚積淀，實現要素的精當擷取；三要有強邏輯，實現要素的有機整合；四要有高站位，實現要素的結晶升華！為此，我們的研究者需要培養、強化四種意識：一是自主意識。即集成要素及其模型建構要服從主體解決對策的研究需要。二是跨界意識。這包括開放集成要素的空間跨界和主體建模的思維跨界。三是協調意識。即善于圍繞應對“問題”來借助外腦，集思廣益以謀篇布局。四是前瞻意識。這就是通過應對“問題” 、提出“價值”來預測把控未來，也通過對策研究特殊性的學識建構去使基礎研究的普遍性學理得到豐富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