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12月，《柏林月刊》發表了康德的應征文章《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兩個多世紀以來，該文吸引了無數哲學家，福柯便是其中一位。他將它視為“哲學謎語”，并作為自己的“徽章”或“護符”。1983年1月5日，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講座上，對康德這個文本作了專門而深入的闡述，后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兩篇同名文章《什么是啟蒙？》（1984年），分別載于法國《文學雜志》和拉比諾編的《福柯讀本》。
啟蒙文本，汗牛充棟。但在福柯眼中，唯有康德的文本別具一格。這不是因為該文本對公共領域進行了反思，也不是因為它同基督教啟蒙和猶太教啟蒙之間的公共領域內部發生了交匯。縱觀康德關于歷史分析的眾多文本，開端問題、完成問題、目的性問題與目的論問題始終貫穿其中。但在這篇啟蒙短論中，卻沒有提及諸如此類的問題。福柯認為，該文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提出了哲學沉思領域的一個新問題，即“這個我們都置身其中、作為我寫作場合與瞬間的‘現在’是什么？”哲學家康德與自身的“現代”密切結合，以反思自身的“現在”。福柯置身的“現在”便是所謂“后現代”，他引出啟蒙問題的方式也與以往哲學思想完全不同：“它既非某人從屬的某一世界時代，亦非可以從中體察各種標志的事件，也不是某種成就的開端。康德用一種幾乎完全否定性的方式來界定啟蒙……他所尋求的是某種差異：今天與昨天相比，引出了什么樣的差異？”
福柯表示，啟蒙既是開啟歐洲現代性的特殊事件，又是表現在理性上的持久過程，因此他拒絕站在非敵即友的立場來回應啟蒙問題。他在《什么是啟蒙？》中說：“它是自18世紀以來就載入我們思想的哲學問題。讓我們虔誠地希望某些東西保持啟蒙遺產的活力與完整。這種虔誠完全觸及最令人感動的不忠。重要的不是保護啟蒙的遺留部分；而是這種事件及其意義的問題本身（世界思想的歷史性問題），作為應該被思考的東西，必須在精神上得到保護和保存。”
由此可見，福柯的態度充滿矛盾：一方面，始自康德的啟蒙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們今天所是、所思、所言、所為，并為現代性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等奠定了理論基礎。啟蒙事件發展至今，其思想遺產經歷了漫長的理性化過程的層層積淀。啟蒙遺產逐漸成了禁錮，逐漸喪失了使人從不成熟狀態中解放出來的終極價值取向。福柯正是在這一點上對啟蒙進行批判。另一方面，福柯不斷重提康德的啟蒙文本，強調要將它與康德的三大《批判》聯系起來解讀。雖然這種聯系是隱蔽暗含的，但是通過書本、神修導師、醫生的例子，我們發現，啟蒙分析與批判事業如齒輪般死死咬合。
康德將啟蒙描述為人類開始運用自己的理智和理性。福柯肯定的正是康德啟蒙思想中這種特定的哲學思維方式，從而強調，重要的不是將康德文本中的“現代性”看作一個歷史時期，將其與“前現代”或“后現代”區分開來，而是通過回溯“現代性態度”與“反現代性態度”的戰爭，勾勒出現代性系譜，由此揭示出啟蒙事件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規定了我們現在之所是、所思、所言、所為，進而建立人與自身、與他人、與世界的關系。“現代性”是一種態度。啟蒙或啟蒙時代，作為現代性態度，猶如永不消失的“電波”，決定歐洲人的存在狀態與歷史命運，所有歐洲人都因此而共命運。福柯說：“所謂‘態度’，我指的是一種與現時性發生關聯的模式，一種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選擇，總之，是一種思考、感覺乃至行為舉止的方式，它處處體現出某種歸屬關系，并將自身表現為一項任務。無疑，它有點像是希臘人所說的精神氣質（ethos）。”我們也可稱之為“態度—界限”，而康德的啟蒙批判正是由界限分析與界限反思生成。
福柯極為推崇康德的“態度”，但福柯的“態度”與康德的“態度”不盡相同。康德意在以否定方式為知識劃界，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地盤，“越界”的知識是不合法的；而福柯將以必然界限形式展開的理論批判轉化為以可能逾越形式出現的實踐批判。福柯非常同意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的觀點，“作為現代人的人不是去發掘自己，發掘自身的秘密和隱藏著的真實，而是要去努力創造自己。這種現代性并不是要‘在人本身的存在之中解放他自己’，而是迫使其面對塑造他自己的任務。”
如果說康德的批判是先驗的，其目的在于構建一種具有普遍必然性質的形而上學體系，那么，福柯的批判是考古學的和系譜學的，他致力于通過探討那些述說我們所是、所思、所言、所為的論說實例的“檔案材料”，分離出某種可能性未來。
有評論者喜歡給福柯貼上反理性主義者的標簽，甚至批評他過分抬高非理性的地位，這其實是對福柯的誤讀。福柯一再表示，他的研究不是用多樣性具體事實來對抗整體性抽象理論，也完全不是通過貶低思辨來反對科學主義形式大廈。他要反對的，是那種固化的、制度化的理性，而對于啟蒙中的那種“現代性態度”，那種對我們自身所處時代所持的永恒批判“態度”，他極為贊賞，并且聲稱必須予以激活、激活、再激活。因為成熟而令人滿意的歐洲尚未誕生，啟蒙事業尚未成功，啟蒙分析必將如同批判事業那樣沿著人類哲學與思想運動的道路產生、延續和重現。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