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實現混合經濟更具效率的融合模式

我們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經濟體制還有很多沒有改到位的。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艱苦卓絕地努力。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雖然我國已經經過了三十五年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但好改的過去都已經改了，而當前改革已經進入到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需要啃硬骨頭和涉險灘的勇氣，也需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單一經濟體制改革不能解決問題，還應致力于解決好民主法制、社會穩定、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以及黨的領導等經濟發展外部性的體制機制問題。

第二方面，過去改革后所產生的體制垃圾越來越多，需要清理。清除的體制垃圾有流動性過剩、產能過剩、壟斷、房地產泡沫、物流成本過高、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環境污染、貪污腐敗、食品藥品安全等。我國需要破除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階層固化、認識水平和習慣思想觀念固化的阻礙；克服無效市場和無效政府。這些體制垃圾不清除，也很難講要提高國民經濟系統的效率。

改革目標模式包含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基本經濟制度；二是資源配置方式。當前的方向是更多地激發民間力量發展經濟，并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調節資源配置。

一方面改革是要實現混合經濟的所有制融合模式，既要保護公產，也要保護私產，建立國有、私營、外資包容開放和公平競爭的體制平臺。一是門檻和退出平等，國有、私營、外資，地位與待遇相同；二是各種經濟成分在合法經營前提下公平競爭、充分競爭。創造產權保護特別是私產保護，提高民營經濟的地位，更有利于更有效率的民營經濟大發展，必然大大提高國民經濟系統的效率。

另一方面改革是要實現混合經濟的資源配置融合模式，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運轉良好，政府無為而治；政府發揮作用是當且僅當市場失靈時，重在修復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通過創造更有效政府；通過資源、資產、商品、人民幣由市場定價，包括壟斷的和完全競爭的市場都可應由市場來確立定價標準，同時發揮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要素向利潤高的部門流動，創造更有效市場。從基礎作用到決定作用，更多依靠市場機制，也必然大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大大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效率。

還必須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現實，通過改革實現趕超發展。我國是轉軌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需要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同時也需要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階段，趕超發達國家，解決發展難題。用轉軌促發展，以改革謀趕超，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這就需要：一是長期保持安定團結的穩定社會環境及堅強的黨特別是黨中央的領導；二是長期保持中國人民勤勞、節儉、智慧的優秀傳統和品質，不斷激發廣大人民勞動積極性和創新熱情；三是改變出價條件，開啟民智、全民創造，促進科技創新、激發資本活力、謀求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為此，我們需要保持高儲蓄高投資增長格局、創造有利于人力資本成長體制、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和創業、合理調配社保以解除勞動者后顧之憂，把改革、創新、托底納入政府職能。政府要更開明，需要承擔更多的風險，而將機會和利益更多讓渡給市場。

二、經濟發展關鍵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中心句應該是，“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通過改革提高效率，實現經濟高速發展，這已為我國三十五年成功實踐所證明。有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平均也就每年3％的經濟增長，而且相當穩定，人口增長不到1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約是2個百分點。而我國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在控制生育前提下平均經濟增長9．8％。世界上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期最長也是25年，我國已經35年。

從2011年開始，我國勞動力絕對數量下降，而同期經濟增長也進入“7”的中高速時代。有觀點認為，我國經濟增速下滑，或已進入危機潛發期。但有研究表明，我國過去經濟增長96％來源于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4％來自簡單勞動力數量增加，勞動力減少還不至于引發經濟增速的大幅度下降。這也說明了，在我國未來勞動力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只要改善效率，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

從增長空間看，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很大差距，這個差距不是體現在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上，而是表現在整個經濟系統運行效率上。有研究表明，我國過去30年全要素生產率（TFP）年增長約為4％，這個速度是不低的（美國只有1％多），但TFP對GDP增長的貢獻約40％（美國70％），就低很多了。與勞動生產率相比，我國現在的勞動生產率非常低，只有美國的1／11，日本的1／12。我國勞動生產率改進還有很大空間，差距就是潛力。

但可能性不等于可實現，我國依靠簡單的勞動、土地、資源、資金等要素投入式增長已走到盡頭，必須依靠各要素升值及要素組合效率提高，也就是說，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要義。而當一個經濟系統不能依靠自身提高效率或效率還在下降時，就必須通過改善其外部性條件，糾正其效率機制。改革就是要改善國民經濟系統的體制機制等外部性，從而促使其向效率更高方向發展。

有研究認為，當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60％，制度調整、資源再配置和技術趕超的效率將自然衰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會逐漸下降。目前我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0％—20％，增長潛力遠遠沒有到頭。未來只要維持TFP3％（過往是4％）增長率，就可達到7％—8％經濟增長。

實際上，勞動生產率增長并沒有一個理論閥值。因為人的需求愿望是無窮的，人的創造潛力也是無窮的。以無窮供給滿足無窮需求，人類社會才得以不斷發展。一般人一生只發揮自身潛能不到5％；同樣，一個經濟體，如果改善其效率，其潛能發揮應像原子彈爆炸一樣，擁有巨大能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外部經濟環境一直未見好轉。我國同期全要素生產率（TFP）出現明顯下降，低于2％。我國由投入型經濟向效率型經濟轉變的所謂經濟轉型升級步伐明顯放緩。其主要原因是同期我國改革開放步伐也有放緩，經濟矛盾越積越多。過去經濟高增長所依賴的加入WTO紅利、房地產紅利、大政府投資紅利、大貨幣投放紅利等逐漸消退，而去杠桿、去產能、保護資源環境、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越來越嚴重，能擔綱的新的高速經濟增長積極因素未能培育出來。面對這個復雜局面，只有重啟改革，只有重啟全面深化改革，通過發揮系統性、總體性、協調性優勢，釋放體制機制紅利，再度激發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熱情，重新煥發國民經濟系統效率，維系經濟保持高速發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