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旗幟鮮明地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通過認真學習和領會《決定》的精神，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新一屆政府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堅強決心。

凸顯社會治理理念的更新和轉變

黨的十六大以來，社會管理日漸成為政府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社會變革日益加快以及公眾利益日益多元和復雜的今天，社會管理問題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也是新形勢下執政黨必須直面和加以妥善解決的重大實踐課題。在中央的部署和領導下，各級地方政府紛紛進行探索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實踐活動，在非政府組織發展、社區管理、居家養老、外來人口管理、基層民主、社會矛盾和糾紛化解機制等眾多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創新和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和成效。但是，從學理意義上看，“社會管理”更多體現了一種單向度的管理活動，社會自我管理和發展的內涵未能得到充分彰顯和體現。為此，《決定》改變了社會管理的提法，提出了“社會治理體制”的概念，這是一種重大的理念更新和轉變。社會治理體制的提出，說明在社會問題的治理過程中尋求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對話、協商與合作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公共事務治理必須走向政府、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格局。

加快實施政社分開以激發社會活力

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不僅要更新社會治理理念，而且需要進一步加快實施政社分開的總體戰略設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始終在不斷地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積極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形勢需要。《決定》明確提出了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這意味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調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步伐會加快，社會組織的自治權利將得到更為充分的保障和體現。此外，《決定》還強調，要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去承擔，這意味著社會組織在參與公共事務治理方面，將會獲得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作為空間，社會活力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激發和釋放。

強調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結構不斷進行分化，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也在不斷分化、重組和改變，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時有發生，這種沖突和矛盾無疑對現行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在全面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及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是對執政黨的重大考驗。《決定》重點強調了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提出政府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待社會矛盾問題，要建立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以及建立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實現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此外，《決定》還提出要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表明了中央政府將社會矛盾的化解納入制度化和法治化軌道的決心，為社會矛盾的有效預防和化解指明了正確方向。

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并強化國家安全戰略

社會治理是發展之基、安居之本，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公共安全則是社會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沒有公共安全就無法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和幸福生活就無從保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將無法實現。《決定》明確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從公共安全的角度看，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嚴重威脅到百姓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必須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問題也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必須深化安全生產管理體制，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決定》還指出，要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形成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多元主體“協同參與、齊抓共管”的格局。同時，提出要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以確保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此外，《決定》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力圖通過國家安全管理機構的設立進一步強化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不僅有利于統一國家意志、完成重大決策，而且能夠促進各職能部門步調一致，形成部門間的合力，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進行了精心部署和頂層設計，體現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黨中央對于進一步深化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共識和決心。只要我們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牢牢把握方向，大膽進行實踐和探索，中國社會治理就一定能夠開創嶄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