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不僅讓全國人民看到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也再次激發了全體人民對改革、對未來的信心。從《決定》內容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既延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和鄧小平始終強調的改革精神，又在新的實踐中對改革的目標和理念有了新的創新，具體可從“六大變化”來看。

從“量的改革”到“質的改革”。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次改革，除了十四大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其余的歷次改革基本是單項性的改革，不少只是關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比重的調整，也就是說基本上屬于“量”方面的改革，對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并沒有從體制機制上加以解決，導致產生一方面只要遇到困難和問題，都把原因歸結為“體制”問題，另一方面卻在“體制”改革上進展不快。這是因為體制性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調整，而既得利益又千方百計地阻礙這種利益結構的調整，所以盡管一段時間社會上改革呼聲很強烈，但改革阻力重重。《決定》全文公布后，不少人都大呼意外，沒有想到這次改革的力度如此之大、范圍如此之廣、措施如此之細，普遍認為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從“摸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摸石頭過河”是鄧小平的偉大創舉，是中國改革初期一種“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沖破改革各種束縛、最終奪取勝利的方法，但“量變”最終是為“質變”作準備的，隨著改革經驗的不斷豐富，以及改革成果的不斷積累，必須要通過“質變”，實現大的跨越和質的飛躍，但這種跨越和飛躍，僅僅停留在經濟基礎的層面已經遠遠不夠。盡管“自下而上”的漸進式改革樣式，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并在此過程中保持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但如果沒有上層建筑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動適應經濟基礎，改革有可能演變成革命，并引發社會的動蕩，這是誰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摸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自信與自覺，這也是“三個自信”的必然要求和充分體現，借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句話：“該干的還是要大膽干。”

從“生存倒逼”到“社會倒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回顧我國的改革開放，起點都是由于各種生存問題“倒逼”所致：70年代末以農村聯產承包開始的改革，是因為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再不改革，飯都沒得吃了；國有企業改革，是因為當時政府財政處于“揭不開鍋”的困難局面，政府出現了生存危機，只能通過“摔包袱”形式把國企推向市場；上世紀90年代初的改革，是因為中國面臨國際巨大壓力，國家處于“不進則退”的境地，必須通過重新融入國際社會求得生存與發展；本世紀初的改革，是由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規則“倒逼”不得不進行改革。但是，隨著近年來國家財政境況的好轉，生存倒逼改革的情況不再，導致主動改革的內在動力有所減退，改革甚至成為壟斷部門等利益集團維持既得利益的手段和借口。與此同時，社會層面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讓不少有識之士不斷呼吁要學習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全面深化包括企業、金融、教育、改革、政治領域等各項體制的改革，并在全社會逐步形成了共識，十八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對社會上提出的各種改革建議和方案作出了全面回應，正視和關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訴求，集中了全黨全國的改革智慧，體現了群眾路線。

從“政府強干預”到“市場決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政府調控市場、市場調節企業，一直是政府與市場的主要關系，盡管市場機制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但由于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使得我國的政府一直處于強勢地位，一旦市場出現風吹草動，政府立即強勢介入干預，幾次的調控政策無不反映了這種強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4萬億元投入，并使凱恩斯主義奉為當時政策的理論依據，當然，4萬億元是值得肯定并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政府強干預，已經被美國所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它是滯脹的禍首。而中國雖然暫時擺脫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但接下去一些省份卻過高預期了政府干預的作用，掀起了新一輪政府投資的熱潮，最近幾年各省出臺的投資方案，幾乎都是上萬億元的規模，把政府投資看作是拉動GDP的萬能鑰匙，甚至有收不住的趨勢。與宏觀層面一片繁榮景象相反，微觀層面危機暗涌，企業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特別是實體經濟競爭壓力增大，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惡劣。怎么辦？必須要重新回歸市場化的軌道，讓市場機制重新在中國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是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盡可能少地干預微觀層面的活動，回歸本職——制定規則、規范競爭、維持秩序、保障民生，政府不能包羅萬象，而是“有限政府”，賺錢的事要讓民間和企業去做，而且民間和企業會比政府做得更好。

從“管理”到“治理”。在傳統的思維中，國家作為專政的機器，一直擔負著“管理者”的角色，政治體制如何推進，一直沒有擺脫“管”的定式，考慮的都是如何管錢、管物、管事、管人的問題，每每遇到要做一件事，先考慮如何設一個“管”的部門，下級要管，企業要管，社會要管，“管”的事越來越多，機構越來越龐大，但事卻沒有真正管好，機構之間職責不清，遇事相互推諉扯皮，辦事效率低下，“四風”問題突出，群眾意見較大。三中全會把“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的目標，這個目標的設定意義非凡。什么是“治理”？“治理”有別于“管理”，“管理”強調的是“控制”，對下級部門的控制、對人財物的控制、對過程的控制，等等，而“治理”則更加強調體制機制的“構架”，就是通過科學合理的設計安排，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權力設置和權力安排，形成目標一致的合力，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治理”是通過對權力部門的“確權”來實現的，通過“確權”形成權力機關的法權關系，三中全會通過制度性設計安排，對國家權力機構各方面都進行了“確權”，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從“放權讓利”到“公平正義”。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控制全部社會資源，集中幾乎全部的社會權力和財力，因此“放權讓利”一直是前35年改革開放的主基調，但“放權讓利”也讓改革陷入了“放了收”“收了放”的怪圈，并逐步產生了對權力和財力的壟斷，造成了社會分配結構的不合理現象，分配關系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并由此產生了各種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如以往般簡單的“放權讓利”，而是一次發放“全民福利”的改革，以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為立足點、出發點，通過科學系統的頂層設計，使改革的成果讓全民共享，特別是讓勞動者享有勞動的尊嚴和勞動的成果，無疑有利于糾正社會上拜金、物欲現象和浮躁心態，高揚起“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旗幟。

當前，中央的改革決心和措施已經非常明確，關鍵還要靠各級各部門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狠抓落實，只要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用“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實”的精神狀態，積極承擔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三中全會確定的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就一定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就一定能發揮更大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