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北非國家現階段轉型以保障公民權益、爭取民生改善、促進經濟發展、完善憲政制度、健全社會功能為目標，包括伊斯蘭勢力、經濟和青年團體等作為參與主體，設計和執行政治體制及社會運行模式。歐洲在該地區長期經營，推行了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歐洲睦鄰政策、地中海聯盟等政策。西亞北非發生變局后，歐洲重新思考過去十年間所推行的維護專制政權、打壓伊斯蘭勢力的政策，檢討以戰略利益為優先考量、規范為口號的政策實施成效。北非國家此番轉型過程與全球經濟危機、西方實力衰退及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國際格局變化相交織。
北非現代化轉型并非自2010年底以來該地區發生系列變局后才開始。過去20年國際環境深刻變化，在西方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壓力以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大趨勢下，許多北非國家威權政府也采取了發展經濟、解放社會的政策，該現象被部分西方學者稱為“機智轉變”（smarttransition）。①
這些“機智”的專制獨裁政權承諾開展民主改革，減少高壓手段，即所謂的“升級的專制主義”（upgradingauthoritarianism）。①但該地區發展嚴重依賴外來因素，游離在現代國際體系與國際制度之外，其發展落后于時代要求。國內外學界對近年北非變革的原因和性質已做了較為充分的分析：既有“民主革命說”與“起義暴動說”，也有“政治危機說”與“社會運動說”。就北非地區變革發展情況看來，可定義為“現代化轉型”。這場轉型運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公民權益、爭取改善民生、促進發展經濟、完善憲政制度、健全社會功能；其表現形式是民眾和政治反對派以推翻現政權為目標的政治抗議浪潮。②
北非地區人民堅定地爭取有尊嚴的生活，其訴求推動了轉型向縱深發展。這一地區又是歐洲的“后院”，歐洲在該地區有不言而喻的地緣戰略和政治經濟利益。歐洲長期在北非經營，其政策對北非變革有怎樣的作用？變革之中的北非地區受到歐洲怎樣的影響？變局之后，歐洲將如何調整介入北非的方式？本文將分析北非地區若干國家轉型進程中歐洲參與的特點和作用。
北非國家轉型的要素、范式與歐洲參與轉型的關鍵在于由誰主導，如何規劃目標以及如何轉型。
（一）行為體
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在《抗爭政治》（ContentionPolitics）一書中指出，當權精英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沒有任何一個威權者會主動通過政治改革來改進結構推動轉型。只有當一些結構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威權政治的終結力量。③
相較于其他地區的轉型發展過程，西亞北非的重要特征是伊斯蘭勢力的參與。伊斯蘭勢力在當地社會、政治、經濟體系中無處不在，只要民主選舉，伊斯蘭勢力必然上臺。伊斯蘭運動政黨、經濟行為體長期在有限的政治空間中謀生，它們參與政治轉型、成長以及制定新游規則的能力受現存政治體系的條件制約。青年運動在傳統治理架構之外運作，通過新的技術方式聯系起來的，不受傳統動員方式制約，具有自發性和非正式性。伊斯蘭政黨與經濟行為體、青年運動團體對轉型的考慮有所不同。北非國家現代化轉型能否成功取決于伊斯蘭主義如何適應現代化社會的要求，以及伊斯蘭政黨能否處理好與世俗自由化運動之間的關系。
在外來行為體中，盡管美歐等西方國家深陷經濟危機，仍然迅速集結資源介入地區局勢發展，尤其以利比亞戰爭為代表。利比亞戰爭是《里斯本條約》生效后歐盟遭遇的第一場嚴重的國際安全危機，成員國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外交關切主導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不同抉擇。①
盡管如此，歐盟及其成員國最終聯合美國迅速確認了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戰略目標，并且在事實上形成了“大國舞劍，歐盟扛旗”的對外關系分工模式。②
西亞北非形勢在新興國家外交議程中也占據重要位置。印度70%的石油從中東進口，另外有500萬移民③生活在西亞。印度重視拓展自己作為面向西亞北非地區的窗口，加強雙邊關系和宗教聯系。大量阿拉伯人生活的巴西，是西亞北非的重要經濟和戰略利益伙伴，重視以前總統盧拉發起建立的“阿拉伯—南美峰會”為平臺，開展與西亞北非的交往。俄羅斯一直是該地區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普京治下，俄羅斯不僅與阿拉伯世界發展了更為密切的能源和軍事關系，還與以色列保持著良好關系。海灣國家借變局日趨活躍，不僅加深對地區熱點事務的介入，還滲透進轉型國家，向一些政治行為體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外來行為體對北非地區的宗派勢力較量及伊斯蘭勢力發展趨勢的認知，是能否成功參與轉型進程的關鍵。
（二）目標
北非國家的轉型不僅是政治上的，更是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的。所有轉型國家新政府首先要解決的是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以2010年和1980年的數據相比，西亞北非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258%；而同一時期，拉美的增長率是415%，南亞是50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是64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是185%。④
西亞北非地區發展速率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外，由于治理體系缺乏有效性，腐敗和不公平現象嚴重，西亞北非國家人類發展指數⑤甚至不如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⑥，總結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經濟社會治理問題：一是人口增長過快，住房供給跟不上；二是農業落后，缺少農業勞動力，自然資源稟賦不高，食物價格高企，中低收入階層生活困難。
城市化發展過速，社會規范變化無常。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無法應對世俗與現代化的挑戰；三是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不能滿足發展需要，政府治理水平低下。四是社會裙帶風氣盛行，各領域不公平現象十分突出。教育質量下降，學科發展滯后，青年人就業困難，社會無力為創業者融資。另外，宗教和部族歧視嚴重，家庭受社會影響難以穩定。變局之后的兩年多來，社會不公平現象未得到遏制，經濟危機愈發嚴重，2011年突尼斯總體失業率從上一年度的27.2%升至29%①。2012年2月20日，摩洛哥舉行了紀念“阿拉伯之春”一周年游行，此時的摩洛哥社會問題沒有解決，制憲公投的良好勢頭漸漸消弭。經濟、社會生活狀況的惡化將削弱對推動民主進程的政治支持，北非國家轉型任重道遠。
（三）方法
西方一直認為其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圍內有著巨大的示范意義，且對發展中國家有著廣泛的吸引力。但隨著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興起，人們不禁要問哪個模式更值得效仿，哪股力量應該參與北非地區的建設？要學習別國經驗，首先必須確定經驗是否值得學習與采納，另外，還要區別不同地區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特質。于是，歐洲學者主張北非國家轉型的進程借鑒中東歐國家在冷戰之后的轉型，或其他伊斯蘭國家如土耳其的發展道路。蘇東劇變之后的中東歐國家與如今的北非國家在經濟體制上有根本區別。②
北非國家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殖民主義運動建立軍政府或世俗共和制后，就已采取不同于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等國在農業、貿易、服務等領域并未禁止中小企業、私營部門的生存和發展，而且在經濟所有制方面也不存在意識形態問題和法律阻礙。商品價格基本遵循市場原理產生，與西方貿易往來也很緊密。過去15年間，北非國家在區域內部以及與歐盟之間都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甚至有些國家與美國在常規項目間實現了美元與本幣的自由兌換。西亞北非地區私有化經濟相對發達，當然，經濟體制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經濟基礎的不同決定了阿拉伯國家不能照抄中東歐國家轉型經驗。土耳其已完成從軍政府到伊斯蘭政黨政權的交替，其伊斯蘭政權也完成了民主化改革，經過“強政府”過渡期來穩定政權，鞏固社會基礎，其經濟有序發展，形成了以“共和、民族、世俗、國家、平民和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土耳其模式”。從凱末爾時代推行激進世俗主義，確立民族主義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和主流意識形態，實行國家主義經濟政策，遵循激進的西方化傾向，發展至21世紀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推行的消極世俗主義，逐步改變“軍人監國，文官執政”的治理格局。“土耳其模式”乃統治精英以革命方式確立，以自下而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與世俗力量不斷較量的形式發展。西方出于在西亞北非推進西方民主的愿望，普遍認可這一伊斯蘭國家轉型發展的“模式”①。但該模式的推廣有其局限性：首先是阿拉伯人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土耳其模式”的提法；其次，土耳其模式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獨特性，其他國家很難效仿。2013年5月發生的土耳其民眾抗議運動，表明其伊斯蘭主義的現代化之路并不平坦，也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北非國家完全照搬另一國的發展模式恐怕難以達到轉型目的。
歐洲對北非國家戰略及政策轉型分析
北非反殖民主義運動之后，歐洲并未真正離開過該地區。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歐洲對北非的外交戰略以推行民主化進程為主。21世紀頭十年，特別是“9·11”事件后，在西亞北非地區的重心由推行民主化進程轉至反恐，西方為了本國利益及形勢所趨支持聽話的專制獨裁政府，在理論上假設專制和準專制政府是通向民主和穩定政治體系的唯一路徑②，穆巴拉克、本·阿里、薩利赫、卡扎菲在西方的利誘下采取表面的自由化改革。歐盟政策回歸傳統現實主義，以戰略利益、能源安全和經濟利益為首要戰略目標。
針對阿拉伯世界的諸多問題，也為了自身的安全環境，歐洲在北非地區開展了多年研究和廣泛實踐。現時的歐洲正處于創建和平、民主的周邊環境與恐懼阿拉伯世界完全走上非西方道路的困境之中，推行多年的政策不見成效使得歐洲人頗有挫折感。無論歐盟還是其成員國，對北非地區興趣不斷減少。此次中東變局，歐洲人既認為這是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同時也意識到全球議程已不再完全由西方決定，對規劃北非的未來，感到力不從心。
（一）對戰略邏輯的反思
確保能源安全是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標，北非對歐洲維護這一目標的實現具有戰略意義。歐盟80%的石油和30%左右的天然氣進口自西亞北非地區。利比亞作為非洲最重要的石油產地之一，是歐盟第三大石油供應方。①
幾乎所有歐洲石油巨頭在利比亞都有重要投資和產業。歐洲將北非地區作為貿易和投資增長點的同時，兼顧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防止非法移民以及有組織犯罪等。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基于現代文明的自身規范的輸出以及自有體系的擴展，同時運用軍事保護或干涉、經貿輸出或制裁、傳媒贊美或譴責等手段。②
歐洲希望能主導周邊國家政治體制模式，在具體的策略方面，最早由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提出重建西亞北非地區的所謂“發展—安全聯動戰略(development-securitynexus)”得到了歐洲主要國家及歐盟的采納。除安全和發展外，歐洲將多元文化的保護作為在歐盟以外踐行其規范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如在歐盟委員會的倡議下，于2005年成立了歐洲—地中海文化對話基金會。自“9·11”事件后，整個歐洲彌漫著對穆斯林的負面情緒，在當今歐洲，穆斯林群體比全體歐洲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低，離群聚居，犯罪率高③，在住房、就業、教育和量刑方面都遭受歧視。④
歐洲在實際行動上沒有平等對待
其他文明傳統和文化，將世界劃分為“我們”和“他們”，特別是將伊斯蘭視為對歐洲精神和身份的威脅⑤，更無法正視阿拉伯世界正在經歷伊斯蘭宗教復興的事實，實際上違背了尊重多元文化這一核心規范。
將民主進程的推行與地區一體化建設相結合，也是20世紀九十年代歐盟外交的重要手段，最顯著的標志是1999年12月開啟了土耳其入盟進程。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的良好氛圍已逐漸淡去，土耳其入盟進程看不到終點。
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在對外關系中實現利益互補，成員國的硬實力是歐盟發揮軟實力的重要載體。歐盟的軟實力為成員國國家利益的實現提供保障，增強歐洲在國際社會的存在和影響力。以利比亞戰爭為例，英法以構建“意愿聯盟”的方式，提高國際影響力。同樣是武力干涉，與美國主導的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同，在利比亞戰爭中，英法通過聯合國決議、尋求地區組織支持等多種方式為其干預行為謀求合法性，顯示出其利用多邊機制的“嫻熟”程度，凸顯了“制度性霸權”的特征。①
總而言之，歐洲站在文化吸引力的中心和一體化影響力的高處，本想借著溢出效應，以“歐洲模式”塑造北非地區，卻因為地緣上的接近、歷史上的糾葛以及該地區本身的復雜性，使歐洲不能超越現實主義國家利益的認知與束縛，結果差強人意。歐洲的方案落腳點是為解決歐洲的安全問題，而非北非地區發展問題：首先，歐洲與西亞北非國家打交道的方式，并未將北非國家放在與之平等的地位上，沒有真正理解對方；其次，歐洲由于自身的經濟危機，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針對北非地區的活動和投資預算減少，機構運作乏力，影響力下降；第三，隨著西方實力相對下降和新興國家的蓬勃發展，“歐洲經驗”不再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
（二）對政策工具的反思
歐洲曾通過殖民控制的方式實現了與地中海國家合作，并通過宗主國的合作使北非國家彼間開展合作。隨著殖民體系的崩潰，原本脆弱的合作隨著一次次中東戰爭的爆發而陷于僵滯自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歐共體與地中海國家建立起廣泛的經濟和貿易聯系，1976年和1977年分別同馬格里布、馬什里克國家簽署了一系列貿易優惠和經濟援助協議。②
20世紀九十年代后，歐盟選擇了建構多邊主義形式的合作制度，推動北非地區一體化：1995年“巴塞羅那進程”啟動；1998年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貿易區設想提出；2001年歐盟直接用財政手段推動了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約旦四國共建自由貿易區的合作。2003年，歐盟委員會在“更廣闊的歐洲”報告中提出了要推行了“歐洲睦鄰政策”，加快與地中海以南的國家間社會和經濟以不同的形式整合，以量身定制的行動計劃（ActionPlan）為北非各國帶來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擴大歐洲和地中海國家自由貿易，穩定和安全合作關系。在“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中增加了安全機制，該機制是以歐洲原則和規范的延伸。摩洛哥成為首個獲得歐洲睦鄰政策“高級地位（AdvancedStatus）”的國家。2008年成立的“地中海聯盟”更是把歐洲—地中海多邊合作推向一個高潮，創立了對所有成員國開放的輪值聯合主席制。輪值聯合主席一方來自歐盟國家，另一方來自地中海伙伴國，通過共同體建設的方法讓歐盟規范進入北非。①
當然，歐洲的政策工具也同樣具有偽善的一面。歐盟聲稱是為北非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幫助，但實質上卻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如雙邊貿易上，歐盟在敦促對方遵守規則上不遺余力，而自己卻在農產品問題上堅決不讓步，以強欺弱，使歐盟成為唯一受益者。②
進入21世紀，地中海地區在同歐盟的貿易中處于逆差地位，這種貿易逆差幾乎每年都達到近百億美元的規模。③另外，歐盟援助附加了推行經濟自由化的條件，但歐盟政策非但沒有幫助改善當地國家的財政狀況，反而加劇其經濟狀況的惡化。因條件嚴苛，歐盟能夠到位的經濟援助相較北非國家經濟狀況而言只是杯水車薪，難以真正吸引乃至鼓勵該地區向歐洲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啟動的歐盟睦鄰與伙伴關系工具(EuropeanNeighborhoodPartnershipInstrument)援助基金中的5個北非受益國④，2007～2010年三年間從歐盟得到約17.4億歐元的經濟援助⑤，加上一些其他雙邊援助，平均每年從歐洲獲取的資金約為20億美元，而這些國家政府負擔高達2000億美元，每年償債額為170億～190億美元。⑥
“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所持的安全觀核心觀點是地區安全依靠人民間關系的提升，但政策效果不顯著。歐洲的倡議在北非國家較少得到回應，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9·11”事件后全球大勢發生變化，美國忙于反恐，歐盟制憲進程受阻，沒有充足的精力顧及北非地區發展和人民間的交往；其次，“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制度不對等（institutiondeficit）⑦，議程設置完全由歐洲主導，北非國家幾乎沒有發言權；再次，歐洲害怕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拉攏獨裁政權的做法削弱了其政策的可信度和吸引力⑧；最后，政策的不連貫性也導致結果不理想，“巴塞羅那進程”采取政府間合作的方法，而“地中海聯盟”走的是共同體道路。
（三）對民主化進程的反思
民主化是歐盟及其成員國對北非地區發展政策的一部分。歐盟在“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綱要中明確指出要與北非國家發展“基于共享價值觀與利益的高級伙伴關系”，并由多邊安排及雙邊行動計劃執行。在歐盟睦鄰政策的國別行動計劃中，將民主化納入增強公共行政能力建設的范疇內。歐洲強調在北非地區以加強政府治理能力、人權和社會發展來推進民主化進程。歐洲的民主化推行聚焦于傳統理論假設和國家行為體，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會為西亞北非地區帶來政治變革。①
1995年以來，歐盟委員會通過“巴塞羅那進程”提供了160億歐元預算經費用以支持地中海南岸地區的發展、人權和民主建設。歐盟委員會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InvestmentBank）建立了融資合作機制。歐洲投資銀行每年用于此項目的借貸額為20億歐元。“歐洲—地中海投資和伙伴工具”（Euro-MediterraneanInvestmentandPartnershipFacility）于2002年成立，用以支持1600多家中小企業的發展，并在第二個五年計劃（2007～2013年）投放107億歐元支持北非經濟發展，從而實現民主。在援助方面，近年來由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的歐洲民主和人權工具（EIDHR）②、歐洲民主化基金③及歐盟官方發展援助來對北非投入的資助不斷上升。但是，歐洲所推行的民主化進程也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忽視了社會網絡的新發展，沒有深入了解社會對過往地區發展的實際反應，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沒有帶來民主化的實效。
二是歐洲發展援助推動了北非國家實行自上而下、有選擇性的政治改革，卻沒有使民眾得到實惠，社會民主公平發展的影響程度有限且難以評估。
三是歐洲在對外關系與安全領域仍在歐盟及其成員國兩個層面開展。歐盟成員國受國內優先政策，如移民、反恐、貿易等限制，將推行民主化的任務推給歐盟，而歐盟同樣面臨優先戰略選擇競爭的問題，但政策內容太多且無時間表，行為體和執行體不明確，缺乏評估體系，收效甚微。
四是歐洲在北非推行的民主化方式還受到美國的挑戰。歐洲國家認為美國在“9·11”事件之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入侵伊拉克以及“大中東計劃”破壞了歐洲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上的努力。④
五是歐洲在北非問題上陷于對伊斯蘭勢力的提防，打亂了自己對民主邏輯順序的認知。
（四）變局后的調整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于2011年7月開羅講話中承認，西方曾以犧牲民主換合作。①
歐洲檢討了“維持現狀”政策，希望能推動伊斯蘭政黨與世俗力量間的和解，另外還承諾為北非國家轉型提供經濟和社會支持。歐洲學者呼吁歐洲國家應采取寬容態度對待不同文明與族群，堅持以多樣統一（unitywithindiversity）、非暴力、有尊嚴的發展、包容性、共享價值觀等原則重建歐洲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②
目前，歐洲內部對北非政策轉型的討論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對無組織的動員行為和非傳統、無領導的、同一階層的社會和政治行為體參與社會構造等方面的工作；二是支持歐洲與地中海國家的商品、服務貿易及人口的自由流動；三是運用政策工具提供經濟實惠，以某種形式的成員國地位刺激轉型，如建立“歐洲—地中海民主國家共同體”，將更多的優惠給予轉型的先行者，能者多賞（moreformore）③，建立“高等級關系”④以掌握要求這些國家開展深入、系統的政治改革的籌碼。
歐洲政策轉型的實現也遭遇不少障礙：第一，歐洲身陷經濟危機，行動能力下降，對北非政策的轉型將是持久戰；第二，依然有很多歐盟成員國擔心伊斯蘭政黨的崛起，質疑其民主合法性；第三，歐洲對未來方案還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以歐盟委員會為首的一批機構認為開展實際領域的對話相對容易，同時加強雙邊關系，促進政治改革。也有成員國認為應該在北非建立新機制，促進其自身的能力建設。和歐盟自身的發展一樣，其對北非地區的政策同樣糾結于是政府間模式還是超國家模式。歐洲也意識到北非新領導人對歐洲有新的想法，他們可能不再同意歐洲援助的附加條件，會尋求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更深入的地區內部關系。國際經濟體系的不公平和不同發展模式理論也會促使北非國家選擇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
結語
歐洲參與北非國家轉型發展的經驗啟示我們：第一，轉型發展是水到渠成的過程，也是需要規劃的過程；第二，當前的國際環境與20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早期大有不同，西方民主自由模式本身處于危機狀態，不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第三，阿拉伯國家未來的道路該如何走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沒有一個行為體和預先設計的范式是阿拉伯國家轉型所能套搬。歐洲參與北非地區的轉型有天然優勢，在西亞北非地區長期經營，已深入其社會內部，大量社會組織活躍于該地區，在爭取民意方面孕育了有利于西方的輿論環境。歐盟已在轉型后的利比亞開展民事行動，提供基礎支持，恢復石油工業開發，在教育和醫療領域開展合作。另外，歐盟還在培訓利比亞警察和軍隊的安全力量。當然，穩定和發展必然是北非國家不能回避的最重要問題，經濟部門的參與是必需的，而這也正是北非國家希望中國等新興國家參與的主要動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