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出現在黨的重要文件中的“治理”概念無疑成為一大亮點?！稕Q定》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在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中，社會組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急速增長的新興社會組織，已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構成要素。概言之，這些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涉及各色各樣的社會群體和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它們正在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今天的中國。那么，如此眾多的新興社會組織究竟對于中國的治理前景有何意義，它們能夠在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道路上有何作為呢？

治理格局：豐富權力主體、重塑治理結構

社會組織的興起與發展使社會當中的權力主體更加多元和豐富。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能夠加入到公共管理的過程中來。不同于傳統的那種只有政府作為單一權威的管理模式，治理意味著政府并不再是社會唯一的權力中心。

正是由于權力主體的改變，國家的治理結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以往的國家治理以政府為“單中心”，從而構成一種“金字塔式”的治理結構，這種格局是“一極的”——政府處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最頂端，它通過行政命令來管理社會。而加入了其他權力主體的治理是一種開放的狀態，它變成“多中心”結構，這種結構是“網絡式”的，是“多極的”權力主體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中，社會組織是重要的一個構成要素，它們能夠與政府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合作，分擔政府的部分行政管理責任。

治理方式：改變權力和資源的運行向度

治理模式下權力運行向度會發生變化。在過去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權力的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運用政治權威發號施令、制定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垂直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尋求一致目標等方式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基礎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和相互的，這一過程會形成一種交互式、發散性的權力運行方向。

社會組織成為這個新型權力網絡中的重要一極，社會組織已經逐漸成為政府和企業之外對資源進行配置的第三種力量。納入了社會組織的資源分配模式是一種打破“單向權威”的權力體系，這種體系是以破除官本位和人治色彩為前提的權力制度化系統。法治是這一系統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秩序，就無從談治理。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組織參與到治理中來，能夠推動國家權力實施方式的轉型。

治理效果：釋放治理壓力、緩解社會矛盾

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公共問題層出不窮，政府的治理壓力不斷加大。就公共問題的數量而言，目前從國家到地方所面臨的問題都呈現“井噴”之勢，這給政府壓上了沉重的治理擔子。就公共問題的領域看，中國的治理重點和難點逐步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轉移。經過30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完善，國家治理經濟事務的很多理念、方式和手段已經漸入佳境。然而，復雜的社會問題日益凸顯，包括社會公正、環境污染、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使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化，國家的維穩態勢日趨嚴峻。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組織作為一種新治理主體的加入，勢必能夠幫助政府分擔一部分公共治理事務，同時有效緩解社會矛盾。有一些公共產品和服務，完全可以通過社會組織來提供，這不但可以讓政府“減負”，也能夠降低國家行政成本，用一種更為經濟的“社會化”路徑來達到應對公共問題的治理目標。例如，發展公益慈善事業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某些公益慈善事業由政府直接出面組織實施可能達不到最好的效果，而這方面社會組織的作用非常明顯。它們的這些作為樹立了社會的和諧形象，改善了政府和公民的關系，增大了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同時，很多地方政府在加強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不斷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來調解糾紛、協助治安等，以此提高“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程度，進而推動地區穩定與和諧目標的實現。

治理圖景：提升政府回應能力和增強公民政治參與

社會組織能夠在政府與公民的互動中起到很好的中介和組織作用。回應性是治理不同于管理的一個顯著特點。公共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的和負責的反應，達到雙方的有效互動。在必要時還應定期地、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治理的目標是達到善治，一個治理體系的回應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社會組織對于收集、整合與分析民意具有天然的優勢。公民的需求、意圖能夠優先表達給自身所屬的或其信任的社會組織，由這些組織加以匯總與提煉，然后同政府進行溝通。這比起公民個人的、無組織性的訴求輸入更系統、更有效。

另外，社會組織可以增強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很多社會組織不僅要求和鼓勵其成員積極投身于組織內部事務，也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從既有經驗看，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程度要遠遠高于公民個體。這一現象在農村和城市的基層尤為突出。例如，農民最重要的社會組織——村民委員會，其主要的職責之一就是動員其成員參與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的選舉和村委會的選舉，讓老百姓自主選擇最基礎的、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公共事務管理者。此外，社會組織已經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動政府改革的強大動力之一。許多社會組織，尤其是那些專業性學術研究團體和民間智庫，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公共意識，它們就某些公共問題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咨詢和參謀，充當了一部分政府智囊的角色，從而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推動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還有隨著互聯網的逐步普及，一些現實或虛擬的社會組織通過網絡手段發起網民表達自身對政治問題、政策法規的觀點與看法，形成激烈的討論，讓更多人關注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和面臨的公共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