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機遇期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詞，但是如果我問，這個詞最早是在什么時候，是因為什么提出來的？大概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戰略機遇期，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由胡錦濤同志提出來的。為什么提出這樣一個詞叫“抓住戰略機遇期”。依據我個人的理解，要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講起。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亞洲國家以及全世界都帶來了很大的打擊。除了中國大陸經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外，我們還有一個香港。香港1997年7月1號回歸中國，亞洲金融危機從1998年春天開始，所以香港經濟同時也受到很大沖擊，樓市也跌，股市也跌。有人要把這盆臟水潑到我們頭上，說是中國的管理不利，香港剛剛回歸中國經濟就跨掉了。因此當時我們除了要解決自身受危機沖擊的影響之外，還要幫助香港。
我們當時幫助香港采取的政策，就是向全世界公開宣布人民幣不貶值。為了規避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風險，各國一般的做法都是讓本國貨幣相對美元貶值，以減少危機對自己的影響。但是香港不能這么做，因為香港的港幣是和美元掛鉤的。香港之所以它的經濟能夠繁榮起來，它的一項重要的政策就是港幣和美元掛鉤。所以一直到現在，一個美元換7.8個左右港幣，上下波動不會超過兩毛錢。香港必須要維持它的和美元掛鉤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就是保持了人民幣和美元匯價之間很小的波動，實際上是把人民幣和港幣掛上鉤了。以中國大陸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和香港經濟綁在一起，就能使得香港經濟稍微穩定一點，減少一點損失。
在世界經濟一片蕭條的情況下，中國挺身而出，我們所采取的這樣一種政策，在當時世界上贏得一片叫好之聲。但是它給我們帶來的問題和付出的代價是什么？就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比較困難，通貨緊縮。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面臨著通貨膨脹，唯獨亞洲經濟危機之后那幾年是通貨緊縮，而且經濟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比較低。到了21世紀初，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以后，世界經濟開始有了向上發展的趨勢，而我們當時的困難還比較多。所以，在“十六大”之后，胡錦濤同志提出要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當時的所謂抓住戰略機遇期，就是指外部環境有比較多的積極因素，世界經濟出現了向上走的一個趨勢，我們要抓住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促進國內各項事業的發展。這就是為什么在2002年，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的概念。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和國務院的一些重要的文件還在提戰略機遇期。我的這段話是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摘出來的，它講到“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具備很多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也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雖然我們現在還在提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但是畢竟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對它的內涵的理解應該要有新的東西。我們在理解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時，要從兩個方面考慮，一個是有利的方面，有很多有利的條件和積極因素；另一個就是要講我們還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
首先看有利的條件和積極的因素。首先是黨的“十八大”召開，開創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嶄新局面，這是我們現在最有利的一個條件。習近平總書記講，“十八大”闡明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些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十八大”確確實實振奮人心，它不僅選舉了未來五到十年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更重要的是它提出許多新的重要戰略措施。比如“十六大”提出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十八大”提出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體提出來兩個翻番，一個是GDP要翻番，另一個是居民人均收入要翻番。
翻番這個詞大家也不陌生，但翻番這個概念最早是日本人提出來的。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挨了美國兩顆原子彈，幾乎是一片廢墟。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雖然我們很窮很落后，但是和當時的日本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前，日本都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為什么能夠從二次大戰的一片廢墟上，很快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除了美國的支持，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也使它發了些戰爭財等因素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抓住了1964年在東京舉辦奧運會的機會，提出一個收入倍增計劃，要在上世紀60年代讓它的國民收入增長一倍。倍增和翻番是一回事，只要在十年之內保持年均增長速度不低于7.2%，就能實現倍增，也就是實現翻番。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設想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三步走。第一步，到上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第二步，到2020年實現小康。鄧小平當時講的小康和現在我們講的小康社會不大一樣，小平同志講的小康是人均GDP八百美元，達到1980年價格的八百美元就是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期，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我們講的第一步到上個世紀末GDP翻兩番，實際上是借鑒了日本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人是十年倍增，我們是二十年翻兩番。江澤民任總書記的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實現鄧小平提出來的翻兩番。到了“十六大”的時候，胡錦濤同志出任總書記，翻兩番的任務已經提前完成了。當時提出來人均GDP翻番和翻兩番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只不過要求增長的更快一些。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有一個人口增長的因素，所以要想實現人均GDP翻番，使年均增長速度要比7.2%多一點。到了“十八大”，新的十年提出了兩個翻番，第一個翻番是GDP翻番，這個和鄧小平同志講的以及“十六大”提的人均GDP翻番是一樣，是純經濟總量的翻番。但是“十八大”還提出來第二個，就是居民平均收入的翻番，它的含義不僅僅限于單純的經濟總量問題，要想研究人均收入翻番，必須要考慮更多的因素。
歐元解體才能根本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我講一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潛藏著新的機遇。國際環境對我們有有利的地方，從政治方面講，當前國際上維護和平、制約戰爭、反對霸權的力量在進一步壯大，和平和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雖然世界有不安寧因素，局部的戰爭、局部的沖突接連不斷，但是總體來講當今世界和平還是主旋律。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百萬大裁軍，主要的判斷就是新的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世界環境是以和平為主的，到現在依然還是這個樣子。和平的環境有利于我們的發展。
在經濟方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這是一個重要的判斷。世界范圍內要求實現互利多贏、促進共同發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特別是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后，世界對中國的期望越來越強烈。如今我們判斷國際經濟環境，主要看三大發達國家經濟體，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歐洲、一個是日本，這三個發達國家經濟體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美國確確實實是在好起來了，而且它好起來的基礎比較堅實，它在過去的六、七年里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計想方設法提高它的經濟效益。提高經濟效益的條件就是犧牲了美國的就業。
在危機之前，美國大的集團也存在著經濟效應低的部分，要想提高經濟效益，就應該對這些低效應的部門進行整合和重組。在危機之前要想這么做很困難，因為要想整合低效益的部分，就必然會帶來失業。但是金融危機的爆發，給美國資本整合這些低效益的部門帶來了一個很好的口實，遇到危機了，只好解雇工人。它是犧牲了就業的勞動者利益換取了整體經濟的提高。美國現在經濟向上走的趨勢是比較明顯的，會給我們帶來機遇，我們要抓住。
歐洲的問題很困難，為什么呢？我個人的看法，雖然歐洲的問題是主權債務危機，是一個財政性的危機，但是它的根子在金融在歐元。我覺得歐元的存在有它的不合理性，美元和人民幣百元大鈔大家都喜歡，其實那不過就是一張紙。這張紙之所以人人喜歡，它必須具備兩個性質，第一個性質是它的信譽性。以前人們進行交易用金、銀等貴金屬，貴金屬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單位價值。但是人們背著金、銀出去交易很費事，于是出現了錢莊、銀號，開出一張銀票給你，你不用背著金、銀出門了，這是因為開出這張銀票的錢莊或者銀號的信譽性值得人們信賴。第二個性質是它的權威性。人民幣百元大鈔的背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美元百元大鈔的背后是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但是，歐元的背后卻沒有政府，所以它就缺了一個權威性。當經濟狀況好的時候，貨幣有信譽性就夠了，但是出了問題時就需要權威性了，然后歐元恰恰沒有權威性。
歐洲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為需要有一個政府來支持這種貨幣，于是就提出來搞一個財政契約，也就是搞一個財政政府。使用歐元的各國要放棄自己的財政主權，按照財政契約各司其責。但是把政府功能中的財政功能獨立出來，難度非常之大，到現在也沒有能實行下去。當初主張設立財政契約、搞財政政府的，基本上是右翼政黨，右翼政黨對付主權債務危機的政策是要緊縮。他們認為，如果不緊縮，危機會越來越嚴重。緊縮的結果是減少社會福利，要消減政府開支，不僅造成了公務員的失業，最后還影響到一般民眾的利益，于是激起歐洲老百姓上街游行鬧事。一旦選舉，把右翼政黨給選下去，左翼政黨上臺。左翼的政策是要發展，認為如果不發展拿什么錢去還債。右翼和左翼，一方說要緊縮，另一方說不能過度緊縮而是要發展，到底誰對？我看都對，都有道理。這就是歐洲的矛盾，解決不了。
所以根子還是在歐元這兒，真正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歐元解體。可能讓歐元解體帶來的麻煩，比維持歐元的麻煩更大。政治家都是捏軟柿子，他們寧愿選擇小麻煩。歷史上也曾經有過一個貨幣解體的例子，比如前蘇聯原來統一使用的盧布，國家分裂成十幾個獨聯體國家以后，他們都有了各自的貨幣。南斯拉夫過去也是使用一種貨幣，分成五、六個國家之后也都有了自己的貨幣。
實際上，歐洲學術界早在兩三年前就在討論歐元解體的問題了。他們有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是把那些差的國家排出去，比如葡萄牙、愛爾蘭等，不讓它使用歐元。還有一種方案，是再搞一個“歐歐元”，比如德國再搞一個更高層次的貨幣，把其他人甩下來。上個星期我在上海復旦大學參加一個論壇，會議組織者花重金把蒙代爾請來了，蒙代爾不是被稱為歐元之父嘛。他在會上發言，要把歐元和美元搞成一種貨幣，我們在下面聽著感覺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歐洲的問題很難解決，歐元給它帶來的麻煩，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夠好起來的，所以我們不要對歐洲寄予太大的希望，而是要防備它出現更嚴重的問題。糟糕的是歐洲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與歐洲的貿易量比美國和日本都多。
安倍經濟學的風險是必然帶來通貨膨脹
日本現在采取的是貨幣擴張性的政策，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應該是對的。日本經濟長期萎靡不振，關鍵是它長期處于通貨緊縮狀態，大國經濟中通貨緊縮的只有日本一家。通貨緊縮狀態，對于一般老百姓的短期生活來講肯定是好的，因為商品在降價，你可以買更多便宜的東西，可以享受更高更好的服務。但是從長期來說，通貨緊縮不利于社會長期發展。為什么呢？我們天天要上班干活，辛辛苦苦，首先的目的是人得活著。
除此之外我們還不滿足，我們還想未來生活的比現在更好一點；要想以后活的比現在活的更好一點，那就一定要比現在有更多的收入；要想以后有更多一點收入，就要以后比現在多一點產出；要想以后比現在多一點產出，那么一定要使未來的生產規模比現在更大，或者未來的生產效率比現在更高。這樣你才能夠有更多的產出，才能夠有更多的收入，才能夠活的比現在活的好一點。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你現在就要限制消費，拿出一部分錢去投資。作為一個人他必須具備兩種功能，一種是消費功能，一種是投資功能，消費功能是為了你活著，投資功能是為了你以后比現在活的好。馬克思的分析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只具備消費功能，他們出賣勞動力換來工資收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培育出下一代也會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
投資功能在資本家那，資本家剝削了剩余價值，除了自己揮霍之外還拿出來一部分去投資，擴大再生產。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的勞動者仍然是具備消費功能不具備投資功能。剩下的錢存在銀行里也不叫投資，叫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中國人才變成了真正的人，他不僅具備消費功能，而且還具備投資功能。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民營企業家，自己拿著錢辦工廠去了。我們普通民眾買個股票買個債券這都是投資，甚至把錢存在銀行里也是一種投資。
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我認為現在生產礦泉水掙錢，于是決定限制我現在的消費，拿出一部分收入去投資生產礦泉水。如果現在礦泉水是一塊錢一瓶，兩年后我的工廠投產仍然是一塊錢一瓶，我就會有投資意愿。如果兩年之后礦泉水賣一塊五角一瓶了，我的投資意愿就更強，因為有錢可賺。但是，如果兩年后礦泉水變成降到只有五角錢一瓶，我的投資意愿就會受到大大的影響。這個例子告訴我們，通貨緊縮會使社會不愿意投資，也就沒法發展了，人民也就沒有辦法讓未來過的比現在好一點。
因此，日本的問題就是要解決通貨緊縮問題，要扭轉這種通貨緊縮的狀態，才能夠使日本經濟有所發展。日本以前的政治家太短命了，當了首相兩三個月就下臺，干不成什么事。現在的這個安倍以前有過當首相的經歷，從一個經濟學分析的角度看，他要解決日本長期通貨緊縮的問題的做法是對的，比什么都不干要強。當然這么做也有它的風險，因為必然會帶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當前日本想要的，問題是怎樣能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個適度的范圍之內。
如果它付出了通貨膨脹的代價，經濟增長了，這是值得的。現在的危險是，日本如果付出了通貨膨脹的代價，但經濟沒有增長，出現所謂的滯脹(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麻煩了。目前來看，日本的一些數字顯示，它的經濟有比較多的有利因素。未來會不會出現滯脹我們還要觀察。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在國內會不會出現滯脹，另一個是會不會引起國際上的摩擦，國際社會會不會長期容忍日本這樣去干。
外部環境三大經濟體，一個是美國確確實實存在著機會，我們怎么樣抓住這些機遇。歐洲從一段時間來看沒有太大的指望，因為它存在著一個關鍵的矛盾，根本性的矛盾解決不了。日本有好的方面也存在著風險。這就是我們現在在經濟方面面臨的一個環境。
蕭條期真正促使人類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
在科學技術方面，我們也有新的機遇。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勢必帶來產業革命，這是經濟大國必須抓住的機遇。馬克思講，資本主義經濟或者市場經濟是周期波動的。周期波動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繁榮，第二個階段是衰退，第三個階段是蕭條，第四個階段是復蘇。繁榮就是形勢一片大好，往哪投資都賺錢，想工作就有工作，而且工資還老漲。但是繁榮沒準哪個環節就出了問題，拉動經濟進入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蕭條，于是大家開始苦苦掙扎，就有人跳樓有人上吊了。
蕭條一段時間以后，就會有人主動率先進行資產重組、設備更新和研究技術進步，帶動整個經濟進入復蘇階段。復蘇到頂就是下一次繁榮。經濟周期波動的繁榮、衰退、蕭條、復蘇這四個階段中，對于生產力發展和人類進步更重要的階段不是繁榮，而是蕭條。因為只有在蕭條階段，如果你不去變革就只有上吊跳樓，只有主動變革或者運氣好人，主動進行資產重組、設備更新、技術進步，才能率先好起來。因此我們講，最重要的階段是蕭條階段，要能把蕭條階段帶來的壓力轉化為進步。蕭條階段要做的事情，就是進行科技革命進而帶來產業革命，把危機的壞事變成好事。我們是有后發優勢的，更應該掌握好這樣的機會促進我們的發展。
最后我講講“倒逼”。“倒逼”這個詞是習近平同志在去年的經濟工作會上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很重要。這段話講到：“抓住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存在的機遇，重要而緊迫的是要跟上形勢、轉變觀念，適應當前外部國際環境的新變化、新特點和新規律”。
這個和以前的提法不一樣。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面臨的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那樣的傳統機遇，而是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樣的新機遇。以前所謂抓機遇，是想辦法多出口，想辦法多吸引外資，再后來是想辦法怎樣利用兩個市場，要把東西賣出去，把世界上的資源買回來，這樣一種傳統的觀念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外部環境中的國際貿易保護一直針對著中國，過去美國年年要審查給不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搞的我們好緊張。后來中國加入了WTO，這種配額制限制不住我們了，于是他們對中國采取了一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是要求人民幣升值，從削弱你的國際競爭力入手來限制你。后來我們進行了匯率制度的改革，現在人民幣升值已經不小。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前，他們在漢城開會又搞出一條，就是每一個國家的外貿順差不能超過GDP的4%。這個提法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很合理，國際貿易是一個零和游戲，你的順差越多必然有逆差越多的國家存在，所以講提出來每一個國家的順差不能超過GDP4%是合理的。
但是2007年提出來的這個準則針對的就是中國，那時候我們的貿易順差是GDP的10%-20%。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的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現在外貿順差已經不足GDP的4%了，這一條也管不著我們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又是什么呢？他們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競爭中性這樣一個概念。現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一年一次有個戰略會談，記得是在前年會談之后，發布了一個公告，中美之間經過戰略談判達成了十幾項協議，其中有一項是中國承諾提高國有企業利潤的上交比例。
中美談判怎么扯到中國國有企業利潤上交比例呢，因為國際社會認為，我們的國有企業得到了政府太多的支持，競爭不中性了。所以要我們在這個戰略會談中做出這樣的承諾。現在世界上對中國的發展設定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招招都是沖著我們來的，反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將是最大的受益者。習近平同志講的“倒逼”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我們不要指望還有以前那樣的一個外部環境，要適應這種新的變化，反過頭來要做好自己內部的事情，這才是最根本的。抓住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存在的新機遇，我們需要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中研究如何搞好宏觀調控。
我工作以來遇到過三次國際性金融危機或者經濟危機。第一次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第二次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第三次是2010年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這三次危機當中中國的表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評論是不同的。前兩個危機時，世界對中國是一片稱贊之聲，稱贊人民幣不貶值這個政策好，中國拯救了世界。美國金融危機中又稱贊中國4萬億的投資。這兩次危機中，我們的對策雖然當時有它的必要性，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績，但是都給我們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后遺癥。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采取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最后導致我們的出口競爭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初，當世界經濟出現向上走的趨勢時，我們跟進的步履就很艱難，既要防通貨緊縮又要搞保發很困難。美國金融危機我們的4萬億對策帶來的后遺癥，現在也越來越明顯，一個是當時很快就出現了通貨膨脹，還有現在越來越暴露的產能過剩。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際社會不夸中國了，甚至還在抱怨中國，說中國怎么沒有采取行動，再搞個幾萬億才好呢。我們當然沒有也不會再去搞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明顯的后遺癥出現。我的意思是說，不一定人家經濟不好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特別的好，經濟全球化是地球上所有國家的事情。我們對宏觀調控怎么樣做才是更好，一定要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