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對原來提出的“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具體落實，“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是對原來提出的“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的具體要求，那么“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則是關于中國國家安全新的戰略思考。

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關于中國國家安全的三個頂層設計新思路：一是“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二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三是“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

一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是對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并在后來多次強調的“構建”或“健全”“國家安全工作機制”及“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落實。

雖說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2002 年十六大，都曾不同程度地論到了國家安全，但只有 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才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國家安全問題，并首次提出要“抓緊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科學、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在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一提法變成了“健全科學、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到2007年10月，十七大報告把相關提法概括成“健全國家安全體制”八個字。2012年十八大時，相關內容與“國家安全戰略”合為一體，被表述為“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不能適應”的角度用了“安全工作體制機制”的表述，全會公告則從正面建設角度強調“完善國家安全體制”。至此，“完善國家安全體制”成了一個最新也最準確的表述。

從理論與邏輯關系上看，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落實“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需要，更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是今后繼續“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重要保障。

因此，“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完善國家安全體制”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未來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將是“國家安全體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面向未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并不是“國家安全體制”的全部內容，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也不是“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結束，而是進一步“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開始，今后還有更多“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任務需要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平臺設計和完成。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明，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下，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是“統籌國家安全工作”，“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特別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將要面對的上述多方面任務中，被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職責”首先提出的有兩個，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二是“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這就出現了“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外的另兩個頂層設計新思路。

二

國家大戰略包括兩個重要方面，一是國家發展戰略，二是國家安全戰略。

從1953年開始，我國就公開制定并實施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后來，根據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計劃”變成了“規劃”，但也從經濟擴展到了社會方面。如果說以前的“五年計劃”是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的話，那么后來的“五年規劃”事實上就是我國的國家發展戰略。

但是與此不同，雖然不能說新中國從來就沒有國家安全戰略，因為

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等黨政軍機關出臺的文件中，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講話、批示、指示中，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國家安全戰略認知和謀劃，但是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出現過任何公開的、成文的、全面的國家安全戰略文本。

因此，在當前變得日益復雜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下，中國應當像世界上主要大國一樣，制定和實施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

對此，學界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過議論，200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也首次明確提出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此后，2006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一直都有“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的要求。但令人遺憾的是，“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的要求雖然提出已近10年，全面完整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文本至今還未出臺。

也許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說明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職責時，把“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放在了最前面。對此，有兩層寓意：第一，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后，將立即把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擺上日程，直接領導或指導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第二，把多年來的“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提法，具體化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意味著出臺全面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文本是“完善國家安全戰略”重要指標，國家安全戰略文本將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后迅速擬定出臺。

三

如果說“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對原來提出的“完善國家安全體制”的具體落實，“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是對原來提出的“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的具體要求，那么“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則是關于中國國家安全的全新戰略思考，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全新內容。

目前，我國雖有一部1993年出臺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同時也初步形成了一個包括《憲法》《刑法》《保密法》《國防法》等等在內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但從當代國家安全現實來說，這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家安全法治”還相差甚遠，因而“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就成了未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項主要職責。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國家安全的第三個戰略性頂層設計思路。

首先，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法律，其名雖有“國家安全”一詞，其實不過是隱蔽戰線反間諜偵查方面的很不成熟的法律。因此，根據當代中國國家安全現實、國家安全理論研究成果、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設要求，制定一部名副其實的國家安全法，就成為“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必須首先完成的一項重要任務。

其次，在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進入國家安全領域的當今時代，不僅未來名副其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需要全面反映當代國家安全的豐富內容和復雜關系，而且還需要通過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信息、生態、情報等領域的國家安全立法來完善整個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當今中國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什么樣的國家軍事安全法、國家經濟安全法、國家信息安全法、國家情報法、國家反間諜法，等等，都是在“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過程中需要認真思考、探索和完成的。

再次，與其他領域一樣，國家安全領域僅僅“有法可依”還遠遠達不到“國家安全法治”的要求。要實現“國家安全法治”，還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當前中國整個法治建設現狀來看，如果說其他領域都遠遠沒達到這一要求，那么國家安全領域要達到這一要求就更加困難了。

因此，“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的頂層思路雖然已在中央文件中形成，但要真正“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特別是最終實現國家安全法治，可能還有相當長的路需要法學界、國家安全學界、國家安全政界攜手合作，共同跋涉。這更需要在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下逐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