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供給主義為什么有效？——訪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11月9-12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人們普遍預期以“改革”作為其關鍵詞。問題在于改什么？如何改？就經濟政策取向而言，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認為，“新供給主義”政策是推動當前中國經濟改革最有力的武器。“新供給主義重啟中國改革”也是滕泰新書《民富論》的主要內容。

由于現行人口政策、戶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貿易體制，以及行政壟斷和行業管制政策、低效率的國有企業、高稅收等等，都從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中國財富的增長，為此，滕泰提出了以“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改革措施。

滕泰坦承，他希望更多人從財富源泉的層次看到中國長期增長的潛力，希望政府放棄短周期管理而著眼于解決經濟運行中的中長期問題。他反對完全的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他支持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動放松壟斷、放松管制的進程，推進經濟市場化、產權民營化。他認為中國必須盡快壓縮并嚴格限制政府支出，盡快從結構性減稅過渡到大規模減稅。他相信只要能夠盡快重啟改革，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國經濟完全可以長期可持續高速增長。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端定義經濟周期。那么，新供給經濟周期和傳統周期理論究竟有何不同？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機制是否能夠實現？面對產能過剩，新供給主義提出的解決方案和凱恩斯的需求刺激手段有何不同？如何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何從供給端推動短期和長期經濟改革？如何從供給端建立穩定的社會經濟運行機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機制？本期訪談就此展開討論。

告別總需求管理老路

《新經濟導刊》：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原本不是問題，但從十年后回顧歷次干預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需求干預之手頻繁出擊，事實上并沒有熨平周期。那是不是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顛簸，而且使經濟周期越來越短？

滕泰：不僅如此，每一輪“踩油門”過后，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輪“踩剎車”下去，都客觀上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和股市暴跌。更進一步講，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的忽視。從一些具體經濟領域來看，過去十多年對房地產、對物價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新經濟導刊》：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發展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

滕泰：是的，當前擴大內需或擴大外需都很難。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為擴大內需或外需，能夠使用的政策資源正在消耗殆盡：連續多年超額貨幣發行之后，在大量銀行不良資產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擴張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財政刺激之后，在地方政府債務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過財政政策擴張投資后遺癥越來越多；在多年匯率保護、出口補貼等刺激后，在歐美日經濟緩慢增長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外需更不現實。

此外，在當前二元金融體制、高利貸泛濫的背景下，民間投資也很難增長；在社會保障體制沒有根本變化、利率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費也難以進一步擴張。因此，當下無論刺激投資還是消費，其實都很難；“擴大內需”很難落到實處。

《新經濟導刊》：如果說總需求管理對短期而言效果不甚理想，那么，對長期來說是否有效？

滕泰：總需求理論本來就是研究經濟短周期的理論，凱恩斯作為總需求管理理論的鼻祖，也并不用總需求理論分析長期經濟增長。即便總需求管理理論提出的財政或貨幣政策能夠產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為政府在某一時期通過低利率等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的財政政策吹大的泡泡，會在下一時期癟下去；反之，某一時期被壓抑的總需求，也會在下一時期彈起來。無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資和消費提前還是延后，最終都不改變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

《新經濟導刊》：沿著總需求路線走到死胡同的時候，如果能夠換個角度從供給面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放開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就別有一番天地了。

滕泰：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社會成本、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只要通過減稅、降低社會成本、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在人口與勞動、資本與金融、資源與產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分工等五個方面都存在“供給抑制”，只要通過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戶籍制度、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優化土地與資源產權結構、推動國有企業等低效率領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給抑制”，就可以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創新體系

《新經濟導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怎么看待古典供給經濟學“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論以及傳統供給學派“從供給端干預經濟”的理論？從古典供給經濟學、傳統供給學派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具體經過了怎樣的流變？

滕泰：19世紀初期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國經濟學家讓·巴普蒂斯特·薩伊等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認為“當一個產品一經產出之際，即在它自己的全部價值的限度以內為另一個產品提供了市場”。特定產品的局部的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會整體的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不會發生。薩伊曾宣稱“除非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得無厭，否則一種產品供給不足而另一種產品充斥過剩的現象，決不會永久繼續存在”。

古典學派的上述觀點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更有現實意義。然而，隨著幾次工業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增長，不斷提高的供給總量與需求總量之間差距開始顯現，周期性經濟危機往往伴隨著生產過剩、失業率高企，傳統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已難以解釋經濟發展的現實。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只是一種理想狀態而非現實。現實中有多種因素可以使供給創造需求的過程中斷，比如供給老化、供給約束、供給抑制等等。

《新經濟導刊》：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只不過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的還有馬克思的計劃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但是在面對所謂“相對產能過剩”或“總需求不足”問題時，馬克思和凱恩斯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決問題，分別采取了怎樣的不同方法？這與新供給主義有何不同？

滕泰：馬克思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經濟運行狀態，但是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造成資本家不斷擴大再生產和窮人購買力不足的矛盾，引發經濟危機。他主張用政府計劃手段來解決問題。

凱恩斯則以其著名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回報率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假說為立足點，認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現，凱恩斯則提出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克服階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戰以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采用了馬克思的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而歐洲、美國等大部分國家都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辦法，也迎來了戰后近三十年的繁榮。然而長期執行政府計劃或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都使經濟逐漸失去了活力，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不但中國的計劃經濟嚴重缺乏活力，美國、歐洲經濟也陷入了“滯漲”的泥潭。

新供給主義認為造成需求不足或生產過剩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的供給結構老化，以及短期供給約束和長期供給抑制。

《新經濟導刊》：看來您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同于古典供給經濟學，也不同于凱恩斯主義和計劃經濟學，那么您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30年前美國的里根政府所采納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有哪些不同呢？

滕泰：美國傳統供給學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羅伯茨等人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中，供給處于首要的決定地位，決定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是供給而非需求，產出的增長最終取決于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經濟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如何促進生產、增加供給。

與古典供給學派不同的是，傳統供給學派并不認為經濟完全不需要干預，而是認為干預的重點在于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財政政策強化對生產活動的刺激和支持。當然，由于傳統供給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關鍵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預措施同自由主義比較接近，比如反壟斷、解除各種管制、主張經濟的民營化和自由化，并建議在國內限制甚至取締工會組織以便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在國際上通過政治力量干預石油價格以便降低企業的原材料成本，等等。

作為傳統供給學派核心理論的“拉弗曲線”證明，減稅會在短期減少財政收入，但長期來看，如果較低的稅率刺激了產出，最終一定會增加企業和居民收入，并使政府稅收總額在較低稅率下回升到減稅前的水平。為了推動減稅，當然必須壓縮那些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的政府支出和轉移支付。

我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是從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改革實踐出發，提出了新供給周期理論創新，放松供給約束的理論創新，以及解除供給抑制的理論創新。其中新供給經濟周期理論從供給端把經濟周期分為新供給形成、供給擴張、供給老化四個階段，并把經濟衰退的原因歸因于供給老化，相應的措施是調整經濟結構的一籃子政策；而解除供給抑制的理論針對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增長潛力，提出了一些列改革措施，在思想上類似于鄧小平“解放生產力”的改革主張，這兩部分理論都與美國傳統供給學派無關。只有放松供給約束的相關理論和美國傳統供給理論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并比美國傳統供給學派更成體系。此外，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還針對國民收入分配以及房價物價等問題而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管理理論和改革思想。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機制

《新經濟導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分配機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術和產品的生命周期。請更詳細地解釋一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周期？

滕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循環往復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力量，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可以由此劃分為四個階段：

新供給形成階段：當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社會舊有需求結構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周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回升。

供給擴張階段：當新供給內容被社會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形成良性促進，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速不斷提高。

供給成熟階段：該階段的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涌向該項供給領域，則供給數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機制出現中斷，但供給仍然維持慣性增長，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潛在增速回落。

供給老化階段：過剩供給短期難以消化，過剩產業資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給不能創造需求，造成總需求持續下降；新的供給力量尚未產生，經濟陷入蕭條。

一個產業可以分為上述四個階段，一個經濟體也一樣。當大部分產業處于新供給形成和供給擴張階段是，經濟增速加快；當大部分產業處于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時，經濟增速必然回落。

《新經濟導刊》：也就是說，在經濟周期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過程并非持續有效循環？

滕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在新供給形成階段和供給擴張階段，新供給不但能夠自動創造需求，而且所有產品銷售收入最終都會變為要素報酬，而資本、勞動和資源等要素報酬要么轉化為消費，要么形成儲蓄并轉化為投資，可以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種產業的生產技術普及到一定程度，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形成產能和產量過剩，不但原投入的生產要素報酬不能及時回收，而且大量生產要素無法充分就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過程就會中斷。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供給老化的產業太多，應該盡快調整經濟結構。

此外，即使在新供給形成階段或供給擴張階段，各種直接或間接的供給約束，以及制度層面的供給抑制也會造成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

《新經濟導刊》：這對政府實施應對經濟蕭條的政策來說，意味著什么？

滕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任何一項社會主流技術和主流產業，早晚都會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無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抑或是通過計劃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周期和供給老化問題。

比如，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吸收部分過剩產能，但長期可能反而進一步鼓勵了過剩產能擴張，從而加劇供需矛盾，阻礙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并且削弱經濟的自我循環能力。又比如，類似于iPhone手機這樣的新供給從來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恰恰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產業，例如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后來都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還有，新供給主義也不認為政府限制某些產業的政策有助于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機制，不僅如此，一旦判斷失誤，政府對很多產業的政策限制也可能造成下一階段的需求不足。比如中國上世紀90年代末限制電力行業的發展，造成了之后多年的電力供應不足。

《新經濟導刊》：鑒于此，在實踐中，真正有效的辦法是什么？

滕泰：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盡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為了刺激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更新供給結構”，并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并通過放松供給約束激發企業家精神，吸引社會資源向新供給領域集中，恢復增長活力。

此外，從制度層面上解除供給抑制更加重要，包括解除對人口與勞動抑制、金融和資本抑制、技術和創新抑制、資源和土地抑制、以及產權和社會分工方面的制度抑制等等。

《新經濟導刊》：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在宏觀上是恢復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是不是也一樣？

滕泰：是的。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總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動態均衡的打破屬于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其與技術擴散和產業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產的過剩是相對的，階段性和局部領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隨著資源逐步向新產業領域配置而消解。當宏觀經濟從供給到需求的傳導過程遇到阻礙時，既不應當用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比如產業政策去徹底破壞市場機制，也不應當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人為擴大舊產業和舊經濟的總需求，而應當通過“放開新產業供給約束、減少新經濟供給抑制”的方式，為市場釋放新供給創造條件，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最終通過供給結構的調整，讓經濟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恢復“供給與需求的自動平衡機制”。

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思想

《新經濟導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能否提出全面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思想和改革措施？

滕泰：以“放松供給約束”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張認為，比如，稅收約束、成本約束、壟斷約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財政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約束等。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經濟復興計劃”，該計劃在供給方面的政策內容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減免企業稅負；削減社會福利等非國防領域的政府開支；放松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事實證明，上述政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就業，同時以擴大產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脹壓力，成功地使美國經濟實現了復蘇。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將上述傳統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歸納為放松“供給約束”，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并結合中國經濟情況提出“解除供給約束”的具體措施。比如：從結構性減稅到大規模減稅；放松政府管制，減少行政審批；減少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依托資本市場，推進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改進資源和基礎服務價格形成機制；有效控制基礎設施和基礎服務成本，等等。

如果上述改革主張能夠在實踐中得到貫徹，我們相信中國的長期潛在增長率還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新經濟導刊》：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情況，與美國當時的情形有可比性嗎？何以破局？

滕泰：如同羅斯福新政以后幾十年中，總需求管理政策遺留給美國經濟大量的“供給約束”一樣，中國經濟從1996年以來類似于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所謂宏觀調控，也造成了較嚴重的“供給約束”，包括高稅收約束、高社會成本約束、高壟斷約束、高管制約束等。因此，中國只要下決心通過減稅、降低社會福利成本、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有調查說中國企業平均綜合稅負40%，那如果把綜合稅負從40%降到30%，能夠承受30%～40%綜合稅負的企業就可以存活下來，經濟總產出就會大幅增加。當然，稅收受益者、社會福利成本受益者、壟斷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剛性的。打破這些剛性利益，需要執政者的改革勇氣和決心，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天然就是改革的經濟學理論。

《新經濟導刊》：通過“解除供給抑制”來解放生產力，可以理解為鄧小平理論的要義，今天如何進一步發揚光大呢？

滕泰：按照“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第一個財富源泉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我們認為，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第二個財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第三個財富源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個財富源泉就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第五個財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新經濟導刊》：正是因為解放了這五大源泉，我們才看到中國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巨大增長動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農村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資源和生產技術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迅速提高了糧食產量。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還很大，李克強總理指出，每一個制度改進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潛力。

滕泰：是的，綜合這五個方面的財富源泉來看，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普遍的“供給抑制”。舉例來講，很多國有企業所占有的資源很多，但單位資源、資本的產出都遠遠低于自由競爭的民營企業，改革這些低效率的部門自然會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

鄧小平說，“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新供給主義認為，解放生產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給抑制”。只要通過改革，解除對人口和勞動的供給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給抑制、土地和資源的供給抑制、資本和金融抑制、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越是供給抑制嚴重的領域，比如醫療、教育、金融、房地產，供給價格越高，而且供給效率和質量越低，改革的空間也越大。

如何解決具體改革難題

《新經濟導刊》：任何一種新理論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其普遍的解釋效力，更在于能否解決現實問題，特別是困擾日久的難題。那么，新供給主義如何破解諸多難題？比如房價問題。

滕泰：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金融剛剛起步、居民資產配置需求、住房供給結構性短缺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中國房價持續上漲，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著力在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未來只有從供給側著手，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新經濟導刊》：物價上漲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也是中國經濟必須直面的一大困擾。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又如何應對物價問題呢？

滕泰：對物價的調控也一樣。中國從1996年以后就告別了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階段。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給方面，十多年來的每一輪通脹幾乎都由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推動、食品供給沖擊等供給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卻一次又一次地通過緊縮總需求去進行干預，結果難免誤傷經濟。

我詳細分析過中國物價的驅動結構，過去十年70%以上的CPI波動都來自于食品價格變化，而在居民對食品的需求總量基本不變的現實下，食品價格波動主要來自供給總量波動和供給結構變化；研究還表明假定我國每年平均工資上漲15%，將推動CPI上升1.94個百分點；假定原油等原材料價格上漲15%，對CPI的影響只有0.2個百分點；此外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增加有效供給，既能夠挖掘增長潛力，也能夠平抑物價，不存在所謂“穩增長與控通脹的矛盾”。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面去管理物價的措施包括：降低稅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穩定農產品生產和供給機制，控制流通環節費用，建立穩定的消費品物價形成機制。

《新經濟導刊》：除了您剛才講的房價問題和物價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當中難啃的“硬骨頭”，更為棘手，也更難以破題。對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有何良策？

滕泰：在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主張從供給出發，按照勞動、資源、技術、管理、資本等五大要素的貢獻和邊際報酬，讓市場完成收入分配。誰創造的財富多，誰獲取的報酬就多。新供給主義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包含六個核心主張：

一、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二、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選擇。

三、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于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四、對于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范圍免稅。比如，是否可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后，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五、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但調節的重點應該是嚴重偏離要素邊際報酬的收入，比如房產持有和遺產繼承等等。

六、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轉移支付，長期來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應該盡量減少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

《新經濟導刊》：能否解決具體的改革難題和現實問題，的確是對一項經濟學主張及其方法論的考驗。隨著新供給學派在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相信有更多的學者會研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中國未來改革之路，道阻且長。學界需要凝聚更多共識，為改革提供專業而有效的解決方案。

滕泰：是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進入公眾視野到現在，雖不足一年，但影響卻越來越大大。在我去年11月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之后，也有名字相似的新供給方面的研究出現。這些觀點雖然與我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周期理論、放松供給約束理論、解除供給抑制理論”的創新理論體系不是一回事情，但我認為這些研究和活動還是非常有意義，因為這可以讓更多的人開始重視從供給端研究問題了。”

一個學術和理論和學派要想發揚光大，并最終能夠用來指導改革，解決現實問題，我認為必須要用開放的態度，求同存異，在創新中逐步完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是《民富論》一書的核心內容，但這只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開始。

最后，我再總結一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主張：中國經濟生產過剩和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給結構老化。這不是計劃手段所能解決，也不是需求刺激能夠解決，必須按照新供給周期的理論進行結構調整，必須“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為此中國經濟必須重啟改革，只有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重視熊彼特增長，重啟斯密增長，整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才能夠得以不斷提升；只有放棄計劃手段和傳統產業政策，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恢復“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從“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決房價物價等頑疾；只有從“供給貢獻和邊際報酬”出發，才能確保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只有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重啟中國經濟改革，才能復興偉大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