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諸大建教授在同濟大學的講演：
我的專業是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研究，因此之故，最近南京譯林出版社邀我給研究氣候變化和未來趨勢的著名智庫羅馬俱樂部的最新報告《2052：未來40年的中國與世界》中譯本撰寫書評。同時，我也邀請了作者、羅馬俱樂部資深成員喬根·蘭德斯（Jorgen Landers）教授本人訪問同濟大學，介紹并討論他的新書。
我一直認為，如果要推選最近100年對世界發展有影響的思想性著作，《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方面，《增長的極限》與赫爾曼·E.戴利的《超越增長》也可說是百讀不厭的經典。《增長的極限》首版于1972年，20年后，推出修訂版《超越極限》，2004年，又推出了30年后的修訂版。現在蘭德斯這部《2052》，則可以看作是紀念《增長的極限》40周年的最新版。
蘭德斯是過去40年三次參與撰寫羅馬俱樂部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這部《2052》是展望未來40年的世界和中國。因此，將現在這部書與40年前《增長的極限》做比較，看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是十分有趣的。特別是，蘭德斯的新著將世界分成五個區域：美國，中國，除美國外的OECD其他國家（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BRISE（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十大新興經濟體），ROW（世界其他地區），他對這些區域的未來發展趨勢有詳細討論。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一直是學術界內外都關注的事情，今天，我就想借此機會發表一些我個人對這兩部相隔40年的報告的評價和看法。
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就是主動進行有管控的減少增長
與二戰以來一直主導世界發展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觀相對立，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倡導了一種非常不同的發展觀。如果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觀是“增長范式”，那么《增長的極限》所倡導的發展觀就是“極限范式”。
可是，過去40年來，《增長的極限》一直被社會輿論看作是極端環境主義、未來悲觀主義和地球末日主義的代表。我們同行里經常開玩笑說，如果有人斷言《增長的極限》是提倡零增長和悲觀主義的，可以斷定他根本沒有讀過《增長的極限》這本書。其實，《增長的極限》的第一作者多內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恰恰是一個發展問題上的樂觀派——她相信只要能夠把足夠多的正確信息傳遞到人們的手中，是可以逆轉我們這個世界不可持續的發展狀況的。事實上，從問世時間上來看，《增長的極限》比可持續發展概念早20年，可以說，它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將蘭德斯的《2052》與40年前的《增長的極限》作比較，我最強烈的感覺是，這部報告堅持并且進一步強化了“極限范式”的思考方式和發展理念。《2052》再次雄辯地證明，“極限范式”既不是悲觀主義，也不是樂觀主義，而是主動應對地球危機，積極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生活的現實主義。蘭德斯在《2052》中劃清了對“極限范式”的三個誤解，進一步強調了轉化發展范式的重要性。
第一大誤解是把“極限范式”看作一種反對增長的范式。這涉及對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相互關系的看法。主流的增長經濟學一直反對把經濟系統放在環境系統中進行考察。我們翻開一本經濟學教科書，就會讀到，經濟系統中生產與消費之間價值流的循環是不需要生態系統的物質流循環作為前提條件的。而《增長的極限》和《2052》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正是認為經濟系統包含在自然系統之中，生態系統對于經濟系統的意義表現為作為“源”的資源輸入和作為“匯”的污染吸收。在一個有限的地球生態系統內，物質要有無限的指數性增長是不可能。因此，談到增長的時候，就需要區分兩種不同意義的增長——物質意義上的增長是有極限的，而非物質意義上的發展是沒有極限的。例如，地球氣候吸收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們對發展質量的追求可以是無限的。我打個比方，就像你可以不再長個子，但可以繼續增強體質，是一個道理。
第二個歷史性的誤解，是認為“極限范式”宣揚和倡導悲觀主義。對于這個問題，蘭德斯在新著一開始就引用了一段話：“不，我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此，我不相信一切都會順利。但我同樣也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這意味著，我并不會相信一切都會出問題。我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人。這是因為，沒有希望，就絕不會有進步。希望，像生命一樣重要。”由此我們可以讀出他的態度。一般說來，在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不同的態度。抱持增長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派往往是樂觀主義者，強調技術與市場的力量，認為地球自然資本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進行替代，市場價格可以調控資源環境的稀缺性，因此經濟系統可以通過消耗環境系統，無限地增長下去。極端環境主義者往往是悲觀主義者，強調環境資本的不可替代性，認為技術和市場無法解決自然資本的絕對稀缺，因此從環境系統最大化的角度反對經濟增長。而“極限范式”屬于包容經濟與環境兩者的現實主義范式，它并不籠統地反對增長，而是要求增長應該在環境承載能力之內展開，發展中國家需要增長，而發達國家需要穩態。當物質消耗達到自然極限的時候就應該更多地從增長轉向發展，因此有沒有過沖是“極限范式”的關鍵概念。
第三個想當然的誤解，是認為“極限范式”鼓吹世界必然走向崩潰。其實，“極限范式”一直在強調社會發展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超越極限狀態。一種是不加控制，超越極限，這樣的結果就是崩潰。例如，盡管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人們就提及了氣候變化對于人類的嚴重影響，但是直到1997年世界才簽訂《京都議定書》，而直到今天，有關低碳發展的政策仍然被抵制執行或者被打折扣地執行，這就是對于氣候過沖問題的懈怠應對態度。另一種是有控制的或有管控的減少增長或下降（managed decline），也就是說，在過沖出現時主動減少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社會將更多地從關注人口增長和人均物質消耗增長，轉向物質消耗穩定狀態下的福利增長。同40年前《增長的極限》一樣，《2052》認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就是主動進行有管控的減少增長，或者說“繁榮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現過沖狀態后任其走向崩潰。這是“極限范式”所要表達的政策觀點，也是它的積極意義所在。
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取決于是否加大低碳轉型力度
過去40年的風雨歷程并沒有改變“極限范式”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式，從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前三部報告到現在的《2052》，可以說極限理論不斷地進行版本升級，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與時俱進。1972年的報告第一次提出了物質增長有極限的觀念；1993年的報告強調過沖已經發生，提出我們需要有管控地減低經濟增長；2004年的報告指出超越極限的目標令人類發展與生態足跡脫鉤；現在的《2052》則開啟了新的方向——蘭德斯在新著中超越以往的情景分析方法，直接對未來40年的發展進行有據猜測，在研究方法、世界的發展趨勢、人類社會的適應能力和國別比較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
首先來看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羅馬俱樂部之前的報告所采用的是基于計算機模型的多情景分析研究方法，即假定有什么條件，會產生什么樣的發展結果。其按照三種面對過沖的態度研究了11種情景，即完全不考慮存在過沖狀態的情景0-情景2，對技術與市場進行效率改進的情景3-情景6，在技術改進的同時減少增長到穩定狀態的情景6-情景10。而在《2052》中，蘭德斯所采用的是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綜合專家的判斷和準確的數據，對未來40年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直接進行預測。當然，這種預測不是精確的事件預測，而是判斷大方向的趨勢性預測。為什么要選40年這樣一個時段進行預測呢？蘭德斯的回答是，按照過去40年的觀察，現有的決策體制至少30年內不會有變化。蘭德斯依據多年來因果關系研究的經驗，從技術上對那些根植于世界體系中的穩定因果反饋結構的趨勢和傾向加以評判，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
再來看蘭德斯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探索。羅馬俱樂部之前的報告均假定，在只開展技術與市場方面的改進、沒有控制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世界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2000年之前是極限內的增長，2000-2050年之間超越極限出現過沖，2050年左右很可能出現崩潰。《2052》的研究，用數據證明了世界發展符合原來分析的情景2或情景3。但其基本結論是：按照現有的政策體系，未來40年內，世界不會出現發展狀態上的崩潰，不過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
蘭德斯指出，未來40年，由于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由此導致的生態足跡的減小，崩潰的時間已經向后推遲了。一些關鍵性的數據是：人口增長趨勢在減慢，不像以往所說的到2050年達到峰值90億，而是在2040年達到峰值81億；經濟增長在減速，不像以往那樣每年平均增長3.5%，40年里翻兩番變成原來的4倍，而是到2050年只是2012年的2.2倍；同時，技術進步保持過去40年的改進速度，并且更多地從發達國家擴散到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和生態足跡增速在變慢，但是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在2020年達到峰值，而是延遲到2030年達到峰值，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是比1990年減少一半，而是與2010年相當，達到320億噸，因此仍然超過了溫度上升不要超過2攝氏度的安全目標。
接著來看蘭德斯對人類社會適應能力的看法。蘭德斯認為，雖然人類已經有了一點主動的管理行動，以避免“自然導致下的崩潰”走向“主動管制下的減少增長”，但他不相信人類社會會采取革命性的措施來控制經濟增長規模，因此，主動地管理增長相對于自然退化的速度仍然是太慢了。蘭德斯指出，人類必須認識到，所謂增長的極限并不在于現在強調的能源資源方面——由于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變小，能源供給是能夠滿足經濟增長的；主要的抑制因素是人類活動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
目前，地球氣候已經處于過沖狀態，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超過海洋和森林可吸收量的兩倍。如果人類社會不能進一步加大低碳轉型的力度，用最多只占全球GDP2%的成本投入，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控制人口增長和減少經濟增長，那么21世紀后半葉就會面臨地球溫度上升超過3攝氏度的危險，出現崩潰性的災難，導致生活質量的大幅度下降。蘭德斯認為，人們會在2052年以前看到許多過沖現象，但對人類社會來說，真正的考驗是在2052年以后。氣候變化對于經濟社會的影響是，部分與綠色經濟有關的產業部門將會得到長足的發展，但由于各國將更多的資源用于修補和應對全球氣候的災難性后果等原因，全球GDP增長乏力，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將非常有限。世界80億人口中，除了美國、OECD國際以及中國等50億人生活在中產階層社會，其他30億人將仍然陷于貧困，從而導致社會緊張和沖突增加，進一步壓低生產率的平穩增長。
最后來看蘭德斯在區域差異也即國別比較上的探索。《2052》的全新內容是，從增長適應的角度，對五個處于經濟發展不同狀態的區域或國家開展了分類研究。蘭德斯發現，世界總體在被動和主動地向著減少經濟增長方向發展的同時，有著不同的區域分布特征：美國與OECD國家人均財富增長變緩甚至停滯，中國以及BRISE國家等有大幅度增長，世界其他地區（ROW）仍將陷于貧窮，但是所有人——特別是貧窮地區的人——都將生活在日益混亂、氣候遭到破壞的世界之中。蘭德斯的結語只是簡單的一句話：“我要說的只剩下一件事：請幫助證明我的預測是錯誤的。”不過，我感到不滿足的是，在2004年的羅馬俱樂部報告中，已經引入人類發展指數和生態足跡，討論到世界已經從關注增長轉向關注福利，但蘭德斯沒有接續和深化這個新的方向，而仍然是用經濟增長在比較中國和美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提出的發展觀念和他采用的指標研究方法好像有點沖突。
中國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助于實現綠色發展
雖然蘭德斯對2052年的世界發展并不樂觀，但是他看好中國的發展，認為未來世界的領導者將是中國。主要理由不僅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增速降低、經濟增長、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基于對中國宏觀調控能力的信心。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短視已經無法做出保障長期利益的明智決策，而中國多年來實行的五年計劃以及當年的綠色轉型政策能夠以系統性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符合其長期目標的國家。毋庸置疑，中國將會崛起，但是我的態度可能比他要謹慎一些，我認為，在地球自然資本整體存在極限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再不能依靠傳統的“黑色增長”模式，而要實現“綠色崛起”就需要大幅度地加強有管控的經濟增長。在這一方面，《2052》可以對中國綠色發展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意義和啟示。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如何應對自然極限。《增長的極限》和《2052》均強調，在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與生態足跡的同步上升是應該被允許的，但是在逼近地球極限的時候就會面臨三種選擇。一種是發展超過極限，但仍然拼命追求增長，結果導致無作為、自然性的崩潰；第二種是發展超過極限，但主動降低經濟增長，回到極限內取得穩態發展；第三種模式是在逼近極限沒有超過極限以前，就主動進行調整，然后平穩地在極限內發展。
第一種發展模式可以稱為傳統式的，第二種可以稱為發達國家的綠色轉型模式，第三種可以稱為發展中國家可能實現的跨越式發展模式。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生態足跡仍然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我想，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好選擇應該是第三種模式，而無論如何要謹防第一種模式。這就需要中國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來應對。以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為例，按照蘭德斯的預測，中國是很有可能超過人均10噸的排放水平的。如果真的走上這樣的道路，那么中國就會成為不僅是總量意義上而且是人均意義上的世界排放最大國。我想，在這方面，中國應該更主動地努力以低于歐洲和日本人均10噸的排放水平來實現現代化，而不是更被動地走上美國那樣人均排放20噸的道路，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模式。
二是極限內的增長需要系統變革。從《增長的極限》到《2052》，作者們都強調，增長超越了極限之后可以有三種態度和政策。第一種態度，是否認、掩蓋或混淆經濟增長出現極限信號，聲稱市場和技術會自然而然地解決問題，這樣做從表面看上去是樂觀的，但實質結果卻是使人類生活的狀況更加惡化。第二種態度，是認為可以通過技術或價格手段提高生態效率，緩減來自極限的壓力，但是作者們認為這只是延緩了世界退化的時間，而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壓力產生的根源。例如，隨著技術效率的改進，雖然污水處理能力提高了，但是污水排放卻在持續增多。
第三種才是極限范式所提倡的態度，即積極地承認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超過了生態極限，馬上著手解決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背后的根源問題，進行系統的結構性調整。因此，無論是綠色轉型模式還是跨越式發展模式，要在極限內穩態發展，僅僅靠技術改進和市場手段提高效率是不夠的，而需要對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進行進一步的調控，從一味追求經濟高增長轉向一定經濟增長下的福利即人類發展的提高。舉例來說，我們對中國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的實證研究發現，雖然中國的能源生產率和二氧化碳處理效率在過去幾年有平均每年3~4%的提高，但是由于經濟增長每年高達10%，因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仍然超過預期。這說明中國當前的綠色發展需要超越技術與市場的視角，更多地轉移到適當控制產能擴張和經濟規模上來。
三是經濟調整需要從被動轉入主動。眾所周知，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調。現在，許多人仍然期盼，在經濟穩定以后，仍然可以并且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增長速率上升。但從經濟增長存在自然極限的情況來看，這是不現實的。事實上，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我們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寧可主動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也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長遠發展問題。因此，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良性調整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認識當前我國經濟政策從過去30年平均每年10%的高增長調整到平均每年7-9%的中高性增長，就可以看到，對經濟增長進行有控制的主動下調，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應該是長期的戰略，而這也是中國經濟需要綠色轉型的意義所在。
核心觀點
同40年前《增長的極限》一樣，《2052》認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就是主動進行有管控的減少增長，或者說“繁榮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現過沖狀態后任其走向崩潰。這是“極限范式”所要表達的政策觀點，也是它的積極意義所在。
諸大建管理學博士，同濟大學特聘教授，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聯合國-同濟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綠色經濟責任教授，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可持續發展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經濟、城市與區域發展、公共服務與公私合作管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