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起，中國進入了雙重轉型階段。雙重轉型是指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結合或重疊。什么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什么是發展轉型？就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任務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發展也需要繼續，并雙雙登上新臺階。

推動雙重轉型中的八項經驗

兩種轉型的結合或重疊是沒有前例的，也是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沒有討論過的。總結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中國在推行雙重轉型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可以把這些經驗歸納為以下八項。

第一，體制轉型是雙重轉型的重點。在雙重轉型中，重點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并要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如果不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和限制，中國不僅不可能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且中國轉型的目標(使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是無法實現的。

第二，思想先行。在雙重轉型準備階段，必須解放思想，清除計劃經濟理論的影響，否則改革與發展都寸步難行。1978年中國所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進而啟動了改革和對外開放。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又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中國走上了改革和發展的快車道。因此可以說，中國雙重轉型在短短的30多年內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開的。

第三，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在雙重轉型中，必須把產權問題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權模糊、投資主體不確定、投資方的權利和責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礙，也是發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體制轉型中，產權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線；在發展轉型中，產權界定和產權清晰是動力源(9.11, 0.13, 1.45%)泉。對廣大農民來說，土地權益需要確定，住房產權也需要確定，而且確權工作應當落實到戶，這既有利于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能使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擴大再生產和創業。

第四，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在雙重轉型中，一定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縮小地方收入差別的重要途徑。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中，就業是重中之重?？紤]到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雙重轉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迫切問題，所以在轉型的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就業問題。同時，由于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所以經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經濟增長率過高當然不行，但如果經濟增長率偏低，則會產生更大的就業壓力。再說，擴大內需同改善民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唯有擴大內需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逐漸轉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第五，必須不斷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在雙重轉型中，要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是鼓勵自主創新。如果自主創新不足，產業遲遲未能升級，企業的競爭力不足，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必將喪失自己的市場份額，或者又會回到過去依靠資源出口、初級產品出口以獲取外匯、進口必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境地，這就難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自主創新的成效既取決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取決于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激勵。人力資源政策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得到更有效的貫徹。

第六，必須不斷提高經濟質量。相對于較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環境壓力在中國顯得更為突出。中國在雙重轉型中，必須重視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1979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更加重要。經濟增長的質量高低，除了結構的優化是標志之一之外，還有另一個標志，這就是環境保護、節能減排、資源合理利用和清潔生產。

第七，城鎮化是今后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城鎮化率的提高是雙重轉型的成果，同時也是繼續實現雙重轉型的助推器。提高城鎮化率已是大勢所趨。城鎮化將是今后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和擴大內需的機會，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以較高的速度推進。

第八，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雙重轉型中，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不僅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更主要的是為了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包括調動民間資本的潛力。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關系，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是國家的方針。國家的方針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發展，它們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進而形成雙贏的格局。這既是對經濟增長最有利的，也是對社會安定和諧最有利的。

繼續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

在中國，雙重轉型的任務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發展也需要繼續，并雙雙登上新臺階。那么，改革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有沒有變化？沒有變化，仍同過去30多年一樣，繼續以體制轉型來帶動發展轉型，即繼續以改革促進發展，為發展開路。關于這個問題分三個方面來論述。

其一，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么是內生力量？這是指一種體制及其所具有的機制所發生的作用。改革就是為了清除新體制或新機制建立過程中的障礙和阻力。

什么是外生力量？這是指外界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的某種力量，它從外界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或對經濟活動進行刺激，或對經濟活動進行抑制。改革就是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預減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讓外生力量的干預削弱體制及其具有的機制所產生的自我調節作用。

到目前為止，盡管我們的改革開放已30多年，但內生力量還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來調控經濟。比如說，我國存在一種“投資沖動怪圈”的現象。從最近幾年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個單位都希望加速發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資、增加項目、增加信貸，這樣，投資加大了，項目增多了，信貸擴張了，經濟也就上去了，結果發生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發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來壓抑，地方政府感到困難，財政收入下降，產值下降，企業不振，就業也減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啟動外生力量調控，刺激經濟，恢復經濟快速增長。如此周而復始，一會兒經濟上去了，一會兒經濟又緊縮了。這表明內在的機制并沒有發揮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內在力量。

繼續推進改革，就是要完善體制，讓體制所具有的機制發生應有的作用，讓外生力量的調控成為輔助性的。

其二，階段性成果和目標模式。

從1979年到現在已30多年，我們在改革開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這些僅僅是階段性成果，還不能說已經實現了目標模式。我們的目標模式是明確的：從體制轉型方面說，我們的目標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發展轉型方面說，我們的目標模式是實現工業化，建立現代化社會，使全國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諧社會得以實現。改革要深化，發展要再接再厲，不可松懈。改革和發展都不可半途而廢。中途停止下來，可能前功盡棄。

經濟中很多問題不是靠宏觀調控可以解決的，要靠改革的繼續和深化。舉一個例子：現在出現了“社會階層凝固化”現象，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現在還不如剛改革之時。社會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是調動人們積極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現在，“社會階層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動特別是垂直流動的渠道的堵塞，這又形成了另一種現象，即“職業世襲化”。比如說，父親是農民工，兒子還是農民工，孫子以后也可能是農民工，這就是“社會階層凝固化”和“職業世襲化”的表現。這種情況要通過體制轉型才能解決，宏觀調控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

再說，城鄉二元體制至今仍未消失。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大支柱，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制，另一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制。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圍繞著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而展開，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進展，當然還有些問題有待于繼續解決。雖然城鄉二元體制在過去這段時期多少有些松動，但基本上尚未解決。

城鄉二元體制不同于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而且今后較長時間內還會存在。但城鄉二元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1958年戶口一分為二，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分開了，城鄉被隔離開來，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都不得自由遷移。這種劃分使得農民處于與城市隔絕的狀態，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大大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城市二元體制絕對不是依靠宏觀經濟調控就能消失的，所以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變現狀。

總之，階段性成果就是階段性成果，它絕對不是我們的目標模式。

其三，全盤考慮，統籌安排。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世界沒有先例，必須探索前進。當時有一種很形象化的說法，叫作“摸著石頭過河”。這在當時是對的，但現在不夠了。為什么？因為水深了，摸不著石頭了，怎么前進？假如河底的石頭分布不均勻，摸著摸著又摸回來了，又該怎么辦？

所以一定要全盤考慮，統籌安排。改革的領導者要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要有戰略家的眼光、膽識和魄力。這就是當前不少人所談論的頂層設計?，F在需要全盤考慮、統籌安排的問題很多，包括國有資本配置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金融體制如何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稅制度如何改革等。這些都要有全局性、戰略性的思考和決策。

當然，在今后的改革過程中，試點仍是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摸著石頭過河”并未過時。但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考慮，要有戰略眼光。

宏觀調控應以微調和預調為主

在雙重轉型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政府職能更應正確定位，切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認為政府是萬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場規律，不要打亂投資者、消費者、儲蓄者的正常預期，宏觀調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緊大松、大起大落；否則，會導致經濟中出現大量泡沫，經濟中的泡沫甚至會突然破裂。這些都會使經濟遭到傷害，并使公眾對宏觀調控失去信心。

經濟運行中會出現運行不正常的預兆，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終是不完全的，但通過篩選，仍會發現經濟運行不正常的預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觀調控應當重在微調，并且要盡可能少采取總量調控措施，而要以結構性調控措施為主。與總量調控措施相比，結構性調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蕩較小，效果會更顯著。

今后在宏觀調控中，除了應當重在微調外，還應當采取預調措施。宏觀調控起始時機的選擇是十分重要的。過去，宏觀調控起始時機往往滯后，宏觀調控結束時機更可能滯后。這兩種滯后都會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也會給后續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增加困難。

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政府調控原來只是以調節總需求為目標，這主要適應于對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短期調節。自20世紀70年代起，由于美國經濟發生了滯脹，單純調節需求不能解決問題，僅僅著眼于短期調節也是遠遠不夠的。于是美國在先，其他國家隨后，宏觀調控由單純調節總需求轉為需求調節和供給調節并重，由短期調節轉向短期調節與中期調節并重，以及由總量調控轉為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并重。這已經成為當前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慣用的調控方式，可供我們在雙重轉型中借鑒。

在中國，宏觀調控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沒有對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認真篩選，從而易于被各地區、各部門匯報的報喜不報憂的假象所迷惑，而經濟運行中的許多真實情況卻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這樣，宏觀調控的時機往往滯后。在今后的宏觀調控中，政府應當汲取以往的教訓，要盡可能掌握經濟中的真實情況，并把預調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預調和微調并重。

最后，還需要談一談宏觀調控中的限價政策問題。既然我們要繼續體制轉型，那就必須懂得限價政策的局限性，因為這是破壞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經濟生活中，商品價格總是相互影響的，也是互為成本的。在宏觀調控中，有時為了控制某種商品價格的上漲而采取對該種商品限價的政策。經驗表明，限價政策只能短期有效，但給經濟帶來的損害卻是不可低估的，因為限價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結構失調現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嚴重。這是因為，全部商品價格都受到管制，這是做不到的；能夠做到的，不過是對某些商品的價格采取限價措施。這樣一來，在商品互為成本的條件下，在其他相關商品的價格可以浮動時，某些商品的價格卻被凍結了，那只能使被凍結價格的商品減少供應量，使產業鏈斷裂，使結構更不協調，進而給經濟運行帶來一系列后遺癥。

資源價格的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樣的。資源絕對不可能做到無限供給，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莫不如此。中國勞動力資源雖然比較充足，但如果按年齡、技術工種、專業水平、居住地區來分類，依舊是有限供給的。所以從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角度來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場需求來制定使用和分配規則，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配額管理。但配額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隨意使用，否則對經濟運行不利。配額管理的弊病中還包括了“尋租”活動的盛行，即掌握配額分配的部門和官員易于利用配額分配的權力撈取不正當的利益，而且靠行賄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轉讓配額指標而獲利。配額不一定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條件下實行的，這將會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嚴重挫傷一些企業的積極性。

當然，資源產品的價格有特殊性，為此，應當考慮到資源有限供給的現實性。配額在這種條件下可以起到一定作用。除了要貫徹“公平、公正、公開”三原則，還應看到配額管理的長期效應，即配額制會導致雙軌價格制的長期存在，甚至會導致正常的產業鏈斷裂，扭曲結構現狀，甚至使結構失調更嚴重。對于資源產品價格不合理之處，最有效的對策是推進資源價格體制的改革。只有通過這一改革，使資源定價趨向合理，才能避免資源價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再一次證實了體制轉型在雙重轉型過程中的首要作用。

還應當強調，雙重轉型過程中，政府應當以有效管理為目標，市場應當以有效運行為目標。有效的政府是指：政府應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有效的市場是指：市場應當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凡是市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由政府去做。這樣，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就協調了。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本文節選自作者新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