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從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和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面考察了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現狀，認為我國農村市場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諸多體制障礙，還存在許多問題。正因為如此，當前我國農村發展呈現出三大悖論：收入的絕對增長與相對受損并存;生活質量的提高與下降并存；個體農民的充分發展與村莊總體的原子化并存。
市場經濟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變遷的原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農村巨變昭示：只有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三農”問題才能找到突破口，城鄉才能實現共同繁榮。然而目前我國仍然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三大要素仍不完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諸多困境，如下文將要詳細探討的三大悖論。只有在困境中求發展，在發展中突破困境，才能真正推動我國農村市場經濟向高級階段發展，進而實現農民、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
一、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現狀
考察農村市場經濟，主要在于把握三大要素的基本狀況，它們是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和政府宏觀調控體系。“通觀各國發展農村市場經濟的過程，可以發現，任何國家農村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都離不開以下三個要素:能夠準確誘導微觀經濟主體經營活動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能夠對市場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兼顧微觀經濟主體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宏觀調控體系和調控方式。這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決定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規模、方向和趨勢，體現農村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1]
(一)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是指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具有獨立利益、權利、責任、風險的各種組織和個人。它必須具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和決策權利，因而具有獨立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和平等觀念。市場主體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要素，沒有市場主體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我國農村，市場主體主要包括農戶、鄉鎮企業、個體戶與私營企業主、農村專業合作組織。
1.農戶。在自然經濟中，農業生產是以戶為單位的家庭成員在內部分工的基礎上完成農業生產。盡管要交“皇糧”或地租，農戶還是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能夠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但由于農產品的自給性，農產品并不主要用于交換，因而不是商品。農業生產不受市場影響，農戶不依賴于市場，因而農戶絕不是市場主體。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農業生產是由人民公社統一組織安排的。工分制度、口糧制度、勞動制度、戶籍制度等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之上。農民既不能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也不能決定消費什么、消費多少，當然更不能決定剩余的農產品銷售給誰、銷售的價格。農民被決定的狀態，不僅體現在農業生產方面，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如微薄財產導致的財產權利的虛無、農民身份導致的自由遷徙權利的喪失等。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農產品統派購制度的取消使農戶成為了真正的市場主體。前者實現了農民對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后者實現了農民對農產品上市的經營自主權。換一句話說，農民對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和對農產品上市的經營自主權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兩者合一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完整的農戶經濟形態。[2]制度的變革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發展迅速，在1984年徹底結束了長期以來農產品短缺的狀態。而農民在滿足合同訂購任務和自我需求之外，可以將剩余的農產品上市經營，獲取收益。而且，隨著農村市場經濟調節范圍的擴大，農戶參與市場的程度也在提高，不僅僅參與當地市場，而且在經濟活動中把眼光放在了國內的大市場，有的農民甚至直接參與國際貿易，走向國際市場。
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大多數農戶還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由于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生活，習慣了國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決策的經驗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在掌握市場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運用農業科技也受到限制。同時，農戶的經營規模太小、生產成本太高、難以與大市場接軌等。[3]特別是在當前農村優勢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的情況下，務農的任務主要由老人與婦女承擔，而他們的弱勢決定了農戶應對市場的能力有限或無視市場的需求，一部分農戶僅僅滿足口糧生產，甚至干脆拋荒。
2.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是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特殊主體。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促進并深化了農村市場經濟發育。1985年至1989年，是鄉鎮企業迅猛發展、農業出現徘徊而農民繼續增收時期。如果說包產到戶是我國農民的首創，那么鄉鎮企業又是我國農民的一大創造，在農村出現了工業化的新型微觀結構，成為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鄉鎮企業是農民集資或貸款辦起來的，國家沒有投資，因而也不受計劃限制，沒有政府條條框框的束縛。鄉鎮企業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一誕生就參與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在強大的計劃支撐下的國有企業競爭下求生存求發展。鄉鎮企業吸納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提高了農民的貨幣收入，擴展了國內市場容量，促進了橫向的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使農村市場經濟突破地域局限與部門限制，大規模向前推進。[4]
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飛速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卻普遍面臨困境。其一，產權不明與政企不分嚴重影響了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也阻礙了鄉鎮企業自身的發展壯大。其二，鄉鎮企業在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上不合理。低水平、粗加工產品多;而高尖端產品、創匯產品、深加工產品少;且主要集中在污染較重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很小。可見，當時鄉鎮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十分明顯，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嚴重。這種狀況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鄉鎮企業改制有了很大改觀，鄉鎮企業逐漸向產權明晰、產品優化、產業結構合理與環境友好型方向發展。據統計，2007年全國鄉鎮企業新增個體工商戶65萬個，安排110多萬人就業，農村能人和農民工回鄉創辦的小型鄉鎮企業達85萬家，當年全部鄉鎮企業增加值達到69620億元，上繳稅收達到7366億元。[5]但從總體上看，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個體戶與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與私營企業主是民營經濟的主體。改革開放以來，部分農民在市場經濟中捕捉商機，積極發展二、三產業，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溫州模式”和“義烏模式”。兩者的經濟背景都是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基礎薄弱，國家投資極少;兩者的原始資本積累都是主要通過個體經營者走南闖北經營所得;兩者的運行機制都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在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中，通過較為充分、自由的競爭而發展經濟。[6]
當然，由于目前稅負較重、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市場的疲軟、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吃、拿、卡、要”等因素，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還不太理想，由此導致個體戶與私營企業主這類市場主體還沒有大幅度的增長，其經營所得的大部分也沒有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要么用于投資移民，要么用于奢侈消費，廣為人詬病的“富二代”現象根源或許正在于此。
4.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迄今為止，我國已出現了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這些組織為農戶提供了產前、產中、產后的各種服務，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解決了單個農戶小生產與大市場難以銜接的困境。
但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還不發達，不能夠有效地引導分散的農戶進入市場，使農戶在進行商品生產時承擔巨大的風險，嚴重地影響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這一方面是由于農村改革不完善，傳統集體經濟產權制度在改革過程中基本上沒有被觸動，產權模糊導致了集體經濟利益的大量流失，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可能擔負起有效地組織農民走向市場的重任。另一方面，農村各種民辦的服務性經濟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不僅數量少，規模小，而且服務范圍狹窄，自我保護能力弱，在農村市場經濟中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比較有限。[7]
(二)市場體系
完善的市場體系是市場經濟運轉的基礎。市場機制要發揮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不能離開市場體系的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體系逐步完善，不僅有集貿市場，還有批發市場;不僅有現貨市場，還有期貨市場;不僅有農產品市場，還有要素市場。但我國的現實表明，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功能殘缺仍是比較突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市場經濟健康順利的發展。這里僅以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為例。
1.農產品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產品市場已有了長足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剩余農產品必須實現其價值。但仍突出地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地區和部門分割嚴重，各種農產品大戰此起彼伏，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二是農產品市場的發展主要停留于初級的集貿市場方面，批發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育嚴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產品市場化水平的提高。[8]
2.要素市場。根據發展經濟學關于農村發展的一般理論，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生產要素是土地、資金和勞動力，農村經濟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這三個基本生產要素的培育和有機地結合過程。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不論是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資金市場，還是技術市場、信息市場，都還只有一種市場雛形，運行很不規范，市場機制要素配置的合理發揮受到很大的限制。[9]
在土地市場中，一方面土地制度不完善導致農民的利益不斷地被侵犯，另一方面也使土地這種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土地分散經營，形不成規模效益，土地的使用效率低，土地的流轉不暢，土地的市場化程度低。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戶籍制度仍然起作用，對農民工仍有很多歧視性的規定，限制著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使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大量勞動力隱性失業。[10]在資金市場上，資金由于勞動力和資金的投入產出比為負值而難以進入農業生產，再加上信用社機制不活，農業銀行從農村中收縮機構，使得資金從農村市場中凈流出，農業和農民難與資金相結合。可見，目前農村基本生產要素匱乏并難以有效組合，要素市場發育遲緩。
(三)政府宏觀調控體系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只有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起來，才能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我國政府比較注重農村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確定農村經濟發展的目標，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和實現規劃的政策、措施;第二，制定相應的法規、條例，建立健全農村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并組織監督實施，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第三，搜集、整理、分析、發布農村經濟運行的信息，為農村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第四，發展農業的科技教育、技術推廣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為社會共同使用的設施、產品和勞務;第五，搞好農產品安全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政府宏觀調控還存在一些弊端:第一，從財政投資體制看具有嚴重的城市偏好，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資嚴重不足。第二，政府職能轉換未能取得應有的進展，一旦農業和農村發展出現問題及矛盾，政府或者束手無策，無力調控，或者重新啟用行政手段對農民的生產過程進行直接干預，以犧牲改革成果為代價求得矛盾的暫時緩解，結果不僅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留下了引發新的更大的矛盾產生的隱患。[11]第三，不能有效發布市場信息。2010年，含有無良炒作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攪亂了農產品市場，迷惑了農民的生產方向。如果政府能夠發布準確的供需信息，遏制惡意炒作對菜價穩定的影響，就可以減小分散的農業小生產者的市場風險。第四，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被各種風險所困擾。
綜上所述，我國農村市場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諸多體制障礙，還存在許多問題。正因為如此，當前我國農村發展呈現出三大悖論。
二、悖論之一———收入的絕對增長與相對受損并存
市場經濟發展的直接效應是農民收入增長，逐漸擺脫貧困，并積聚財富，成為有產者。但從比較的角度，我們可以發現，在農民收入絕對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相對受損。溫鐵軍認為，長期以來的經驗證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追求工業化的進程中，國家都一直在“剝奪”農民。中國也不能例外，我們在加入WTO的談判中終于承認對農業是“負保護”，每年約幾千億農村資產流出。[12]具體說來，相對受損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農產品價格與生產生活資料價格的倒掛
目前中國的農產品不僅要面臨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而且要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這對于剛剛從計劃經濟走出來的農民是殘酷而無法回避的選擇。面對市場，農民通過不斷調整農業結構來適應市場變化，其結果是，隨著農業結構調整，經濟作物、水果、蔬菜、水產品等增加很多，但供過于求，價格相對下降，農民獲得的效益并不理想。[13]有學者認為，土地規模經營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但這有三個前提條件:一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和轉移出去;二是國家對農業的補貼;三是農民掌握了現代農業生產技術。這三個條件我國目前還不具備。由于農業生產沒有收益，一方面農民的厭農情緒加劇;另一方面資本對農業生產又不感興趣，同時官方金融也從農業和農業生產領域“退出”。這樣不僅使本是緊缺的土地資源卻呈現出高度的“買方市場”態勢，而且農業生產產業化、規模化的推進也步履維艱。結果是農業生產的產業鏈難以延伸，附加值不高，導致比較收益更沒法提升。[14]
而與農產品價格相比，農業生產所必須的生產資料(如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種子等)價格上漲很快，農業比較收益微薄。除了糧食、蔬菜等農產品，農民所需的生活日常消費品都要到市場購買，這種用低廉的農產品換取高附加值的工業品，對農民而言顯然是一種逆向的不利交換。除了生活日常消費品以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也是剛性增長的，如公共設施修建維護費用的分擔、醫療衛生市場化和教育市場化使農民的醫療與教育花費大幅增加等。
(二)打工收入在平穩中出現下降趨勢
對于很多農戶而言，打工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農業勞動力缺乏從事二三產業的經驗和技術，大部分徘徊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較弱。加上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大批工人下崗，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又源源不斷，勞動力市場供需嚴重失衡，導致農民外出務工的收入停滯不前。另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經是農民非農就業重要載體的鄉鎮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也處于不利地位，農民依賴鄉鎮企業增加收入的空間越來越小。
(三)農村“空心化”導致農業發展乏力
近年來，外出的農村勞動力逐漸回流，其中有不少農民工帶著技術、項目、資金返回到自己的家鄉創業，但這一類型的主動回流所占比例非常小，大部分都是因為經濟結構的調整造成的被動回流。總體上看，農村勞動力流動仍然是以外流為主，由此導致鄉村最緊迫需求的資金、人才、知識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鄉村發展逐漸“空心化”。所謂鄉村發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鄉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嚴重匱乏，從而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15]以資金為例，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農村資金由于市場的趨利性而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從1998年至今，中國四大商業銀行撤并縣及縣以下分支機構已達3萬多家;與此同時，出于經營成本的考慮，四大銀行已經基本停止了對縣及縣以下各經濟體的貸款。據統計，目前全國郵政儲蓄存款約有2/3來自農村，加上各商業銀行開設的縣以下農村儲蓄網點，每年吸收農村資金約5000－6000億元，這些資金通過其內部運行機制全部流入了城市。[16]可見，農業由于缺乏基本的生產要素難以發展，有些農村地區(主要是中西部地區)耕地甚至大面積拋荒，農業出現下滑態勢。除了農業外，農村建設的其他方面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日漸衰敗。這讓農民覺得在農村生活無望，促使更多的人外出，農村愈益“空心化”。
收入的絕對增長與相對受損是一個悖論，但在農業比較效益差、城鄉二元格局沒有打破的情況下，又會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
三、悖論之二———生活質量的提高與下降并存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商品量增大，商品率提高，商品交換普遍化。一切皆可成為商品，這在傳統農業社會或計劃經濟時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田間地頭所有可以找到的物品，只要其使用價值為消費者認識并接受，就可以拿到市場上買賣，實現價值。商品交換一方面帶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也帶動了農民的消費，以往的稀缺商品到處可得，這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的生活內涵，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但同時我們也發現，隨著市場觀念的增強，農民變得理性而功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民生活質量的下降。
(一)互助范圍的縮小
傳統農村社會在生產、生活中素有互助之風，凡耕田種地、建房、砍柴乃至婚喪嫁娶等，全村人都互相幫忙，出錢、出物、出人力。而現在左鄰右舍甚至家庭成員的互助也被賦予價值，成為商品。某一農戶如果需要幫助，就必須按照市場化的原則，以貨幣購買勞動。過去家境貧寒還可以利用自己的力氣或是一技之長，通過換工等方式，換取別人的幫助，維持基本的生活。如今就必須到市場上去出賣自己的能力，如果年老力衰或所長之技無市場需求，則其生活就會相當艱難。即便是傳統社會濃濃的親情也讓位于經濟利益的考量，父子之間、兄弟之間甚至夫妻之間首先是利益關系，過去和睦的家庭關系因為經濟利益的牽扯日益變形以致解體。評價一個人不再主要依據其道德修養，而是依據其能力，尤其是經濟活動能力。[17]黃潤柏在廣西壯族鄉村的研究也發現了同樣的情況，“只有婚喪嫁娶等禮俗活動中的互助仍然在延續。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村民之間的交往將被以契約、競爭、平等、自由等市場經濟理性所支配。”[18]
(二)逐利中“家族的泛化”
在當今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的農村，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遷，親屬之間關系的親疏越來越取決于他們在生產經營中相互之間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維持。同時，由于合作的需要，又出現了“家族的泛化”，即姻親關系和擬似家族關系被納入差序格局。由此可見，利益正在成為決定關系親疏的最大的砝碼。原本緊緊地以血緣關系(家族關系)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變得多元化、理性化。理性全面進入農民生活，從而讓正式關系帶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時又使非正式關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則盡量將正式關系轉化為非正式關系。這就是步入現代化的中國農民對他們的人際交往和相互對待的標準的原則所作的選擇。[19]
(三)消費的農村
當下大多數農村，溫飽已不成問題，小康也在過程之中，農民的生活質量逐步提高。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一些地方奢侈攀比之風盛行，如樓房的不斷翻新、交通工具的升級換代、紅白喜事的鋪張浪費、人情往來的層層加碼、賭博成風等。相比較農業生產的衰敗，我們不禁驚嘆“消費的農村”已經出現。這種狀況主要緣自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滿足昔日匱乏的補償式消費，以往的絕對貧困使農民在有了余錢之后迫不及待地消費，以顯示自己的成功;二是非平民式的城市化發展之路使得農民無法承受定居城市的高額成本，只好在農村或附近的鄉鎮尋求歸宿;三是農村健康文化生活匱乏，政府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已十分稀少，民間公共文化活動日漸復興(主要是通過牌桌、麻將桌、宗祠、寺廟和教堂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包含不健康的因素。留守和回鄉的農民只能在消費中找尋生活的意義。因此，當下的農村生活不再是田園牧歌式的，開始變得消極、墮落、虛空。
生活質量的提高與下降是一個悖論，但在當下農村這又是活生生的現實。悖論源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但其解決卻要靠多種因素的合力。
四、悖論之三———個體農民的充分發展與村莊總體的原子化并存
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主體的成長。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們發現農民已是今非昔比，越來越具有一個現代人應有的素質。同時，我們也看到，當下大多數村莊從總體上來說已經原子化，村民之間的關系十分疏離，村莊關聯度下降，村落共同體已不復存在。
(一)個體農民的充分發展
市場經濟是農民主動選擇的，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體農民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首先，農民第一次成為獨立的主體。無論是傳統農業社會，還是計劃經濟時代，農民的生存樣態都是依附，依附于土地，進而依附于家族、地主、皇權、大隊和人民公社。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切都是被決定的。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農民不僅能夠自主地進行農業生產，還可以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鄉鎮企業，或進城務工，甚至可以利用手中的資金、技術和信息，成為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農民第一次成為了自己的主人，能夠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運。其次，農民的發展空間不斷擴展。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民守著“一畝三分”地自給自足，其活動半徑僅限于自然村落或附近的鄉鎮，去過縣城和省城的人極少。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逐步卷入不同層級的市場中去，其發展空間不斷擴展。最后，農民的眼界不斷開闊。以往我們描述農民，常常使用狹隘、愚昧這兩個詞。而現在，市場經濟已造就了一批農民企業家，他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不斷歷練，富有遠見卓識。可以這樣說，市場經濟最偉大的貢獻是造就了新一代的農民，而他們又將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村莊總體的原子化
近年來，研究村莊社會關聯的學者越來越多[20]，村莊社會關聯已成為有效解釋農村諸多現象(如農村社會治安、糾紛調解、地痞狀況、農民負擔、鄉村關系、村級組織制度狀況、農民自組織能力及狀況、農業產業化等)的理論框架。在當下大多數村莊，村莊社會關聯度下降，村莊總體原子化，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無法調用村莊內部的關系解決問題。“革命時間之后，市場經濟越徹底，村莊歷史的性質就越單純地利益化了。而一旦村莊歷史單純地利益化之后，村民之間的聯系便進一步被割斷，他們越來越成為原子化的個人，不愿參與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事情。同時，自己的個體利益與其他人無關時，其他人也不會來評說。”[21]村莊總體原子化，使得村莊輿論不再具有強大的力量，以往少見的現象(如子女不盡孝道、夫妻離婚等)已經成為農村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
可見，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使得農民日益理性、開放，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血緣、地緣關系的疏離，農村社會整合度的降低。個體農民的充分發展與村莊總體的原子化由此成為一個悖論。
總之，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是農村現代化的三個方面，我國農村發展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之所以存在三個悖論，其主要原因在于三個方面的非同步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先于城市化和市場化。因此，只有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之于農村發展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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